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渔业部派来的专员，在会上拍了桌子：“杜泽！这里离居民区太近，加工鱼会污染环境！必须选c区域，那里荒无人烟！”
安德烈耶维奇立刻拿出环境评估报告：“c区域离港口15公里，没有铁路，运输成本增加40%；而且那里是候鸟栖息地，建厂会破坏生态。A区域的污染问题，我们可以用最新的净化设备，排放指标能达到欧盟标准，我已经联系了华夏的厂家。”
“华夏设备？那得花多少钱！”专员冷笑，“你当边疆区的财政是大风刮来的？”
“钱的事不用你操心。”杜泽拿出北斗控股的投资意向书，“玉衡商超和友谊商城愿意全资投入设备，条件是优先供应他们的超市。”
专员还想说什么，安德烈耶维奇突然拿出一沓照片——是c区域的航拍图，上面标着几个隐蔽的仓库。“这些是伊万诺夫当年藏走私货的地方，”老头的声音很沉，“渔业部的列夫科长每年从这里拿五十万卢布的‘保护费’，您要不要我把他叫来对质？”
专员的脸瞬间白了，悻悻地闭了嘴。
会后，安德烈耶维奇有些不安：“老板，这样会不会得罪渔业部？”
“怕得罪人，就别干实事。”杜泽拍了拍他的肩膀，“您记着，只要是为老百姓好，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老头看着杜泽的背影，忽然觉得，自己当年没白站在雪地里抗议。这个年轻的总督，比他想象的更硬，也更真。
加工厂的规划图摊在总督府的长桌上，像幅展开的战场地图。杜泽用红笔在上面画了条线：从勘察加的捕捞船，到海参崴的加工厂，再到玉衡商超的冷柜，最后到消费者的餐桌，每个环节都标着时间节点。
“第一步，建冷链码头。”杜泽指着港口的位置，“让堪察加的鱼船到港后，直接用冷藏车拉到加工厂，全程温度控制在零下18度，保证鱼的新鲜度。安德烈耶维奇州长已经和港口管理局谈好了，把3号、4号泊位改造成专业冷链码头，下个月动工。”
桑铁在旁边补充：“北斗控股的工程队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带了最新的华星冷藏设备，能把损耗率控制在5%以内。”
“第二步，改造厂房。”杜泽的指尖移到罐头厂，“保留原来的主体结构，加建三条生产线：一条做冷冻海鲜，直接供应超市；一条做鱼罐头、鱼丸，供应便利店；还有一条做高端刺身，专供友谊商城在欧洲的门店。”
他顿了顿，看向安德烈耶维奇：“工人培训的事，就交给您了。我从国内请了100个老师傅，负责教大家怎么处理刺身，保证符合欧洲的卫生标准。”
老头连连点头：“我已经统计过了，三个渔村有800多个青壮年，加上原来罐头厂的老工人，足够了。我让教育局的人开了夜校，教他们认字、学鹅语，下个月就能上岗。”
“第三步，打通运输线。”杜泽拿出铁路时刻表，“已经和鹅国铁路公司谈好，开通‘海鲜专列’，每天一班，从海参崴直达莫思科，再转车去欧洲；海运方面，北斗控股的货轮每周三班，发往东南亚和国内，保证72小时内到港。”
安德烈耶维奇看着规划图，忽然想起自己写的《远东经济史》里，曾感叹“远东的资源像埋在地下的黄金，却总也挖不出来”。现在看来，杜泽正在用一把叫“产业链”的锄头，一点点把黄金挖出来，捧到老百姓面前。
“老板，”老头忽然说，“我想在加工厂旁边建个渔业博物馆。”
杜泽愣了一下。
“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爷爷、爸爸是靠什么吃饭的，”安德烈耶维奇的眼睛很亮，“也让外面来的人知道，海参崴不只有博彩和旅游，还有世代相传的打渔本事。”
杜泽笑了：“好主意，钱从总督府的文化基金里出。”
开工那天，海参崴的渔民们自发来了。他们穿着新做的棉袄，举着“感谢总督”“重振渔港”的标语，站在寒风里，眼睛却亮得像星星。玛莎婶子带着妇女们，给工人们送来了刚烤的列巴和热格瓦斯，面包里夹着新捕的三文鱼，是杜泽让渔民合作社特意留的。
杜泽和安德烈耶维奇一起剪彩时，老渔民瓦西里突然冲上来，把一条刚腌好的鳕鱼挂在杜泽脖子上。“这是我们渔民的规矩，”老头笑得满脸褶子，“给贵人挂鱼，保一年丰收！”
杜泽笑着收下，把鱼递给旁边的桑铁：“晚上给大家做鱼汤喝。”
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安德烈耶维奇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眼眶发热。他想起三个月前，自己还在书店里翻着旧报纸，感叹远东的命运；现在，他站在这里，看着机器轰鸣，看着渔民们笑，才明白杜泽为什么要选他做州长——不是因为他有多能干，而是因为他懂这片土地的痛，也信这片土地的希望。
加工厂的第一根钢柱立起来时，杜泽接到了北斗控股的电话。玉衡商超总裁沈强在那头兴奋地说：“杜总，东南亚的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他们听说海参崴的三文鱼要来了，都等着呢！”
“告诉他们，保证新鲜。”杜泽挂了电话，看向安德烈耶维奇，“州长先生，咱们的鱼，要让全欧洲都知道有多好。”
老头重重地点头。夕阳落在他们身后，把两个身影拉得很长，与正在崛起的厂房、欢呼的渔民、忙碌的工人融在一起，像座新的堡垒——地基不是钢筋水泥，而是民心；城墙不是砖石瓦块，而是信任。
三天后，张亮和沈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