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载坖的督促之下，大明迅速开始为移藩作准备了，朱载坖计划在三年之内将第一批移藩的藩王安置到位，然后开始第二批的移藩，而张居正的关注的重点就是一条鞭法的摊丁入亩在大明的试行和推广，尤其是各种赋役的折色，耗羡的折算，还有本色与折色之间的比例。
就此事朱载坖与内阁、户部、司农寺等相关衙门商量了很多次，有关田赋的折色问题，朱载坖认为本色田赋的征收和转运必须保证几点，第一就是朝廷的军运和开中运输的粮食要足够，这是最关键的，事关关河宁定，这可不是小事，对于这个要求，无论是朱载坖还是大臣们都是予以支持的。
其次的一部分就是用于仓储的粮食，这部份粮食包括两部分，第一就是地方的常平仓、备荒仓粮食，朱载坖认为朝廷要在各地建设常平仓、备荒仓，同时按照人口的多寡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对于这部分粮食，臣子们也认为没有任何的异议，毕竟这些粮食到时候可能救命的，朝廷只要有足够的能力赈济，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民变和流民。
还有一部分就是转运到京通仓中来的粮食，对于这部分粮食，君臣之间的看法还是有些差异的，张居正认为现在京通仓的粮食已经是足够使用了，而且现在通过海运而来的粮食数量很大，价格也便宜，从成本来说远远比朝廷征收本色然后再运输到京师来的成本要划得来的多。
张居正认为这部分的田赋完全没有必要再按照本色征收，应该完全折色，但是朱载坖还是有些不放心，他担心的是是一旦海运出现问题，或者说地方出现大规模的灾荒的话，朝廷手中必须要掌握足够的粮食，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虽然现在京通仓的存粮常年超过一千万石，但是朱载坖很清楚，京通仓要负责京师附近的驻军还有在京文武官员们的禄米发放，还要接济蓟镇、大宁、宣府三镇官军的粮秣，实际上可供动用的数目并不多。
朱载坖早就准备大规模扩建京通仓，将京通仓的存粮提升到两千万石的规模，所以朱载坖还是认为应当保留部分本色田赋向京师转运，以保证京通仓的粮食储备。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明的钱荒问题，这个事情其实在大明是很正常的事情，大明一直的铸钱量就非常之少，之前的大明朝廷一直也没有想过此事，但是朱载坖通行制钱、银钱之后，由于朝廷发行的制钱和银钱成为了法定货币，而钱荒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来。
按照少府卿张守直的奏报，大明这些年来已经铸造了制钱两千五百万贯，银钱超过五千万两，但是市面上仍旧是泉货紧缺，张守直担心，朝廷对于赋税的大规模折色还会进一步加剧钱荒的形势，使得百姓在朝廷的新政中受损。
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朱载坖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朱载坖原本以为这么多的制钱、银钱投放市场之后，对于百姓来说应该不再存在钱荒的问题，朱载坖之所以要整顿币制，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因为要掌握铸币权，同时获取高额的钱息，同时改善民间以物易物的情况，但是现在的钱荒确实是朱载坖没有想到的。
朱载坖向张守直询问钱荒的原因，毕竟这么多的钱都投放到了市场上去了，按照道理大明的钱荒应该不至于很严重的。
张守直也向朱载坖和重臣们解释了原因，看似少府监向市场投放了这么的钱币，但是能够到百姓手上的并不多，银钱更多是用于海上贸易的结算，而铜钱则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因为之前大明是严厉禁止铜钱出海的，但是朱载坖在开海之后为了向周边的国家输出大明的货币，意图在这些国家建立起大明货币的流通优势，所以朱载坖接触了制钱、银钱出海的禁令，这就使得大量的银钱和制钱实际上并没有在国内流通，而是被贩运到了南洋诸国和西洋商人的手上去了。
再加上大量的银钱掌握在这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手中，大明的钱荒问题还是要重视的。对于这个问题，朱载坖自然是很重视的，钱荒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的话，不仅会影响到张居正所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而且会阻碍大明的经济发展，所以不管是朱载坖还是张居正，对于此事都是十分重视的。
朱载坖首先下达命令对于大明铸币的能力予以调查，尤其是少府监、内官监下的各个工场的生产能力，掌握大明的铸币情况，然后就是通过各地方官府、驻地锦衣亲军了解市面上货币流通的情况，还有就是向一些大商人了解在实际的交易中使用制钱、银钱的情况。
朱载坖还通过李朝观、徐璠、王直等人了解大明的银钱等各个领域的流通情况，很快各地的消息就回到了朱载坖的案头。
和朱载之前的预料的差不多，市面上钱荒最严重的就是南直隶、浙江、广东、福建、缅甸、京师、山西、北直隶这个几个省份，他们都是大明的沿海沿边省份，海上贸易频繁，对于银钱、制钱的需求极大，而内地就要相对好一些。
而且在具体的钱荒的表现上，也是有不同的表现，沿海各省份是制钱、银钱都缺，因为无论是制钱还是银钱，在这里都有市场，就是将大明的嘉靖、隆庆通宝直接予以转卖，都是有利可图的，而在北方的沿边省份，这是主要缺银钱，因为蒙古人对制钱不感兴趣，他们认为铜钱沉重，不如制钱方便，而且为了防止大量铜钱流入草原之后被熔铸成为箭镞等物资，大明对于铜钱流入草原是严厉禁止的，所以在北方沿边各省，缺乏的主要是银钱。
朱载坖再次召集重臣们，商量有关钱荒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