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改革的许多政治细微差别似乎未能被平民阶层理解，而平民阶层恰恰是奥古斯都（Augustus）最强大的支持者和客户。
这导致他们时不时地要求奥古斯都参与帝国事务。
奥古斯都未能在公元前22年竞选执政官，随之而来的是对他是否被贵族元老院排挤出权力的担忧。
公元前22年、公元前21年和公元前19年，民众因而发生骚乱，并且每年只允许选举出一位执政官，表面上是为了为奥古斯都留出另一个职位。
同样，在公元前22年，罗马发生了粮食短缺，造成了恐慌，许多城市平民呼吁奥古斯都采取独裁权力，亲自监督这一危机。
在向元老院做了拒绝的戏剧性表态之后，奥古斯都最终接受了“凭借他的前任领地总督权”（proconsular imperium）来掌控罗马的粮食供应，并几乎立即解决了危机。
直到公元8年，这种粮食危机才促使奥古斯都设立了常驻的粮食供应专员（praefectus annonae），专门负责采购罗马的粮食。
一些人开始对第二次改革所授予奥古斯都的权力扩展感到担忧，这种担忧最终在芬尼乌斯·凯皮奥（Fannius caepio）的明显阴谋事件中达到了高潮。
在公元前22年9月1日之前的一段时间，某个名叫卡斯特里修斯（castricius）的人向奥古斯都提供了芬尼乌斯·凯皮奥策划的阴谋的信息。
在马库斯·普里穆斯事件中，直言不讳的执政官穆雷纳（murena）被列为其中的阴谋分子。
阴谋分子在缺席的情况下受审，提比略（tiberius）担任起诉人。
陪审团认为他们有罪，但并非全体一致认定。
所有被告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并在被捕后立即执行——他们在辩护时从未提供任何证词。
奥古斯都确保了共和政府的表面形式，巧妙地掩盖了这些事件。
公元前19年，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一种“总执政官权”，这很可能是“超越执政官权”（imperium consulare maius），类似于他在公元前23年所获得的前任领地总督权。
像他担任的部族长权（tribunician authority）一样，这些执政官的权力是从他并未实际担任的职位中获得的。
此外，奥古斯都被允许在公共场合和元老院前佩戴执政官的标志，并且可以坐在两位执政官之间的象征性椅子上，手持执政官权力的象征——法权棒（fasces）。
这似乎安抚了民众。
无论奥古斯都是否是执政官，重要的是他在人们面前表现得像一位执政官，并且如果有需要，他可以行使执政官的权力。
公元前12年3月6日，随着李必达（Lepidus）的去世，他还进一步担任了罗马祭司团的最高祭司——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这是罗马宗教中的最重要职位。
公元前2年2月5日，奥古斯都还被授予“国家之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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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改革的一个最终原因是为了在如果奥古斯都去世的情况下，给元首政体提供宪法上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他在公元前23年初的疾病和凯皮奥（caepio）阴谋表明，政权的存续依赖于一个人的生命——奥古斯都本人的生命，而他一生中曾多次遭遇严重且危险的疾病。
如果他因自然原因去世或成为暗杀的受害者，罗马可能会再次陷入内战。
法萨鲁姆战役（pharsalus）、3月15日刺杀（Ides of march）、清洗（proscriptions）、菲利比战役（philippi）和阿克提乌姆战役（Actium）的记忆，距今仅有二十五年，仍然鲜明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为了实现这种宪法上的稳定，奥古斯都将前任领地总督权（proconsular imperium）授予了阿格里帕（Agrippa）五年，这类似于他自己的权力。
授予的具体性质尚不确定，但它可能涵盖了奥古斯都的帝国省份，包括东西方的省份，可能不包括元老院管辖的省份。那是在之后的事情，以及那些被严密守护的部族长权（tribunicia potestas）。
奥古斯都的权力积累现在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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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13年，奥古斯都（Augustus）已自豪地宣称，他的军队在21次成功的战役后为他宣告了“元首”（imperator）称号。
他在公开发布的成就纪实《成就录》（Res Gestae）中的第四章几乎全部都讲述了他的军事胜利和荣誉。
奥古斯都还推崇罗马文明的优越理想，认为其任务是统治整个已知的世界，这一观点通过当时诗人维吉尔（Virgil）赋予奥古斯都的一个传说中的祖先的话语体现出来：“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罗马人，记住用权威统治地球上的各民族！”
扩张主义的冲动显然在罗马的各阶层中都很突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第一卷中的朱庇特（Jupiter）为此赋予了神圣的批准，朱庇特承诺罗马将拥有“永无止境的主权”（imperium sine fine）。
在其统治的最后，奥古斯都的军队征服了北部西班牙（现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和阿尔卑斯地区的瑞提亚（Raetia）和诺里库姆（Noricum）（现代瑞士、巴伐利亚、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伊利里库姆（Illyricum）和潘诺尼亚（pannonia）（现代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并将非洲总督省（Africa proconsularis）的边界扩展到了东部和南部。
当奥古斯都废除了希律·阿尔凯劳斯（herod Archelaus），他成为了客户国希律王朝的继承人时，犹太地区被并入叙利亚省（Syria）。
叙利亚（如同埃及在安东尼（Antony）之后）由骑士阶层的高官担任总督，而非奥古斯都的前任领地总督或代理总督。
同样，公元前25年不需要军事努力，盖拉西亚（Galatia，今土耳其一部分）很快在亚敏塔斯（Amyntas of Galatia）被报仇的寡妇杀害后被改为罗马省。
现代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和坎塔布里亚（cantabria）叛乱部落最终在公元前19年被平定，领土归属于西班牙省和卢西塔尼亚省。
这一地区证明是奥古斯都未来军事行动的主要资助来源，因为这里富含矿产资源，尤其是拉斯梅杜拉（Las médulas）非常丰富的金矿。
公元前16年征服阿尔卑斯山脉的人民是罗马的又一重大胜利，因为它为意大利的罗马公民和罗马在北方日耳曼地区的敌人之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缓冲区。
霍拉斯（horace）为这一胜利作了一首颂歌，而奥古斯都纪念碑（trophy of Augustus）则在摩纳哥附近建造以纪念这一事件。
阿尔卑斯地区的征服还为下一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12年，提比略（tiberius）开始了对伊利里库姆的潘诺尼亚部落的进攻，而他的兄弟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则向东莱茵河的日耳曼部落进军。
两次战役都取得了成功，德鲁苏斯的部队于公元前9年到达了易北河——尽管他在此后不久因从马背上摔下而去世。
据记载，虔诚的提比略在返回罗马的路上，一直走在哥哥的遗体前。
为了保护罗马的东部领土免受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的威胁，奥古斯都依赖东部的客户国作为领土缓冲区和能够自行组建军队进行防卫的地区。
为了确保帝国东部的安全，奥古斯都在叙利亚驻扎了一支罗马军队，而他那技艺高超的继子提比略则担任罗马的外交使节，与帕提亚进行谈判。
提比略负责恢复提格兰五世（tigranes V）对阿美尼亚王国的统治。
可以说，奥古斯都最大的外交成就之一是在公元前20年与帕提亚的弗拉特四世（phraates IV）谈判，成功换回了克拉苏斯（crassus）在卡尔海战役（carrhae）中失去的战旗，这不仅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也极大提升了罗马的士气。
沃纳·艾克（werner Eck）认为，这对那些希望通过军事手段为克拉苏斯复仇的罗马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失望。
然而，玛利亚·布罗修斯（maria brosius）解释说，奥古斯都利用战旗的归还作为宣传工具，象征帕提亚向罗马屈服。
这一事件在艺术中得到了庆祝，比如普里马·波尔塔（Augustus of prima porta）雕像的胸甲设计，以及为安置这些战旗而建造的“复仇之神火星庙”（temple of mars Ultor）。
帕提亚始终是罗马东部的威胁，但真正的战斗前线是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河流。
在与安东尼的最终决战之前，屋大维对达尔马提亚部落的征战是扩展罗马领土至多瑙河的第一步。
战争的胜利并非总是持久的，因为新征服的领土常常被罗马在日耳曼地区的敌人夺回。
罗马战败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公元9年发生的条顿堡森林战役（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在这场战役中，由普布lius·昆图利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指挥的三支军团被日耳曼部落谢鲁斯基（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纽斯（Arminius）摧毁，阿尔米纽斯原本是罗马的盟友。
奥古斯都报复性地派遣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前往莱茵地区进行平定，虽然战役有所成效，但这场战斗终结了罗马向德国扩张的计划。
罗马将领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利用谢鲁斯基部落中阿尔米纽斯和塞格斯特斯（Segestes）之间的内战，在公元16年的伊迪斯塔维索战役（battle of Idistaviso）中击败了阿尔米纽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