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成梁部向着伊犁河谷前进的时候，朝廷也在外交上迎来了一些进展，首先就是在同佛郎机的谈判当中朝廷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朱载坖的命令之下，罗万化、陈经邦等人对于佛郎机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对于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罗万化都据理力争，予以驳斥，而佛郎机毕竟不敢真的现在就和大明翻脸的。
所以在经过了漫长的谈判之后，罗万化和佛郎机使臣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大明在南洋等地的势力范围要得到承认，佛郎机也必须维护和大明的正常贸易，同时在西洋诸国的问题上，大明不支持尼德兰主动挑起战事，如果尼德兰主动挑起战事，大明不用履行盟友义务，但是大明的商业和经济利益必须得到保障。
同样的，佛郎机不得对白银流入大明予以限制，相应的大明也会限制军器出口到西洋等国，保障保证西洋各国的实力平衡，这份条约，在朱载坖看来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不过其实不管是佛郎机还是大明，都很清楚，这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大家现在都还没有准备到直接作战，所以各退一步罢了。
对于佛郎机来说，大明在贸易上的现在所占有的优势还是极大的，这点佛郎机是很清楚的，尽管佛郎机手中握有白银，但是西洋所需要的是大明的各种商品，在这点上，佛郎机天然处于劣势，同时佛郎机毕竟是一个欧洲国家，他的主要利益在欧洲和殖民地，在南洋和大明搞事情对于佛郎机来说是极为愚蠢的事情。
同时大明虽然无法威胁到佛郎机的本土，但是收拾佛郎机在印度的殖民地和据点大明水师还是能够轻易做到的，这点佛郎机和大明都是很清楚的，所以佛郎机选择暂时的隐忍，而对于大明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大明水师现在的船只和远洋经验还不够，同时国内在太子的领导下也在进行一系列的金融方面的改革，争取摆脱或者是减少大明对于这些白银的依赖，这点是极为重要的。
从朱载坖继位以来，在张居正、王国光、庞尚鹏等人的推动之下，一条鞭法改革逐渐在全国推行。这场改革的核心理念颇为简明——将各类赋役合并折算为银钱征收，实现“赋役合一，计亩征银”。
这一改革如同为帝国经济更换了血液系统，朝廷的货币，不管是银钱还是制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尺度。
从朝廷的角度看，这场改革具有进步意义。它简化了税制，减少了官员层层盘剥的机会，同时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育。农民可以更自由地安排生产，不再被繁重的徭役束缚在固定地点。
然而，这条改革之路也暗藏风险。它将国家财政基础从相对稳定的粮食生产，转向了高度依赖外部供给的白银。朝廷铸造货币所需要的各种金银、甚至是铜料，都以来国外，这点对于大明来说是极为危险的，所以朱载坖一定要将倭国掌握在手中，就是为了保障朝廷的经济安全，这点是极为重要的。
佛郎机人用美洲白银购买中国商品，马尼拉大帆船则成为连接东西方的白银通道。而大明朝廷则将这些白银铸造成银钱，成为大明的货币，一条鞭法实施后，农民必须将生产的粮食等实物换成铜钱，再用铜钱兑换白银缴税。这个过程犹如经过两道关卡，任何一环出问题都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而大明本土银矿资源有限，无法满足庞大的货币需求。这就如同一个病人需要靠外部供血维持生命，一旦输血中断，生命体征便会迅速恶化。
当朝廷财政和民间交易都依赖白银时，任何白银供应的波动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在之前和太子以及重臣们讨论此事的时候，朱载坖就清楚的指出这种事情的严峻之处，这是会动摇大明国本的大事，绝对不可轻忽。
朱载坖和重臣们都很清楚，白银短缺的直接后果是民间税负成倍加重。想象一下，一位陕西农民原本需要卖一石粮食才能换到足够的银钱缴税。现在由于银贵钱贱，他可能需要卖两石甚至三石粮食才能换到同额税银。
这种无形的税负加重比公开提高税率更为隐蔽，也更为致命。它不像加税那样引人注目，却同样剥夺了农民的生计。
而西北地区土地贫瘠，商品经济本不发达，货币供应尤为紧张。当农民为了缴税而卖光口粮，甚至卖掉耕牛、田地时，生存便成了唯一的问题。
大量农民被迫抛弃土地，成为流民。这些失去生计的民众，正是民变的社会基础。要是其中再出现几个黄巢、方腊之类的人物，这些由流民所组成的起义军就能够迅速壮大，对于朝廷的统治构成严峻的挑战。
而朝廷面对起义，既需要拨款赈灾、又要募兵镇压，而这又需要更多货币银钱。这必然导致财政缺口扩大，只能继续加征饷银，形成恶性循环。朝廷的治理能力在这场循环中不断衰竭。最终倾覆社稷，鼎革江山。
所以朱载坖对于此事是极为重视的，虽然现在美洲白银对于大明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毕竟大明控制了倭奴都统使司，正在大规模的开发当地的各种矿产，以供大明使用，这确实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大明对于美洲白银的依赖，但是朱载坖很清楚，美洲白银对于大明来说还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要想仅仅依靠金属货币就维系大明的整个经济体系，朱载坖认为是很不现实的，大明的体量太大，而且民间一向有储存货币的习惯，寻常百姓自然是为了应急，而富商大贾们所握有的巨额钱财，往往并不进入市场流通，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他们的这种行为，无疑会加剧钱荒的，而他们则是希望在钱荒中捞取好处，这是朱载坖决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