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出茅庐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4日，盛宣怀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龙溪（现今常州市钟楼区五星乡盛家湾村）。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清朝晚期，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频发。盛宣怀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但他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且重视教育的家庭中，这为他后来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地区，盛宣怀一家为了躲避战乱，先是逃往江阴长泾镇，随后又辗转到了盐城避难。在这个过程中，盛宣怀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生活的艰辛。此时，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正在湖北担任粮道，得知家人安全无恙后，立即派人将他们接到湖北安顿下来。
同治元年（1862年），盛宣怀与董氏成婚。这一年，盛康升任湖北盐法道，面对四川与淮北两地因争夺盐引地而产生的长期僵局，盛宣怀提出了一项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即允许川盐与淮盐并行销售，这一提议最终解决了两地之间的矛盾，展示了盛宣怀在处理复杂事务上的初步才能。盛康深受启发，更加鼓励儿子学习实用的知识和技术，以备将来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
在盛宣怀的成长过程中，湖北巡抚胡林翼和严树森都是当时着名的经世致用派人物，他们的治政风格严格且高效，对盛宣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盛宣怀不仅学习到了如何治理地方，更树立了自己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的理想。
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与其弟弟一同回到武进县参加童子试，并成功通过考试，成为了县学生。这次经历增强了盛宣怀的信心，也为他未来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次年（1867年），盛宣怀的祖父盛隆去世，盛康带着家眷返回家乡办理丧事。在这期间，盛宣怀参加了乡试，但遗憾落榜。盛康在守孝期间，全心投入家族事务，如设立义庄、增加祭田、修建义学、修订家谱等，盛宣怀也积极参与其中，协助父亲进行规划和管理。
二、协办洋务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进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正式开始了他的洋务生涯。李鸿章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盛宣怀在李鸿章手下表现出色，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仅仅一年之后，他就被提拔到了相当于知府级别的高位，显示出了其出色的办事能力和领导才能。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委任盛宣怀负责湖北煤铁矿务，这是盛宣怀涉足矿业的开始。次年（1876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了“开采湖北煤铁总局”，并聘请了英国矿师郭师敦来勘察湖北境内的煤铁矿藏。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人员的帮助，盛宣怀及其团队于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发现了大冶铁矿。同年十一月，盛宣怀亲自前往黄石港，与大冶知县林佐等人一同详细勘查铁山的土地情况，并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了部分土地的所有权，计划在黄石港东吴王庙旁设立炼铁厂。但由于资金问题，这一计划未能得到李鸿章的批准。
光绪五年（1879年），盛宣怀担任天津河间兵备道，进一步积累了行政管理经验。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他被派往广东处理沙面事件，并暂时担任天津海关道的职务。此后，盛宣怀在多个重要职位上任职，包括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光绪十二年（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等。在此期间，他还独自经营了烟台至旅顺的客货海运业务，扩展了航运业务的范围。
光绪十五年（1889年），盛宣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张之洞决定将原定在广东建设的炼铁厂迁至湖北，盛宣怀主动提出愿意将之前在大冶购置的铁山矿提供给张之洞使用。在盛宣怀的建议和支持下，张之洞最终在湖北建立了汉阳钢铁厂，并开办了大冶铁矿，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机械化大规模开采的矿山诞生。
除了在实业方面的贡献，盛宣怀也非常注重教育和慈善事业。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在烟台设立了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致力于帮助贫困人群。而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又奏请朝廷设立北洋大学堂（即今日的天津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平步青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盛宣怀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年，他被授予四品京堂候补，并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同时获得了直接向皇帝呈递奏折的特权。盛宣怀接办了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并在上海创立了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为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贡献了力量。他的这些成就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被授予太常寺少卿衔，这标志着他在官场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外滩开设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由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对于促进当时的金融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还与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签订了铁路借款合同草约，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引入了外资。年底，盛宣怀被补授大理寺少卿衔，这表明他在官场上的地位日益稳固。
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于他在保护东南地区免受义和团运动影响方面表现突出，被赐予太子少保衔，彰显了朝廷对其工作的高度认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盛宣怀晋升为正二品的工部左侍郎，这是对他多年来致力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认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国的医疗救护和社会救助事业奠定了基础。同年，他还将手中的铁路大权交给了唐绍仪，这一举动被视为交通系势力崛起的开端。同年7月，盛宣怀获得御赐在紫禁城内骑马的荣誉，这是对高级官员的一种特殊待遇。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盛宣怀奉召进京，次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国家交通运输领域的影响力。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了应对汉阳铁厂因日本控制而无法盈利的问题，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成立了“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并将运营模式改为完全商办，他自己则被推选为公司总经理。此举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并通过广招股东来筹集扩大生产所需的资金。
进入宣统元年（1909年），盛宣怀认识到航运业对于商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在南洋公学增设航政科，并开办了航海专业，这一举措为后来的大连海事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奠定了基础。
然而，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随着袁世凯被免职，盛宣怀得到了重用，并升任邮传部大臣。他提出的将各省自行建设的铁路、邮政统一归中央领导的建议，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一措施激起了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等地的强烈反对，导致了保路运动的爆发。盛宣怀下令各地采取强硬措施进行镇压，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导火索。
四、革职逃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成为辛亥革命的起点。这场革命不仅终结了清朝的统治，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这样的背景下，盛宣怀作为邮传部大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起义发生后，盛宣怀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一方面试图请袁世凯出山以稳定局面，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了自己因为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而遭受的广泛谴责。这一政策被认为是导致四川等地保路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进而成为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被革职，并被命令永远不再任用，随后他不得不离开北京，移居大连以避风头。然而，形势并未因此而好转，盛宣怀最终逃亡至日本神户，寻求庇护。
民国元年（1912年）初，盛宣怀在日本期间了解到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急需军费支持。为了重新获得政治地位，并试图弥补自己在国内的不利处境，他利用自己在日本的关系网络，与日本的财团进行了秘密谈判。盛宣怀希望通过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方式，为新政府筹集资金，并借此恢复自己的声誉。
1912年2月12日，盛宣怀与日本的三井和正金财团分别在神户和南京签订了两个性质相同的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根据这些协议，盛宣怀从日本正金银行提取了300万日元的借款，其中一部分资金通过三井洋行转给了南京临时政府，大约为250万日元。这笔款项对新生的民国政府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支持，但在当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消息一经传出，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人们担心这种“合办”方式实际上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特别是担心日本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中国产业的控制。民众的压力迅速增大，要求废除这些协议的声音越来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在强大的民意面前，不得不同意废除这些草约，并辞去了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五、受邀回国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30日，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盛宣怀收到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邀请，从日本返回上海。尽管此前他曾因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而被革职，并逃亡日本，但此时的盛宣怀仍然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影响力。他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的事务，显示出他在经济领域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民国二年（1913年）5月，盛宣怀再次被任命为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重新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根据宣统元年（1909年）第一届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盛宣怀着手扩大汉冶萍公司的生产规模，尤其是扩建大冶铁厂。为了筹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盛宣怀于同年12月2日与日本制铁所和横滨正金银行签订了五个合同。根据这些合同，汉冶萍公司以全部财产作为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其中900万日元用于大冶铁厂的建设，另外600万日元用于偿还先前欠日本的债务。合同规定，汉冶萍公司将在未来40年内向日本提供1500万吨头等矿产和800万吨生铁作为偿还债务的方式。
这些合同的签订虽然为汉冶萍公司带来了急需的资金，但同时也意味着公司必须接受日本的管理和技术指导。合同还规定聘请日本人担任公司的最高工程顾问和最高会计顾问，这使得日本制铁所在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安排虽然短期内缓解了资金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它削弱了汉冶萍公司的自主权，并逐渐使其陷入了依赖日本的局面，最终导致了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的衰落。
民国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因病逝世。在他去世之前，他立下了遗嘱，决定将其一半的家产捐赠给慈善事业，显示出他晚年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与贡献。盛宣怀的夫人庄氏为他举办了极为隆重的葬礼，耗资高达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今吴江路）一路延伸至外滩，场面壮观。为了确保葬礼顺利进行，租界当局甚至实施了交通管制措施，可见盛宣怀生前的影响力及其逝世后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