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针对提督邮政总署的人选，朝廷各方也开始了明争暗斗，虽然这是一个新设立的部门，但是对于朝廷来说这可是个要职，提督邮政总署可是身兼兵部左侍郎和通政司左通政这两个要职的，只要能够做好邮政总署的事情，一旦提拔，就是部堂级的高位，所以对于这个位置的争夺，大家都是极为认真的。
经过吏部尚书杨巍主持的廷推，以正推李世达，副推王篆、曾同亨上奏朱载坖，李世达是陕西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负责监兑湖湘，旦暮竭心，计佐度支之急。而且李世达在驿传上确实是有些见地的。
当年李世达巡抚山东，照例衍圣公每年都要进京朝贡一次。孔家子孙，世代受孔子教诲，而这孔尚贤虽是孔子嫡系后代，但却不按孔子教诲行事，他利用朝贡的机会，为经商夹带私货，还在沿途朝贡的路上肆意扰民，地方官吏慑于衍圣公之威，无人敢加以干涉。李世达现场没给孔尚贤台阶下，进行了斥责，回去之后愤愤然地给张居正写了书信，先谈设立驿递的最初目的，再谈驿递的原貌丧失，最后谈了朝廷官员不加节制使用驿递造成的影响。
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很好，张居正也认为他是能够承担大任的人，而王篆则是张居正的同乡，也算是江陵一派，而曾同亨则是心学出身的人，曾同亨是罗洪先的门生，心学的嫡传弟子，不过资历尚浅，现任大理少卿，朱载坖思考之后还是圈定了李世达为兵部左侍郎兼通政司左通政提督邮政总署。
然后朱载坖命令举行廷议，商量有关驿传的问题，其实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驿传本身，而是在于驿传银的问题，这已经上升到了地方与地方，地方和朝廷的矛盾上了，驿传负担重的省份，无法以留存银两全部承担驿传的费用，这是不争的事实，而那些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省份，认为这种协济纯粹是对他们的加征，他们不愿为此承担。
朱载坖于是问道：“大司农怎么看此事？”
户部尚书王国光出班说道：“陛下，协济现在已经是难以维系了，其中有大不便者。夫济者，以彼有余，益此不足之谓也，业已望济于人，而复济乎人，于义何居？转解既多耽延，而有司之催征者，则又以起运为急，以站银为缓，此则当下之不足也！”
对于王国光的看法，朱载坖也认为是一个问题，现在有司在征解银两时会把起运银两放在首位，而对驿传银却是能拖则拖，导致朝廷的驿传无法推行，兵部尚书王崇古直接说道：“陛下，而今之计，唯有凡驿递额编钱粮，毋论起解、存留、协济，一体载入考成，立之程限，驿传道查有拖欠不完、过期不解者，请抚按严加参核。”
王崇古认为要加强对于驿传银的保障，要使得朝廷的驿传银有保障，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不过朱载坖没有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他问道：“兵部会商之后，拟定了邮政总署和驿传道的执掌吗？”
朱载坖现在关心的就是朝廷的驿传系统的管理问题，兵部尚书王崇古向朱载坖和重臣们宣读了兵部和相关衙门会商的结果，兵部经过商定之后，对于驿传道的职责确定为如下：“严革诈伪以清驿递，要将各地方驿传事务请勅专一责成该道管理，巳允所请，今命驿传道专管本处驿传事务，宜查照该部近题事理，不时往来巡历所辖地方，稽核各项钱粮，严查应付勘合，有不奉公差及假托诈伪，并驿递官吏人等克削包占，作弊害民者，俱要恪遵明旨，尽法禁治，如干碍势要人员，亦许径自参奏。每年将征给过站银，禁革过冐滥牌票，及行过事宜开送巡抚衙门。”
对于邮政总署的执掌，则是确定为：“凡驿传、邮驿、急递、递运、驿站之政，皆掌之。核算钱粮，保障驿传，该署专掌也。”
对于这个执掌的确定，朱载坖并没有意见，但是对于驿传银的征缴和使用，朱载坖认为，再搞什么协济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朱载坖说道：“朝廷既然有了了驿传道和邮政总署，则综计天下驿传，确定预算，将驿传银列入起运钱粮之中，由朝廷直接拨付驿传道使用。”
朱载坖认为，既然现在因为驿传银的协济，引起了地方与地方，朝廷和地方之间的诸多矛盾，干脆就将所谓的协济直接革去，将驿传银纳入到起运钱粮之中，由户部拨付邮政总署，再向各驿传道支付，这样的话，避免驿传银在征缴、起运、使用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对于朱载坖的这个看法，很多大臣们是支持的，因为驿传银，现在搞得地方经常互参，鸡飞狗跳的，朝廷也疲于去处理此事，干脆就直接将驿传银纳入起运钱粮，这样至少可以保证驿传银的如数征解，但是问题就来了，驿传银肯定是要分派到各省去的，那么怎么分配驿传银？
朱载坖的看法很简单，就是按照赋税多少来承担，赋税多的省份多承担，赋税少的省份少承担，这样的话，北方省份肯定是要比南方所承担的少，朱载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减轻北直隶、河北、山东等省份的驿传银负担，使得南方省份更加多的承担驿传银，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南方各省所承担的要比原本的驿传银协济更多，而北方则要减少。
对于朱载坖的这个决定，申时行等人当然要出来争一下了，申时行出来说道：“陛下，现在东南赋税并不轻，再加上驿传银的话，对于百姓是否过重了？”
朱载坖直接问道：“那北直隶就合该承担天下的驿传吗？总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们占了吧？朕意已决，他们要是还想看谁，朕只有试试朕的宝剑是否锋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