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王耶律淳的上任，场面是极为盛大且隆重。
或许是析津府内汉化更多、更重礼仪场面，不仅仅是所有的官员全都尽心尽力地操持着欢迎仪式，满城的商贾大户也都毫无怨言地张灯结彩，就连城里的市民百姓也如年节一般，自发地上街欢聚。
这让坐着马车进入城中，行进在主干大街上的魏国王耶律淳，也禁不住对于自己有了一点新认识——孤还是挺有名望与威信的嘛！要不，怎么能够得到当地民众如此地拥戴与欢迎呢？
此时挤在道路两边不断发出欢呼声的百姓人群里，两个小店主模样的人正倚在两家共用的那道隔墙两边，交流着的话语却是道出了眼下民意的真正原因。
“听说这新来的留守，便就是老留守之子啊！还是朝廷新封的魏国王！”
“可不是嘛！这位魏国王可是当今皇帝的叔叔，据说老皇帝在位的时候，还有大臣上奏推荐他当皇太子呢！”
“嘘！这个话现在可不能乱讲。其实今天只要这个魏国王能和老留守差不多，少操心、少管事，咱析津府的上上下下，日子就能好过得多。”
析津府的地方汉人大族势力稍强，汉人官员也相对多些。所以历任留守，多是皇兄皇叔，这样才能压得住地方，只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上层争斗便害得普通百姓遭殃。
而难得遇到一个佛系的耶律和鲁斡，不管理、不折腾而成就了南京道官民的福音。
相反的情况，便是当年耶律宁临时顶替接任南京道代统军使，因为一腔热血，与时任南京留守的萧得里底直接冲突，尽管他的目的是要为朝廷做事、为百姓谋福，但在政治斗争中却双被老奸巨猾的萧得里底压在底下，最终把各种事情搞得一团糟，地方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耶律和鲁斡的成功经验，理应能够传给他的儿子，而且听说这次一同上任的统军使，便是在东京道与魏国王相处融洽的汉将徐三。
这样子下来几年的南京道，总得过些安生日子吧？
百姓有百姓的想法，官员们却有着更多自己的想法。
南京道由于辖境内汉人比例大，农业人口多，许多具体官职更偏像大宋一点。这样在长期的惯性思维中，南京道官员更偏重农耕的发展，是大辽最重要的产粮区。
只是契丹贵族却一直无视这些，他们只热衷于圈地放牧，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农田被兼并、霸占、进而抛荒。耶律洪基在位之后，南京道的粮食产量一落千丈，大批农民佃户被迫卖身成为契丹贵族的马奴羊奴。
这种民众阶层的变化，无形中也摧毁了南京道的另一大发展机会：商业贸易。
原本，南京道与大宋河北路接壤，拥有比西京道更多的边境椎场。却因为大批农民，甚至中小地主的破产，购买力急速下降，境内驿道日渐荒废。
萧得里底与李宁一时，虽然有了秦刚新辟的商道，但在辽国却被他俩霸为私商，并通过天津寨大肆经营违禁的粮食与战马交易，只是肥了自家私囊，却无益于整个南京道发展。
因此，南京道的百姓越来越穷不说，就连原先日子过得不错的地方大族也发现手头的钱越来越少。各州县的田赋缩减，商税更是少得可怜。
辽国的汉官们，只稍稍懂得一点农耕经济常识：想恢复生产，必须得轻税减赋。可是眼前税赋本来就低得可怜，朝廷怎么可能同意？官吏只能听从上面要求，机械死板地进行“劝农保税”，实际上却成为了各级官吏可以鱼肉百姓的新机会。
一方面，好不容易鼓励汉民们垦地、恢复了一批新田；另一方面，经济环境的恶化让农民无以生计，被逼得只能卖田、导致田价不住下跌。最终唯有破产。
南京道的百姓只剩下最后一条路：走私！
走私的商品，不会是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只会是贵族官员们所青睐的金银饰品、白酒粮霜、海货玉石等奢侈品，大多数都是从南京道这里转手，再卖向其他地方。
事实上，走私所逃掉的税费，就是官府在正常商贸里可以收到的商税。只是走私者也无法独享这块收益，而是要拿出大部分，向地方军队以及官吏们行贿，从而加速了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
百姓民生艰辛，官府同样举步维艰。南京道的走私贸易越兴盛，辽国的官府就发现越“缺钱”！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官员，都不可能明白“贸易逆差”的概念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道理。
辽宋贸易逆差其实一直很大，但在澶渊之盟之后的近百年，之所以没有表现得太明显，得益于两点：第一就是宋每年要付给辽几十万岁币，这笔白给的巨款，被辽用来购买大量宋货，对冲掉了不少的差额；第二就是辽也有主力出口的东西，就是羊肉。宋国每年要花费巨资向辽国采购几十万头肉羊，又是平衡掉辽宋贸易差额中的大部分。
当年秦刚一力促成天津寨建立，最早是为了交易双国在明面上禁止的粮食与战马生意。后来的两地官员没那么大的胆子，慢慢回归了传统的商品交易。
这样一来，不仅原先大宋的丝绸、茶叶及瓷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而且流求那里运来的白酒、霜糖以及南洋更丰富r 商品，全都成了辽国贵族无法抵御的需求。即使流求商人同样敞开需求，吃进辽国可以卖出的大批矿产、毛皮与药材等，但也无法抵销之间的巨大差额。
所以耶律和鲁斡不问事，而当时的三司使马人望无论如何严格管理、查处贪污走私，但也无法扭转官府营收的不断下降。
尤其突出的便是：辽国的钱荒越来越严重。
本来辽朝自铸的铜钱又少又差，大家都不爱用，边境贸易只通行宋钱。大笔的贸易交易中铜钱不够用，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方式。
但是，交易商品种类多了后就麻烦了。因为卖毛皮的人未必需要白酒，就算东西愿意换了，也会因为未必等值而产生种种麻烦。
幸好在流求与倭国九州的金银矿支撑下，海商们便使用起携带方便的金铤、银铤，而它们大多都出自于颇有信誉的四海银行。
秦刚当年在高邮丁忧时，就曾让谈建带人研究并筹备发行“四海钱引”。
事实上，古人的聪明程度超乎想像：这批中国最初的金融专家们，拥有着丰富的钱庄实践经验，再加上秦刚的专业点拨，他们便迅速掌握了货币的根本含义。既充分领会到纸质货币的绝对优势之外，也弄明白了之前交子推广失败的原因：其一是官府发行缺乏规划，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己缺钱而印发，从而导致交子泛滥；其二是官府缺乏信用担保手段，在交子泛滥引起贬值时，更没有应对措施，反而共同参与了对百姓与商贾利益的掠夺。
之后秦刚因为出事而无法进一步指导，谈建只能依靠自己的实践摸索，一步步推进。
四海银行先在各地努力推广金银铤，一是建立起自身的信用，二是以它们摸清市场对大额交易的真实需求。接下来，四海钱引便以金银铤的替换券的形式出现：
商人在甲地将大批金银铤先兑成钱引，便于携带。到了乙地后，再将钱引兑换成金银铤用于交易。这种异地通兑的便利性，让商人很容易就接受了四海钱引。
之后，四海银行一方面保障钱引随时可兑成金银铜钱，同时也会在兑换时收取一定手续费。而一部分商人意识到：如果让交易对方也接受钱引的话，他们则会省下可观的手续费。
秦刚从辽阳回到流求时，先是了解到四海钱引已经得到了流求商人的普遍应用，然后更是惊讶地发现，在没有国家意志的加持、也没有成型的金融秩序保障的情况下，谈建这批最原始的金融专家们，实际上已经摸索出一套“以金银铤为储备金标准”的纸币发行方式。甚至他们还通过严谨的试验与精细管控，摸索出钱引发行数额与金银铤储备之间的安全比例系数，以确保钱引不会滥发而引起贬值的大问题！
秦刚明白，很多事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而且对货币相关的金融手段，他虽然拥有超越当下的见识与常识，但在实际运用中，未必会比谈建他们高明多少。所以，他还是放手让谈建自行负责，在那时希望他做好各种准备，等待着条件成熟后，可以将钱引推广到辽国去，从而可以发动起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货币战争”！
回到南京道的官员这边，三司使马人望对大辽国忠心耿耿，本着自己“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忧国忧民地谋划着未来。
在迎接新任留守耶律淳及统军使徐三两人的宴席上，马人望最终还是忍不住站出来，提及眼下南京道所面临的经济窘况，更提出了他的各种担心与忧虑，恳请耶律淳给予上任指示。
“此事不难，咱们徐统军不仅统领全道兵马军情，同时还是陛下新赐的集贤殿大学士，如此文武全才，必能为马司使想出纾忧解困的良策！”耶律淳呵呵笑着，将这事甩给了秦刚。
“王爷说笑了！徐某就只是个武夫罢了。只是学了几句诗词，那次只是去诗会上凑个人数，几则试题之中也是讨了点巧，更是陛下额外的恩宠，才赏了个虚名，实在是愧不敢当！”秦刚不慌不忙地谦虚着再将话题推回，“而且马司使所提之事，都是民生政事，徐某哪里敢越权，还是得听王爷的运筹指挥才好！”
“哎呀，徐统军也许不知道，这南京道与其他地方不同，边境正与那宋国相望，各处的军寨榷场，亦商亦军防。”耶律淳却是早有应对的说辞，“别的不说，这里最大的榷场，便就是南京道统军司所管的天津寨，仅此一寨，生意数量就能超过其余好几个的榷场。所以，马司使的难处，还真的要麻烦辛苦徐统军多多关注啊！”
“哦？”秦刚故作惊讶地回道，“南京道还有此事？若是如此，徐某倒是有心要去那个什么天津寨好好看看，倘若那时在能为马司使帮得上忙的话，便是当仁不让的责任！”
“徐统军果然爽快！”耶律淳立即笑道，“马司使在道内熟悉情况，不如就好好地陪着徐统军一同走一趟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秦刚也就清楚了耶律淳目前是没有什么太多底牌的。
而且他要是没猜错的话，三司使作为留守府的直属高级官员，马人望一定在此之前就拜会过耶律淳，而且以他眼下的认知，极大概率只会盯到了天津寨贸易的商税，期望能够得到耶律淳的插手。
耶律淳则滑头，既不拒绝，但没答应要直接干涉，而只是提议让他们两人一同走一趟。这样的话，他便算是帮了马人望的忙，但最终能达成什么结果，则需要其自己去谈。
秦刚同意带马人望一起去天津寨，是因为经过他与李清照的一夜长谈，对于接下来在南京道的行事方略，已经有了大致谋定。
次日，双方约定一同在析津府东门集合出发。
提前到达的马人望，向秦刚介绍了一位随他同行的年轻人：“见过徐集贤，这是下官的侄子，单名一个植，表字良嗣，一直非常仰慕大学士，想着借这次机会，能够为大学士牵马引蹬。”
而那个年轻士子赶紧上前施礼道：“学生马植，见过徐集贤。”
“马植！”秦刚心里又是一动，再联想到马人望本就出身于本地马家大族，便立刻明白了眼前之人是谁，不过他依旧还是淡淡地点点头道，“既是马司使的侄子，一起跟着见见世面也是不错的。”
马植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非同小可，对他的评价大多都是从历史的最终结局出发，将其定罪为“宋金战争”、以及“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而他本人也是在金兵直逼东京时，被宋朝廷以“兵祸始作俑者”之罪名处死。
但是，实事求是地回到当下这个时间点，就像秦刚与李清照曾讨论过的那个话题中：马植他究竟是辽国汉人中罕见觉醒的华夏精英？还是在辽末复杂社会危机下的政治投机客？秦刚此时觉得，倒是有了可以亲自查证的机会了。
马植自报了年纪，今年二十一岁，虽在伯父的督促下，通过了在析津府的科举贡试，不过最近两次都没有通过在上京的最终考试。
“读书终究是出人头地的最好出路，科举一定不要放弃。”马人望在路上也不忘教育自己的侄子。
不过，马植却并不太认可，他一昂头道：“那也不一定，徐集贤就没参加过科举啊！”
“住嘴！你岂能与徐集贤相比？他是武将出身，却是武艺超群，征战四方，为国杀敌，立功无数！但也不耽误他文采出众，神对绝句力夺春钩宴诗会魁首。”马人望直接呵斥他，“那你是文能相比？还是武能企及？”
秦刚骑马与他们并行，赶紧客气地劝道：“良嗣正值青春年少，未来前景广阔灿烂，不必拿我们这些皮末之功相比。”
“黄毛小儿口无遮拦，还望徐集贤海涵。”马人望转过身致歉。
“学生自然是敬重徐集贤的。”马植却坚持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辽国虽自诩华夏正统，承袭隋唐，但终究还是掩盖不了尚武轻文，崇夷贬汉的时弊。若不是如此，以徐集贤这样的满腹才华，何必要先做马上将军，之后才能得到天下文人的认可呢？”
“……”马人望没想到自己侄子又耿又硬，一时之间无言以对，只能先转头对秦刚不住地请罪道歉。
“马使司无须紧张，良嗣年轻气盛，这些话也是有感而发，情有可原！”反倒是秦刚回过头来安慰他。
“亏得徐集贤体谅，老夫这次把这个惹祸精带出来真是不妥啊。”马人望有点后悔，便找了个机会拉着马植远离秦刚。
不过从潞县开始，不时便有地方官员为赋税之事求见马人望，没有约束的马植便又转到了秦刚这边。
“学生平时好胡思乱想，然伯父严厉，一旦不合其意便断言斥骂，终难解其惑。今日得见徐集贤，方才感受到大学士之胸怀与博才。学生斗胆有些困惑，想在此请教。”
“行啊，但说无妨。”
“吾大辽虽尊儒重学，然儒学之源，却在中原宋国，是否说明我大辽为外，而宋方为内乎？”
马植的这个问题的确是许多辽国汉儒的共同疑惑，不过也早有人解释过的。
秦刚暂时还未确定马植这次来提问是否有人指使，所以也就谨慎地引用了标准答案：“春秋战国的齐鲁，虽坐拥天下儒学之大半，但并不影响最受鄙夷的秦国最终一统天下。而今日之辽宋已经互为兄弟之国，那便同样是天下子之一，也不排除将来有一天，兄弟合一再现大一统之中国！”
马植显然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答案，却在一时错谔之间竟然有些神往了：“那以大学士之见，是该谁合并谁呢？”
“吾辈自当多努力！”秦刚的回答既坚决又十分富有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