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象其人
（一）生平概述
郭象生于约 252 年，字子玄，河南洛阳人。年少时便展现出卓越的才理，对老庄学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善于清谈玄理，在当时的玄学领域崭露头角，被赞誉为 “王弼之亚”。
郭象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起初，他拒绝了州郡的征辟，选择潜心着述。这段时间里，他深入钻研老庄之学，不断提升自己的玄学素养。三十二岁时，他受邀参加贵无派领袖王衍为其四女儿与裴遐结婚举行的清谈会，并以主辩者的身份与清谈家裴遐对垒。这一事件标志着寒门出身的郭象得到了士族上流社会的认可。
然而，州、郡征辟他为佐史时，郭象却拒绝出任此职。据《晋书?郭象传》记载，他常闲居在家，写作文论自娱自乐。直到三十七岁，郭象被辟为司徒掾，正式步入仕途。在司空府中，他得到了东海王司马越的赏识，随后出任黄门侍郎，得以在皇帝身边参与机要事务，为司马越控制朝政助力。
此后，郭象的仕途不断发展。八王之乱后，司马越的太傅府掌握了朝廷实际控制权。四十一岁时，郭象就任太傅主簿，手握较大权力。永嘉元年，司马越率军离开洛阳，郭象作为太傅主簿随行。同年十一月，司马越在许昌自任丞相，郭象转为丞相府主簿。永嘉三年，司马越回师洛阳 “清君侧”，并对宫廷禁卫军进行改造，由郭象兼管宫廷禁卫军。永嘉四年，面对刘聪、石勒等人的进攻，西晋王朝面临生存危机。司马越以讨伐石勒为借口，准备放弃洛阳东行。郭象再次作为太傅主簿随行。部队进驻项城后，司马越宣布自任豫州牧，郭象转任长史。最终，郭象于晋永嘉末年病逝。
（二）着作成就
郭象主要着作有《庄子注》《论语体略》《老子注》《郭象集》《碑论》十二篇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着作都已亡佚，存世着作仅有《庄子注》。
在玄学发展过程中，《庄子》成为了玄学的基本经典。魏晋时期，众多玄学家纷纷对《庄子》进行注解。郭象对《庄子》的注解并非简单的注释，而是借《庄子》来诠释自己的哲学见解，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
在《庄子注序》中，郭象对《庄子注》的篇目选择进行了说明。他以当时较为流行的篇目为例，认为这些篇目多为巧杂之作。于是，他删繁就简，只留下三十三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这便是后世流传的《庄子》。郭象的《庄子注》广泛吸收了当时各家《庄子注》的成果，综合各家之长，集其大成。在当时，它代表了玄学发展的高峰，在后世也取代了各家的《庄子注》一直流传下来。
郭象的《庄子序》与他为《庄子注》所作的序不同，是为《庄子》这部书所作的序。实质上是一篇《庄子》的提要，文中对庄子的哲学体系、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述，并简要论述了《庄子》的要点。
此外，据《晋书》记载，郭象还着有《碑论》十二篇。《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均着录了郭象的《论语体略》。江熙在《论语集解》中将郭象列入为《论语》作注的十三家中，可见《论语体略》体现了郭象个人的思想体系，在东晋时为人所重视。郭象还着有《老子注》，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中也有着录。另外，他还有《庄子音》《致命由己论》《郭象集》等着作。
二、郭象的哲学思想
（一）独化论
定义出处。郭象在注解《庄子?大宗师》时提出 “独化” 概念。在他看来，“独化” 意味着事物的存在发展都是自我独立的展开，不存在任何造物主。如果要寻找事物赖以产生的根源，则推上去永无穷尽，无所结果，必然得出事物是自己产生和自己运动的 “独化之理”。
诞生背景。魏晋玄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因素紧密相连。郭象所处的时代，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在对王弼 “贵无论” 和裴頠 “崇有论” 的反思与批判中，郭象提出了独化论，以调和名教与自然间的张力。
正始前期，正始名士与世家大族子弟对《老子》进行解读并基于玄学进行儒道融合。王弼提出 “贵无论”，试图把名教纳入自然统率之下。此时竹林名士隐居山林，思考道家思想。正始中后期，曹氏与司马氏矛盾加深，竹林名士转向对老庄思想的研究，探讨 “名教” 与 “自然” 的关系。高平陵政变后，竹林隐士转变立场入世。西晋建立后，元康名士分为 “贵无” 和 “崇有” 两派。永康时期，八王之乱爆发，众多元康名士遇害。在司马越当政的西晋末期，郭象等小人物被委以重任。面对名教与自然矛盾调和的需求，郭象提出了独化论。
内容思想来源。郭象扬弃了王弼、裴頠 “有”“无” 思想。他认为 “无” 不是相对于 “有” 而言的，既不是 “有” 的 “本”“体”，也不是 “有” 的消失状态，从根本上取消了 “无” 作为造物主的地位和作为 “有” 存在的超越性根据。同时，他也否定了裴頠 “有” 必须有所 “须”、有所 “资” 的观点，认为 “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郭象的 “有”，是一个个独自突然发生和变化着的孤立个体，无根无源，互不相关，万物的生成、变化，既不需要外部的条件，也不存在内部的原因。
论证过程。郭象强调事物的生成、变化既不需要外部条件，也不存在内部原因，是一个个独自突然发生和变化着的孤立个体。“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
（二）自然与名教的结合
郭象倡导自然与名教的结合，认为名教就是自然，自然与名教是合二为一的。名教即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政策、伦理纲常等一切世间的教条和理论体系，自然则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存在。在这种思想下，理论主张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让人们不要做无谓的抗争，同时克己复礼，使天下老百姓成为仁义之人。
郭象以其独特的方式调和了儒道两家的矛盾，为统治者有效运用纲常伦理与刑法礼教提供支撑。他肯定名教的存在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认为仁、义、礼、信和刑、君、臣等社会礼仪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他也反对只重形式而违反人情的假礼法。他认为社会制度、道德原则包含于人类的自然性情之中，德性的获得就在于适性无为、顺应自然。将名教寓自然之中，内化于心，兼取二者之优，这样就能达到社会的和谐。
三、郭象的历史评价
（一）褒贬不一的《庄子注》
后世对郭象《庄子注》的态度确实褒贬不一。一方面，有人认为郭象曲解了庄子原意。许多学者指出郭象以己意注解《庄子》，与庄子本意大相径庭，如张远山在《庄学奥义》中认为，今传的《庄子》三十三篇，无一是全真原文，均被郭象先以儒学观点篡改曲解，郭象以注庄来反庄，用伪庄学遮蔽真庄学长达 1700 多年。吴昕玥和郭淑新在《郭象对 ＜庄子＞ 的 “误读”》中也提到，学界对《庄子注》褒贬不一，盖因郭象诠释《庄子》并未完全契合原意，其诠释方法更有别于以往逐条疏解文字章句的路径，而是在对文本原意的把握之上，创造性地加以改造，进而有意识地 “误读” 了《庄子》思想。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郭象复兴了庄子思想，超越了时代局限性。不少学者对《庄子注》的评价极高，言 “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推崇其为魏晋庄学思潮的理论高峰。在庄学发展史上，郭象总结了魏晋时期数十家的研究成果，把庄学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他把《庄子》书改编成流传至今的定本，并且按照玄学的思路提出了自己对庄学的理解，给后世树立了一个解庄的范例。
（二）政治追求与品行争议
郭象虽为玄学清谈大师，但热心追求权势，被批评 “曲说媚势”“任职当权，熏灼内外”。郭象一生经历了西晋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步入仕途，从司徒掾到黄门侍郎，再到太傅主簿等职位，手握较大权力。在政治动荡的时期，他始终追随有权势的人物，如东海王司马越，为其控制朝政助力。这种对权势的热衷追求，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批评。
同时，也存在关于其抄袭向秀《庄子注》的争议。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曾注《庄子》，仅差《秋水》《至乐》两篇未完。向秀去世后，儿子太小，无法接手，郭象乘虚而入，“以 (向) 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郭象虽然吸收了向秀很多内容，但他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是有自己个人想法的。唐代的陆德明就对向秀与郭象的注释进行对比，在《经典释文》中，他分别着录了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并给予郭象很高的评价：“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 人们对完好保存下来的郭象版《庄子》和仅剩二百多条的向秀版《庄子》做过对比，在现存的条目中，向、郭完全相同的有二十八条，词义相近的有三十七条，向秀有注但郭象没注的有四十八条，而剩下的条目两者完全不同，可以说虽然有抄袭和洗稿的行为，但郭象版的注释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郭象的《庄子》注释，是在向秀注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向秀启迪了郭象，也可以说郭象的《庄子》是向秀与郭象二人合力完成的。郭象的《庄子》有着很明显的时代特色，他这部庄子着眼点放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在这部被自由者视为经典的着作中，完成自然与世俗的融合。
四、郭象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一）个体主义思想的代表
郭象成为中国古代个体主义思想潜流的代表人物，其个体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和美学思想等方面对中国主流思想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否定性和独创性。
在本体论上，郭象提出独化论，认为事物的存在发展都是自我独立的展开，不存在任何造物主。这种观点与传统的以 “有” 或 “无” 为本体的观念不同，强调了个体事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在认识论方面，郭象的独化论也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既然事物是自我独立展开的，那么对事物的认识就不能依赖于外部的权威或既定的观念，而需要通过个体的观察和思考去把握事物的独特性。
人生观上，郭象倡导在名教与自然的结合中寻找人生的价值。他认为人们应该顺应自然，同时克己复礼，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性，又强调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
社会历史观中，郭象主张顺时而变，认为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过程，个体应该顺应社会的变化。同时，他对 “圣人” 作出独特的阐释，主张臣民自治，强调个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美学思想上，郭象对个体感性生命的肯定和对审美体验的阐发，体现了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他认为 “性各有分”“适性则一”，只要满足了事物的本性，就能达到美的境界。这种观点强调了个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与传统的以统一的标准衡量美的观念不同。
总之，郭象的个体主义思想对于中国主流思想具有极大的挑战和创新意义，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股潜流。
（二）对魏晋玄学及后世的影响
郭象标志着魏晋玄学的成熟与终结，代表着玄学的高峰。此后中国思想进入佛玄合流时期，郭象的玄学起了重要作用。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过程中，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了王弼 “贵无论” 和裴頠 “崇有论” 的思想，提出了自己关于有无的看法，为人们达到 “玄冥” 之境指明了路径。他的《庄子注》广泛吸收了当时各家《庄子注》的成果，集其大成，在当时代表了玄学发展的高峰。
魏晋玄学发展史中，玄学家们对自然和名教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郭象论证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说成是一种圆融无滞体用相即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回到玄学的起点，成为合题。从思辨的角度看，合题既高于正题，也高于反题。
此后，中国思想进入佛玄合流时期。郭象的玄学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佛教的缘起理论与郭象的独化论有相似之处，都强调事物的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关系。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佛教思想相互融合，共同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在庄子学史上，郭象所删定的《庄子》三十三篇本成为后世的定本，人们对《庄子》的各种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本子和郭象注的基础上进行的。如东晋时期，徐仙民、李弘范作音皆依郭本；唐初，陆德明依郭象注本而作《庄子音义》，成玄英依子玄所注三十篇为《庄子》作疏解；宋初，王元泽仿郭氏《庄子注》体例着《南华真经新传》；明、清时期，众多学者或以郭注本为底本，或引郭注以为立论的依据。甚而至于，庄子学史上还出现了不少直接整理、研究郭象《庄子注》的着作。
总之，郭象的玄学思想对魏晋玄学及后世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