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善工听着啧啧称奇，没想到高仿居然也能登上大雅之堂？
“这算什么？”王老邪摆摆手，笑道：“民国35年里，仿制明清官窑瓷器有多少？其中珍品也不下万件！谁能鉴别其真赝，当时只有两个人，孙会元和师弟耿宝昌。这段仿制的历史，他们是亲身经历，是真是假，用手一掂，一敲，就知道！”
耿宝昌！
鲁善工大吃一惊，孙会元没有听过，可耿宝昌老爷子是谁？故宫最权威的瓷器鉴定大师，可谓一言九鼎！
书画当年有几个鉴定权威，徐邦达、启功、谢稚柳，号称三大鉴定流派。
首席鉴定专家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性格说，认为鉴定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即它的本质。
一个画家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问题不在于标准高低、宽严，而在于对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性格自始至终贯穿在优与劣的作品中。
老爷子本身也是知名画家，用他的话来说，鉴定就是望气！看书画的精气神！
徐邦达特别注重考证，诸如题款、题跋、印章、纸绢绫、装潢形制、着录等等，用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书画作品进行客观的研究。
如果说谢稚柳的望气具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色，那徐邦达的鉴定手法则具有系统性、可传授性，后世称为技术鉴定。
启功的书画鉴定又另辟蹊径，以学问支撑鉴定。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古典文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历史学、音韵、训诂、书法等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鉴定和文献考据方面，具有过人之处。
当时有三位老爷子在，加上一群高手，故宫书画鉴定可谓人才济济。可对于瓷器领域来说，高手不多，除了耿宝昌，还有过世的孙瀛洲，堪称大家。
“说起耿宝昌老爷子，那也是咱们琉璃厂出来的人才！”
王老邪得意道：“当年只有14岁的耿宝昌来到京城，机缘巧合进入孙瀛洲的敦华斋做学徒。孙瀛洲也来自农村，白手起家创立敦华斋，珠宝翠玉、金石、书画、文玩都做，逐渐发展到全国。”
“学徒试工期最少三年，中间不能回家，任何事情都要做。孙瀛洲对学徒要求严格，要求一定要把两只眼睛搞准，别把两只眼睛搞穷。”
“他时常给大家发纸条，考鉴定，考试不及格，该走的就走；强调立论准确，认定的就是认定的，必须三问不更色。”
“当时人们往往把明代器物误认为清代，比如明代有名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却被标为雍正。遍地都是一摞摞的雍正款，天天有人给孙瀛洲推销，十一二块钱，比其他盘子贵两块钱。”
鲁善工听完长叹口气，可惜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那时候官窑遍地是！
“学成后耿宝昌和几个师兄弟离开敦华斋，堂兄开振华斋，耿宝昌担任经理。后来因公私合营，敦华斋、振华斋都被迫关门。一时间文物市场萧条，孙瀛洲受聘于故宫，专门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耿宝昌则转行去折纸盒子。
“后来经孙瀛洲、徐邦达等前辈推荐，耿宝昌才有机会进故宫工作。孙瀛洲花十年工夫，陆续把自己多年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给故宫，就连院长都说：故宫有两大恩人，一是捐赠瓷器的孙瀛洲，二是捐赠字画的张伯驹。”
“耿宝昌初进故宫，百废待兴，大批文物等待清点。先进入修整组，即现在的科技部工作。大量从各地搜集来的文物需要修复，粘的粘、补的补。”
“每个工作组都有指标，陶瓷藏品三十五六万件，每人每天得整理250件左右。”
“那时候就算在故宫，官窑还是哥窑，往往也会看错。官窑、哥窑都产于两宋，前者一般是产自国都附近窑场的御用瓷器，后者则指龙泉窑场的产品。受历史条件所限，先辈们定级时可能并不严格，有时只是凭个人爱好。”
“计划经济时代，一级品被用来创汇。那时候没别的东西，只能靠工艺品出去换钱，所以又成立鉴定组。没有固定标准，全靠老前辈决定。”
“当时有外国公司订货，就组织鉴定组，鉴定完把东西收藏送库，好的不许卖，全凭个人业务水平来取舍文物。”
“后来国家的文物商店制定出口标准：1795年，也就是乾嘉年间及其以后的文物，才可以出售。不过这个标准也有弹性，以瓷器为例，一般民窑能出口，官窑只准在国内流通。个别有纪念意义、特殊意义的文物，即便符合标准，也不准出口。”
鲁善工听的津津有味，时不时给老爷子斟茶递水，这种见闻可不容易知道，最能了解整个时代变迁。
王老邪摆摆手，笑道：“说跑题喽，回到后挂彩，当年内务府管理着北城瓷器厂，那里积存着历代剩下没上釉没上彩的素瓷器胎。后来被古董商发现，开始在素胎上做文章。从景德镇请来绘画填彩焙烧技师，架起小窑，大量烧造旧胎后挂彩官窑瓷器。”
“所谓后挂彩，其实就是在官窑瓷器的素胎上绘画出各种图案，填上各种彩色。烧成青花瓷或是青花釉里红，青花瓷器上挂黄彩等等。”
“后挂彩的技师要求手艺好，技术高，一专多能，会画会填彩还会烧窑，可谓最尖端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