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钝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苏松等处积欠的赋税，要是真能追比，别说全部，就是一部分，也足够军需了，但是追比苏松等地的赋税，从大明开国时候就在做了，历代皇帝，不知道派出了多少能臣干吏，前往苏松，但是真的能追比赋税回来的，少之又少。
国朝至今，仅有两次苏州成功的追比了积欠。
洪武十九年，苏州府遭逢天灾，农业歉收，逋赋危机较往年更为严重，然而来自上峰的催征压力却丝毫未减。知府王观遂另辟蹊径，采取怀柔手法，力促富户输粮代偿。
永乐年间的知府汤宗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但是能否复制他们两位的事情呢？恐怕不行。
这样的权宜之法虽然效果明显，但在实际中却难以为继。首先，知府们既为朝廷命官，当以法令行事方能服众立威。虽然谕富济贫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但在法律上却无法找到合理性依据，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难久。
其次，自愿或者受迫的富户并不具有无限的代输空间。他们与知府之间已知仅有的两次合作均发生在天灾频顿之时，此时若任由佃民因赋无出而弃地流离，致使田无耕者，地无佃人，势必将影响到富户的切身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富户应谕代输从长远来看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但逋赋问题连年皆有，不特天灾之时， 也不独苏州一府之事，富户代输的能力和意愿都是极其有限的，知府们显然无法屡兴此例。
所以徐阶说道：“方司农，苏松积欠，岂是短时能解决的问题，眼下备倭事大，官军嗷嗷待哺，不赶紧协济军饷，何以御倭？”
徐阶的潜台词也很明确，苏松的积欠赋税确实很多，可是你方钝能把钱收上来吗？显然不行的，人家凭本事欠的，凭什么给你啊。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前方急需军饷，当然只能协济摊派了。
方钝还是不同意，他说道：“东南本来富庶，现今东南都无力承担的，他处何以承担？”
严嵩作为首辅，当然要出面调停此事了，严嵩当然知道苏松等处的积欠，但是那是累朝以来积累的东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 ，眼下东南军兴，急需军饷，这是立马要解决的问题。
协济已经是必然的事情，只是协济多少的问题，严嵩说道：“不如照中枢之例，三七分例为宜，诸位以为如何？”
严嵩所说的三七分例，是中央层面的财政协济的原则。是指拥有财政自主权的户部、兵部、工部各自承担某一大规 模支出的三成或七成，根据不同情况，主要有户七兵三、户三工七、户七工三几种分配方案。
严嵩的意思就是效法这一例子，在其他各省协济东南军饷的问题上，一样使用这个原则，严嵩说道：“东南毕竟富庶，况且倭寇猖獗，对东南危害最大，东南承担七成，其余三成由各省协济可也，诸位以为如何？”
其实方钝也知道协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毕竟嘉靖都已经点头的事情，他一个户部尚书，又怎么能变更此事呢？但是他肯定要争取东南自己承担大部分军费，其他各省分摊小部分，这样对于自己家乡的影响最小。
徐阶说道：“三七分例，未为不可，然其他地方拖欠协济，如之奈何？”
这话激怒了方钝，他说道：“协济本就是以己所受害，分害于人，徐阁老还未协济，就想着怎么追比积欠了。有这等远见，为何不去追比苏松的积欠？”
方钝的话把徐阶说的脸红，但是还就无法反驳，苏松积欠，确实是全国最多，这点举朝皆知，徐阶也没办法反驳。
但是协济积欠也确实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财政宽裕部门亦陷入财政危机，受协部门依旧源源不断地从承协部门攫取各项资源，承协方只得拖欠协济事项，优先本部门的财政支出。
还有个关键的问题，协济方与受协方互不统属，受协方缺少有效手段保障彼方协济的实施。受协方没有足够的权力制约承协方的拖欠行为，仅能接连不断地向中央申文汇报。
如果是一般的事情，还则罢了，这可是关乎军饷，大明的丘八爷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军饷不济那可是要出大事的。
说白了，这种协济的事情，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官来说，都是极不情愿的，各地往往将协济项目视为末务，造成“协济者于邻属之痛痒不关，于考成之参罚不及，故日挨一日的怠政局面，这些都是实情。
一直不曾发言的杨博说道：“阁老，方司农，徐阁老说的，确是事情。下官以为，解决此事，有两个办法，一是协济事项照京边钱粮事例一体查参。二是是责令六部督催，尤其是户部和吏部。”
杨博的意思很明确，为了防止地方协济不及时引发兵变，要提高协济在地方政府事务中的优先级，对于经办协济事项的官员来说，协济未完则可能刑害切身，故往往将其视作紧急要务，就此达到彼自无不完之正赋，此自无后时之给发，总一通变，间而地方之受福多矣的效果。
而令六部督责，当然主要是户部和吏部，户、吏部常常扮演监督协济执行的角色。前者监督钱粮的完欠情况，后者考察官员的协济执行是否得力，将协济是否完成与官员们的考核升迁挂钩，自然会使得官员们重视此事。
杨博的方案得到了在场官员们的赞同，方钝也说道：“本兵所言，确为正道，然眼下当务之急，就是令浙直两省统计军饷总数，交部审核，再议定协济数目和地方，如此方为可行之道。”
既然大家都赞同此事，严嵩就说道：“如此内阁移文浙直总督赵文华，令其通计浙直等处军饷，交部审核。”
方钝、杨博这才告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