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升迁
庆复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了他快速升迁的仕途之路。雍正五年（1727年），他承袭了父亲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并随即被授予散秩大臣之职。这表明了皇帝对他家族背景的认可和个人能力的信任。不久之后，他又被提升为銮仪使，并且兼任武备院的事务，这意味着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雍正七年（1729年），庆复再获晋升，成为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他更是成为了正蓝旗汉军都统。这样的晋升速度，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也足以证明他在朝堂上的地位日益稳固。
雍正九年（1731年），庆复被列入议政大臣名单之中，这标志着他正式进入了清朝的核心决策圈。而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庆复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并且还署理刑部事务，随后又调任户部。这一系列的调动表明，他已经成为了皇帝处理政务不可或缺的人物。
雍正十二年（1734年），庆复再次获得重要职务，被任命为领侍卫内大臣。这一职务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涉及到宫廷内部的安全，还往往意味着拥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权。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随着乾隆帝即位，庆复被委以重任，代替平郡王福彭成为定边大将军，前往北路打击准噶尔叛军。此次任命，显示了乾隆帝对庆复的信任与倚重。
乾隆元年（1736年），在庆复的指挥下，准噶尔部向清廷求和，使得战事暂时平息。庆复利用这一时机，向乾隆帝提出了一系列稳定边疆的建议，包括在沿边地区设立卡伦，并且安排专人管理，以确保边境的安全。他还组织了蒙古各部落的兵马，加强了西北方向的防御力量。这些措施有效地维护了边疆稳定，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
同年九月，乾隆帝召回庆复，并授予他署理吏部尚书的职务，同时让他兼管户部和刑部的事务。这表明了庆复在乾隆初年已经成为了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乾隆二年（1737年），庆复开始转向地方治理，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在他的任期内，他积极履行职责，不仅弹劾了贪腐的江西巡抚俞兆岳，还根据江南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将征收粮食的方式从麦子改为稻米，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采纳，显示了他对地方治理的理解和灵活应对的能力。
二、总督云贵
庆复在两江总督任上不久即被调任云贵总督，这表明了他在处理地方政务方面的出色表现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认可。乾隆四年（1739年），庆复被加太子少保衔，这是对他能力和忠诚的进一步肯定。
在云贵总督任上，庆复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积极地投身于地方治理和发展之中。乾隆五年（1740年），他向朝廷提出了一份关于云南水利治理的奏折。他指出，云南地区有许多河流，如南汁等六河，这些河流对于农业灌溉至关重要，但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如山区河流水流不稳定、沙石堵塞河道等问题，导致河水无法持续有效地灌溉农田，甚至时常引发河堤决口的灾害。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庆复请求朝廷批准对这些河流进行综合治理。乾隆帝阅读奏折后，对庆复的主动作为表示赞赏，并给予了嘉奖。
除了关注水利建设，庆复还致力于解决云贵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云南、贵州、广东、四川四省交界地带，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如瑶族、苗族等。这些民族之间的土地纠纷频发，导致了许多案件积压，难以得到及时解决。庆复深入调研了这些地区的情况，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例如建议以昭阳关作为云南和广西之间的分界线，以此明确两地的管辖范围。对于云南与四川之间的金沙江边界争议，他也提出了尽快解决的建议。清廷对此高度重视，指示军机大臣迅速商议并实施相应的措施。
此外，庆复还注意到经济领域的问题。他提议在省城增加十个铸钱的火炉，并在临安地区增设五个铸钱炉，以满足当地货币流通的需求，并拨付饷银用于支持铸造工作。同时，他还提出了开发姚州盐井的计划，以及鼓励南安州地区招募农民进行土地开垦的建议，旨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移督别地
庆复在云贵总督任上的成绩显着，很快他就被调任为两广总督，这表明了他在地方治理方面的能力得到了乾隆帝的进一步肯定。在两广总督任上，庆复继续展现出了他作为地方官员的责任感和正义感。
上任不久，他就发现广东海关监督郑伍赛存在敲诈勒索的行为，立即上书弹劾。经过朝廷调查，郑伍赛的行为被证实属实，按照法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此举不仅彰显了庆复坚持正义的原则，也为肃清地方官员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作出了贡献。
在两广总督任上，庆复同样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意识到海南岛地理位置特殊，岛屿四面环海，中间有五指山，自古以来便是黎族人的聚居地。因此，他建议在该地区设立义学，以便贫困家庭的子女能够接受教育，并且为当地读书人提供应试的机会，同时设立专门针对黎族人的录取名额，以保障他们在州县中的代表性。这一建议体现了庆复对边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关注，有助于推动当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乾隆八年（1743年），庆复再次向朝廷提交了有关广西东兰州的治理建议。东兰州自雍正初年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但当地环境恶劣，道路崎岖，百姓运送粮食到此地十分不便。为此，庆复建议将驻地改设在距离目的地一半路程的三旺，减轻百姓负担。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显示了庆复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务实态度。
不久之后，庆复又被任命为川陕总督。面对郭罗克土番地区频繁发生的“夹坝”（即劫掠）事件，庆复果断采取了措施。他下令捉拿并处决了土番首领林噶架，以此震慑了当地民众，恢复了社会秩序。同时，他推行了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的政策，鼓励当地的贫困家庭学习耕作技术，并允许他们在特定的时间段外出打猎，以补充生活所需。此外，还在西部重要的关隘设置了报信的士兵，确保了信息的及时传递，并安排松潘的总兵每年定期巡视，驻扎在阿坝地区，以增强当地的治安管理。
四、进剿西南
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庆复面临了一个严峻的挑战：驻防台站的官兵在回营途中遭遇了瞻对地区“夹坝”的抢劫事件。这一事件的背后，是下瞻对土司班滚对其部下行为的放任，导致了当地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鉴于此，庆复决定采取行动，上书请求朝廷批准出兵进剿，并且命令与瞻对相邻的土司们在各隘口堵截防御，防止事态蔓延。
乾隆帝深知维护通往西藏的道路畅通无阻的重要性，这对于清朝控制西藏具有战略意义。因此，他同意了庆复的请求，并下令进行彻底的清剿行动，力求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六月，庆复联合四川巡抚纪山和提督李质粹一同上书，请求朝廷派兵进剿瞻对。乾隆帝指示三人共同商议作战策略，确保行动万无一失。随后，庆复指挥军队展开攻势，李质粹率部进驻东俄洛，控制住上下瞻对的主要通道；夔州副将马良柱则率南路军从里塘出击；松潘总兵宋宗璋率北路军从甘孜出发；建昌总兵袁士弼则率领中路军从沙晋隆进攻。四路大军齐头并进，向上 下瞻 对 发 起进攻。
班滚在压力之下试图向清军投降，但庆复并未接受他的请求。与此同时，乾隆帝授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并让他继续留在当地担任总督一职，表明了皇帝对其工作的肯定。
乾隆十一年（1746年）春，庆复率军进驻东俄洛，并上奏乾隆帝，弹劾李质粹贻误战机，同时也弹劾袁士弼主张招降。结果袁士弼被剥夺官职，但在军中戴罪立功。庆复率军从东俄洛转战灵雀，并在当地聘请了明正土司汪结及归降的骚达邦、俄木丁等人作为向导。部队使用皮船穿越茹色江，攻破了敌方十余个关卡，逐步逼近如郎，最终攻陷泥日寨，并围困多日，将敌军的碉楼焚毁。
在此过程中，李质粹附和庆复的说法，称班滚已被烧死，并描述了在火光中看到番司头目自缢的情景。庆复询问众人意见后，俄木丁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物品，声称这些是班滚的遗物。基于这些证据，庆复急切地向乾隆帝报告班滚已死的消息。
然而，乾隆帝回忆起之前庆复的报告，提到班滚可能逃往了沙加邦河，并被当地的土寨头目姜错太收留。因此，乾隆帝告诫庆复不要让班滚的余党逃脱，以免留下隐患，并提醒他不要被敌人的诡计所迷惑。同时，乾隆帝加封庆复为太子太保，以表彰他在此次战役中的贡献。
五、获罪自尽
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地区爆发了由土司莎罗奔领导的叛乱。面对这一危机，乾隆帝任命张广泗为新的川陕总督，并且将庆复召回京城，让他进入内阁处理政务，同时让他兼管兵部，以期借助庆复的经验和能力来应对新的挑战。
然而，就在庆复被召回京城不久，张广泗上奏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班滚并未如先前庆复所报已经死亡，事实上他依然藏匿在如郞地区。这一消息直接揭露了庆复之前的报告存在严重失实。更令人震惊的是，庆复竟然找到了班滚的儿子沙加七，并将其更名为德昌喇嘛，让他居住在班滚的大碉楼内，假称是经堂的一部分，以此来掩盖真相。
乾隆帝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庆复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严重的欺君罔上之举。他立即下令剥夺了庆复的所有官职，并要求等待进一步的治罪。与此同时，钦差大臣、尚书班第也向乾隆帝汇报说，清军虽然攻克了如郞，但班滚早已逃走，清军只占领了一座空寨。
面对如此严重的失职与欺骗行为，乾隆帝决定彻查此事。他首先逮捕了李质粹，并将其送入刑部大狱，随后传唤宋宗璋与李质粹对质。在对质过程中，李质粹承认他曾上报过班滚被烧死的消息，但实际上并未亲眼见到班滚的尸体。他进一步承认，后来得知班滚可能藏匿在当地山洞时，并未将这一信息告知庆复，也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乾隆帝对庆复的处理非常严厉。他下令将庆复逮捕，并将其投入刑部大狱，同时命令军机大臣一同审理此案。最终，庆复因“贻误军机”之罪被判处死刑。考虑到庆复的身份和过去的贡献，乾隆帝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九月，赐予庆复自尽，以此作为对他欺瞒朝廷、贻误军机的惩罚。
结语
庆复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关于权力、责任以及个人命运的故事。从一个家族荣耀的继承者到帝国的重要决策者，再到最终因为一次军事上的失败而走向末路，庆复的经历反映了清朝官僚体系下的复杂性及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他的生涯不仅是个人能力与机遇交织的结果，更是时代背景与个人选择共同作用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