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都很玄妙，也很有意思。
就拿1990年这一年来说，对于中日两国的经济来说，其实是一个泾渭分明的重要节点。
这一年，我们的国人经历了精神解放之后的繁荣场面，进入了一个更加务实的历史阶段。
正如我们所幸看到的，进入新一轮的年代虽然也产生着许多新的问题，但共和国却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良性运转，也产生了巨大的吸纳能力。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给华夏子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祉。
九十年代开始的追求又逐渐消除着人们因价值震荡而产生的失落和乖误。
总的来看，对于自身命运的担忧对大多共和国的子民已成为逝去的历史。
至此，东方大国开始了国运兴盛的上升轨迹。
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层面，此时的共和国都如同从海里洗过澡的初升太阳一样充满希望，面对新的旅程整装待发。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对于已经依靠攀附美国的红利，兴旺发达了数十年的日本来说，这一年却是“平成不况”的开始，甚至从此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困境。
就拿房地产行来说，对于共和国，那是方兴未艾，即将勃发的支柱产业，蕴含着无数的发财机会。
即使是当下，就在共和国的海南，一场对国内前所未有的房地产投机行情已经蠢蠢欲动，有点压不住了。
然而对于日本来说，同样是1990年的10月，房地产这个在泡沫经济时期，曾经占据日本半壁江山的经济引擎，却奔赴了与东方大国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个在日本股市腰斩之后，已经成为日本国民对于日本经济最后信仰的“地价神话”，终于维持不住高高在上的地位了。
不但毅然决然的出现了崩坏噩兆，也彻底开启了日本经济的地狱困境。
潮起潮落，此消彼长。
真不知道这种奇妙的巧合，究竟是命运的刻意安排，还是经济规律的必然走向。
说起来，引发这场金融灾难的导火索，当属1990年3月份日本政府进一步控制和减少不动产方向的融资举措。
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应该归结于泡沫经济所带来严重贫富分化的恶果反噬，实际上折射出了日本有无不动产者之间阶级差别的普遍不满。
众所周知，对日本而言，1990年是以股价继续暴跌开启的。
由于日银总裁三重野康上台，日银转而实行紧缩措施，提高了法定利率，短短三个月日本股市就跌去了万点市值。
而且与此同时，日元和日本国债遭到了抛售，出现了日元贬值、股价下跌，债券降价“三重唱空”格局。
然而日本土地价格上涨的势头却并没有停止，由于金融市场的资金都去追逐土地，日本土地和房屋在这一年依旧涨幅惊人。
不但东京、大阪、名古屋、札幌、广岛这些大城市中心区涨幅继续扩大，甚至这种上涨趋势还扩散到了旅游景区和城市周边的地区。
如果以宁卫民卖出的平均价格作为标准来衡量，东京的地价在此基础上仍然上涨了百分之七。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彻底崩坏，让日本国民对日本经济的未来依旧保持信心，但同时也让大部分工薪阶层拥有蜗居的梦想破灭。
于是民怨沸腾，许多平民老百姓对于“鬼平勇戳泡沫”的现象都鼓掌叫好，在这一年中，反复呼吁政府应该进一步限制日本不动产的投机行为。
这让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承受了莫大的压力，最终迫使他不得不为了选票顺从民意，将控制地价作为自己的施政重点，下令国土厅落严格公正的土地关联融资政策。
如此一来，1990年3月国土厅一下子收紧了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公司可钻的空子，限制了不动产行业的资金动向，尤其禁止银行再借道“住专”向私人提供住宅贷款。
结果这宛如下了一剂猛药，效果斐然。
当月月底，面向日本不动产行业的贷款总额还增长了百分之十五，结果到了十月份，面向不动产的贷款总额增幅，就跌到不足百分之一的程度了。
于是乎，与日本银行一气呵成的紧缩政策相应，日本全国积弊已久的土地泡沫终于被刺破了。
从三月到十月，东京住宅用地的下跌幅度高达百分之十。
不得不说，这一举措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是相当惨烈的，远超所有人的预计。
尽管和已经腰斩过的股票市场相比较，看起来日本不动产市场下跌的幅度好像并不是很严重。
可问题是日本破裂的是经济泡沫，衰退的却是实体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动产市场已经是维系日本经济繁荣的最后一张遮羞布。
没有了土地增值带来的浮盈，日本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又该用什么来掩饰实体经济不景气的现实？
财务报表想填利润也没法填了。
十月底日本企业的三季财报全是噩耗，爆雷爆得一地鸡毛。
而且任何市场都是买涨不买跌的。
房地产一下跌，想买的人就少了，想卖的就多了。
尤其不动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不同，要想退出不是下个卖单一卖就完了。
完成一笔交易，要实地勘察，要评估，要协商，要登记，要缴税……总之要麻烦许多，不是想卖就能及时卖得出去的。
如果晚一步，是会被闷杀在里面的。
于是这就导致许多企业和个人因为急于从不动产市场出逃，而发生了踩踏。
然后好不容易开始企稳上张的日本股市，也因此成了所谓的“死猫反弹”，被连累得继续下滑，又开始了猛烈的资金出逃。
再然后，就引起了包括资金链骤然断裂，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自杀人数上升，等等且不限于此的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
完全可以说，这一次金融灾难堪称日本经济的全线崩坏，所有行业，所有市场，所有企业无一幸免。
不但影响到了日本社会的稳定，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更摧毁了日本金融市场，打破了民众对日本经济前景不切实际的乐观心理，暴露出了日本经济的脆弱性。
为此，不但日本媒体把政府有关人员骂的狗血淋头，特别是针对国土厅的土田局长，严厉尖刻的批评不绝于耳。
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也因此看清了日本制度的缺陷，不再过分地称赞日本全能的政府部门。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毕竟恶果已经造成，趋势不可逆转，一切都为时已晚，日本经济注定要在全面崩坏的道路上“高歌猛进”。
是的，这就是一场民意绑架了政治的人祸，而非天灾。
正是由于日本社会体制的局限性，才造成了日本当局在错误的时候做出了错误的举措。
常言道，术业有专攻，在危机的面前，老百姓的需求往往是不理智的情绪反应。
而西方民主制最大的弊端也就在于此，政客往往不去考虑怎样才是正确的，而是怎样讨好选民，至少也不能得罪选民。
结果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日本政府盲从于民意，所采取的激进处理方式非但没有缓解社会矛盾，解决民生问题，反而造成了已经半死不活的日本经济再度失血重创。
这还不算，由此而来的泡沫后遗症才是长期的，痛苦的，又难以摆脱的。
正如潮水退去让人们看到险峻的崖壁一般，日本经济的全盘崩坏，也将长期隐藏在日本金融界的黑暗腐败暴露无遗。
1990年夏季，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不断蓄积的贪腐行为终于爆发，一连串金融丑闻相继曝光。
野村和日兴证券卷入的丑闻涉及了企业特金账户的损失赔偿问题。
尽管这些账户并不合法，但私下却得到了大藏省的认可。
这些账户的存在暗示着日本的制度偏袒圈内人。
当股市进入下跌通道之后，这样的安排就渐渐变得不可容忍了。
跟以前一样，还是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来承担整个社会的集体罪孽。
为此，1990年6月，野村证券的总裁田渊义久在损失赔偿丑闻中被迫辞职，成为日本金融界为平息公愤而上演的第一出辞职戏。
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最赚钱的日本银行，很快，住友银行紧跟着也来丢人现眼了。
原来在素有“皇帝”之称的董事长矶田一郎的强势领导下，住友把泡沫经济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住友不但曾经大规模地扩张房地产贷款，并利用特金账户来增加收益，而且跟其前雇员经营的系满按揭公司往来甚密，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交易。
结果在房地产市场开始下跌后，因为子公司的牵连，系满公司的经营丑闻也被曝光出来，面临着涉嫌伪造画作评估、非法拉抬股价、勾结黑帮分子介入地产等指控。
住友为了保住声誉，切断与系满公司的联系，不得不付出了二十亿美元的代价。
然而祸不单行，随后，住友跟稻川会的二代目石井隆匡的关系也暴露了。
住友一家分行的经理曾说服客户贷款给石井，资助他囤积东急电铁的股票。
最终，住友银行的董事长矶田不得不承担了这两桩丑闻的责任，在1990年10月，也像野村证券的总裁一样，谢罪辞职了。
而这一系列丑闻曝光的不良后果，就是加剧了社会民众对于金融行业的不信任感，大藏省不得派专人督导对日本金融机构的账目进行清查工作。
尽管在日本这个政商勾结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清查往往形式大于内容，但一时间也一样风声鹤唳，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实体经济资金流动不足的状况。
导致许多企业的资金匮乏困境继续扩大，闹上了钱荒了。
像年初才刚刚借助股市炒作，缓了一口气的EIE集团就是这样的倒霉蛋。
说实话，尽管EIE因为高桥治则的激进策略买了太多没有意义的资产，但因为宁卫民的出手干预，他们在债务方面已经处理掉不少隐患了。
现在留下的资产都比较优质，过去一直忽略管理的海外资产也逐渐开始走上正轨盈利了，整个集团的经营情况基本已经稳定。
如果再给他们一年半载稳定的金融环境，他们是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缓缓站起来的，也不用再贱卖什么家当了。
哪怕通过股市坐庄再筹钱呢，也是一条路子。
但现实却是这样的残酷，根本没有“如果”。
就因为金融系统的丑闻，长信银行的经营也受到了相应影响，作为长信银行最大的贷款客户，EIE的账目都要过审查的关。
于是原本不算什么的事儿这时候又成了必须得赶紧补救的漏洞，随之而来的就是就是要从公司抽血，赶紧筹措一部分资金，还给银行。
而且股市跌成这样，民众已经毫无信心，东京交易市场近似于停业状态，他们也没办法通过坐庄再捞钱了。
说白了，哪条路都给堵上了。
此时的EIE就宛如刚刚摔了一跤从地上爬起来的人，结果莫名其妙又被身后冲过来的一辆自行车给撞到了，要多郁闷有多郁闷。
而EIE的董事会在经过开会讨论之后，都认为只能再走变卖资产套现这条路，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可卖些什么呢？
又把资产卖给谁呢？
一时间，接下来的两个问题似乎成了大家彼此扯皮的聚焦点，又让许多人发了愁。
因为依照惯例，他们肯定优先选择日本的关联企业。
关系好，信得过，私人关系也会因此有所增益。
可现在日本的经济完蛋了，谁家也没有余粮。
都别说卖个好价格了，人家肯不肯买本身就是问题。
董事会几个成员给自己相熟的关系，依次打了几个电话，情况不容乐观，连一个真正表示感兴趣的人都没有。
要是卖给外国财团呢？
当然也可以了。
只不过趁火打劫也是必然的。
尤其EIE集团创建于1970年，是个经营历史比较短暂的公司，之所以发展这么快，都是因为高桥治则野蛮扩张的原因。
他在当时拿到这些股权的时候，没少得罪人，现在要说卖，找外国人询价，甚至去找这些次产原主人询价，那属于主动给别人报仇的机会。
想一想，都会让人不寒而栗，谁愿意替高桥治则承担这样的报应啊。
于是一来二去，看似偶然，却实则必然的结果出现了——宁卫民成了EIE董事会一致认可的不二人选。
“宁会长是我们最合适的交易对象。他做人很有信用，不会骗我们，应该也不会过分压低我们的价格。关键是他手里有钱，他应该有很多的现金，应该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同意，而且他的主要业务和我们没有太多竞争，他对我们在欧美的资产也没有觊觎。我们把资产卖给他，不会培养出一个敌人来。阻挡我们未来的路。”
“话是这样说没错，可业务没有重合，也就意味着他对我们的资产兴趣不大。”
“难道真的要把银座的那两栋大楼卖给他吗？我记得宁会长上次还专门问过我们这件事。那可是银座啊，真卖掉了，也许以后我们就再也买不回来了……”
沉默了许久，会议室所弥漫的郁结的氛围，终于还是被董事会的首脑——来自长信银行的田中重彦打破了。
“不，既然宁会长是个华夏人，那么还有一个东西，他多半会感兴趣。找人联系他吧，告诉他们我们可以出售的资产表又有了新的商品——港城丽晶酒店……”
“什么？丽晶酒店？我记得那可是高桥当初花了两年时间才好不容易搞到的优质连锁酒店资产，港城的这家，算是利润相当可观的一家高档酒店。”
“但毕竟不如银座的大楼，对吗？你们几个要清楚，我们只有卖给他，才有可能保下其他资产。否则，还会有更多的损失。”
“这么说也对，那我们开价多少？高桥当初可是花了差不多一亿一千万美元才买下来的。我们多多少少总要赚一点。”
“我当然清楚这点，告诉宁会长，我们的出价一百八十亿日元。这是最终价，不接受议价。如果他感兴趣，我们希望能在一周之内签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