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仕途起步：从知府到巡抚
吴振棫的仕途起步可以追溯到他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中进士之后。当时，他被选拔为庶吉士，这是清朝选拔优秀进士担任的重要预备官员职位，意味着他有可能进入皇帝身边服务，为将来担任高级官员打下坚实的基础。不久之后，吴振棫被授予编修一职，这是一项涉及文献整理、编纂的重要职务，表明他在学术上也有一定的造诣。
吴振棫的首次出仕是在云南，他被任命为大理知府。大理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的位置，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同时也是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担任大理知府期间，吴振棫需要处理繁杂的行政事务，包括维持地方治安、推动经济发展、处理民族关系等问题。这段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也为他后来的升迁奠定了基础。
随后，吴振棫的职业生涯不断上升，他先后担任了山东登州、沂州、济南以及安徽凤阳等地的知府。这几次调动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了解各地不同的治理难题。在每一个任职地点，吴振棫都以其务实的态度和有效的管理能力赢得了当地民众和上级的认可。
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政绩之后，吴振棫被提升为山东登莱青道，这是一个更大的行政区划，包括了今天的胶东半岛一带，职责范围更广，需要协调的工作也更多。接下来，他又担任了贵州粮储道，这是一项涉及粮食储备和运输的关键职务，直接关系到地方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吴振棫在这个岗位上的表现同样出色，他有效地保障了贵州地区的粮食供应，帮助解决了当地的粮食问题。
随着能力的不断提升，吴振棫又被委任为贵州按察使，这是一个负责司法监督的重要职务，显示了朝廷对他能力的信任。在贵州按察使任上，他公正执法，努力维护法律的尊严，为当地的社会秩序做出了贡献。
之后，吴振棫又担任了山西和四川的布政使，这两个职位都是省级别的行政长官，负责管理一个省份的财政、民政等工作。
二、云南平乱：以智谋稳定边疆
咸丰二年（1852年），吴振棫被提拔为云南巡抚，正值云南地区面临严重的社会动荡。当时，云南境内的民族矛盾尤为突出，特别是回民与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波及到了云南，使得原本已经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振棫肩负起了稳定云南的重任。
吴振棫上任之初，云南境内的寻甸、东川等地回民发动了起义，这些地区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的刺激，导致了局部的武装反抗。吴振棫深知，仅靠武力镇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措施来应对这一危机。
首先，吴振棫派遣精干将领前往前线指挥作战，迅速平息了寻甸、东川等地的回民起义。在战斗中，他注重策略，避免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发生。同时，吴振棫还密切关注广西叛军侵入云南边境的情况，及时调整兵力部署，确保了边境的安全稳定。
然而，吴振棫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军事胜利。他认为，只有解决了民族间的深层次矛盾，才能真正实现云南的长治久安。因此，在军事行动的同时，吴振棫还积极推动民族和解工作，试图通过对话和调解来缓解民族间的紧张情绪。他鼓励地方官员与各族人民进行沟通，听取他们的诉求，并尽力解决实际问题。
咸丰四年（1854年），吴振棫虽然被调往陕西担任巡抚，但由于云南局势依然复杂，他尚未离任就被任命为临时的云贵总督。在新的岗位上，吴振棫继续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应对贵州兴义、普安等地的叛乱。他深知，贵州的局势与云南紧密相连，只有两地共同稳定，才能确保整个西南地区的安宁。
在处理贵州的叛乱过程中，吴振棫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战略。他不仅加强了对叛军的军事打击，还注重分化瓦解敌人内部的力量。在遵义被围的情况下，吴振棫指挥军队巧妙地运用战术，最终成功解除了遵义的围困，并在石阡葛庄司一举擒获了叛乱首领杨凤先。
三、总督任内：汉回冲突中的平衡者
咸丰七年（1857年），吴振棫被调任为云贵总督，面对的是云南汉回两族之间长期累积的矛盾，以及由于内地战事频发导致的协饷短缺问题。云南的回族与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回族的叛乱活动频繁发生，给地方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吴振棫深知，云南的局势错综复杂，仅凭武力镇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提出“先剿后抚”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军事手段打击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则通过政治手段来安抚民心，争取早日实现和平。然而，他也意识到，云南的问题远比想象中更为棘手，仅仅依靠几千兵马和数十万银两是无法解决的。
在这一背景下，吴振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云南的局势。首先，他强调了公平原则的重要性，认为在处理汉回两族之间的矛盾时，必须做到公正无私，这样才能赢得双方的信任。其次，他主张通过恩威并施的方式，一方面坚决打击那些顽固不化的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则给予那些愿意回归正常生活的回民以出路，让他们感受到政府的诚意。
为了稳定省城昆明，吴振棫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深知，省城是云南的政治中心，只有这里安定下来，才能更好地辐射周边地区，逐步化解各地的矛盾。
四、改革措施：改善民生与治理
吴振棫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不仅致力于军事上的平叛，还非常重视地方经济和民众生活的改善。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在民生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稳定和发展。
在盐税制度改革方面，吴振棫发现原有的盐税摊派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传统的摊派制度导致了沉重的税负，且容易滋生腐败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吴振棫提议实行招贩制度，即先征收盐税，然后再进行盐业交易。这样不仅可以保证税收的公平性，还能提高效率，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这一改革措施实施后，受到了百姓的广泛欢迎和支持，因为这不仅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还促进了盐业市场的健康发展。
除了盐税改革之外，吴振棫还特别关注云南内部的团练问题。在其他省份，团练通常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防御力量，用于保护乡里不受外来侵扰。但在云南，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团练的作用却常常适得其反。黄琮、窦墉等人在云南组织团练，本意是为了增强地方的防御能力，但实际上，这些团练组织的存在反而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演变为一种负担。
吴振棫认为，云南的团练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他向朝廷建议，撤销黄琮、窦墉的职务，并削减不必要的团练开支。他意识到，过度依赖团练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还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失去对局面的有效控制。因此，吴振棫主张加强对团练的管理和约束，确保它们在必要时能发挥作用，而不是成为地方秩序的破坏者。
五、晚年生活：退隐后的贡献
同治元年（1862年），吴振棫因身体状况不佳，主动请求辞去了云贵总督的职务。他选择前往山西，陪伴并照顾在那里任职雁平道的儿子吴春杰。虽然离开了中央政府的核心职位，但吴振棫的声望和影响力并未因此减弱。相反，他仍然受到朝廷的高度信任和重视。
即便是在退居二线的状态下，吴振棫依然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同治年间，黄河的防御工作至关重要，因为黄河泛滥不仅会带来严重的水灾，还会对沿岸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为此，朝廷指派吴振棫与当时的陕西巡抚英桂共同负责黄河的防御任务。这不仅是对他过往政绩的认可，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肯定。
吴振棫在处理黄河防御工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他与英桂密切合作，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防御措施，以防止黄河泛滥对当地居民造成更大的损失。通过加强堤坝建设、清理河道以及建立预警系统等一系列措施，吴振棫和英桂共同努力，确保了黄河沿岸的安全。
除了黄河的防御工作外，吴振棫还被要求前往陕西协助处理军务。陕西作为西北地区的重要省份，面临着复杂的安全形势。吴振棫在陕西的军务工作中，继续展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战略眼光。他积极参与军事决策，协助当地官员加强边防建设，提高军队战斗力，确保了陕西地区的稳定。
吴振棫在晚年的生活虽然远离了中央的繁忙政务，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官员的责任和使命。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这些努力，不仅赢得了朝廷的认可，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终，吴振棫在同治十年（1871年）逝世，享年78岁。根据史料记载，朝廷按照惯例给予了他相应的哀悼和抚恤，这是对他一生奉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