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着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各地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战后一片废墟的情况下，建设家园，并养活岛上的人民。
现在可以有写这本书的素材了，一九七四年，南洋联邦人口突破六千万大关，国民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四，在美苏德之后，超过了英法两国。在人们普遍赞叹南洋联邦的经济奇迹之时，南洋联邦的缔造者黄历自然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研究他的着作开始不断出现。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南洋联邦的经济奇迹是后发展效应，而后发展效应不可能永远存在，南洋联邦以后的道路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谓后发展效应，是指后发展的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往往表现出很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可以模仿和引进，而不必自己从头摸索。伴随技术引进，过去国内没有的新兴产业部门相继建立起来，产业结构同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大量劳动力由农业、传统工业等低附加值部门转向高附加值部门。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又创造了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反过来又推动了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了经济整体的迅速发展。
可以看出，历史上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经济腾飞，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是后发展效应的体现。
但是，后发展效应不可能永远存在。随着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不断缩小，可供模仿的成熟技术也相对减少，新的产业部门难以象以前那样迅速地出现和建立，需求方面的新陈代谢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快。于是，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便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需求不足、设备过剩、资金过剩等现象。而引起的后果往往是长期的经济低迷。
但依旧沿着黄历设计好的道路在前进的南洋联邦会重蹈覆辙吗？世人在拭目以待，但南洋联邦的领导层却对此充满了信心。限于南洋联邦的人口问题，南洋联邦只实行了十五年左右的固有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战后世界经济复苏的机遇下，在巧妙的争取美援后，为自己积累了财富，也招揽培训了第一代国家的科技人才。
从六十年代开始，南洋联邦便逐步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发展高科技，拓展其尖端领域的竞争力。同时，利用先发优势，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嫁到其他周边落后的国家。
时至今日，南洋联邦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已经从追赶型经济阶段过渡到自主开拓型经济。由于对国内金融市场的严厉监管，以及对金融衍生品的严格限制，也由于南洋联邦政府专门引导海外投资的机构的高效率，更由于南洋联邦国势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南洋联邦对外投资额始终保持着年均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长率。
作为沉重的历史结训，日本是一面好镜子，正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追赶时代已经，以追赶为目标建立的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以及经营思想等，正面临着深刻的调整。才会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思想和发展模式，没有注意培育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大量的过剩资本没有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相结合，而是流向房地产和股市，制造出泡沫经济。由此带来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如大量的银行不良债权，股市疲软，投资信心不足，消费低迷，巨额财政赤字等严重问题。
三十多年的苦心筹划，三十多年的经营发展，终于在一九七四年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巨大的机遇，南洋联邦将从第一次石油危机中脱颖而出，在这场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中南洋联邦将一举超越同侪，焕发出夺目的光采。
历史虽然已经改变，但中东这个火药桶的危险性却没有降低，阿以冲突在沉寂了近十年后，终于爆发了。
以色列人在两次战争失利后一直卧薪尝胆，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下默默忍耐。而美国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批以色列飞行员在美国接受训练。美国还廉价向以色列提供了四百多辆坦克、二百五十余架新式飞机，并派遣了空军人员参战督战，使以色列空军和装甲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在这个忍耐期间，以色列还完善了全民预备役动员体制，囤积了大量的装备物资。
而反观阿拉伯国家，则在战后弥漫起骄傲自大的情绪，危机能加强团结，安逸则能滋生分裂。
先说埃及，自纳赛尔总统去世后，继承他的萨达特想要推行新的政策，但却认识到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都须先克服思想上的困难，埃及的经济因为纳赛尔的公有制改革已经陷入停顿甚至倒退，而萨达特将要推行的新改革却必定会在部分埃及人里不受欢迎。况且萨达特需要一个平和安稳的环境来进行他的改革，因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存在，他也对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不感兴趣。
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则与巴勒斯坦**组织发生了冲突，因为约旦国王认为西岸地区应该属于约旦的国土，并对萨达特承诺把西岸交给巴独管理而不满，而且，因为叙利亚支持巴独，又造成约旦和叙利亚的不合。
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样也关系紧张，黎巴嫩则由于军力过小和内部的不稳定而被排除在外。
现在以色列的周边阿拉伯国家便是这个样子，而一个貌似强大的不团结的联盟是打不过一个精诚团结的看似弱小的对手的。以色列隐忍多年，终于看准时机，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向几个对手发起了突然而猛烈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