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孔融（153 年 - 208 年），字文举，鲁国人，东汉末年名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以下是对他的具体介绍：
1. 少年成名：
让梨之举：四岁时，与哥哥们一起吃梨，孔融主动拿小的，把大个的梨让给兄长，并说这样做才符合孝悌的规矩，这一行为使他年少时就闻名乡里。
少年“登龙门”：十岁时随父亲到京师洛阳，独自拜会“天下楷模”、河南尹李膺。他声称是李家世交子弟得以进门，在与李膺及宾客交谈中，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让李膺赞赏有加，由此扬名于洛阳。
2. 步入仕途：起初州郡官府争着聘请他做官，他都推辞不就，直到接受司徒杨赐的聘请做了司徒府掾属，才步入仕途。曾历任侍御史、虎贲中郎将、北海国国相、青州刺史、少府、太中大夫等职。
3. 主政北海：
董卓把控朝政时，因孔融说话不合其意，被转任到黄巾军闹得最厉害的青州北海国任国相。在北海，他招集士民，扩充军队，并联络附近各州郡，希望共同抵抗黄巾军，但曾多次兵败。其中一次被黄巾军围困，他派太史慈向平原相刘备求救，刘备派兵为其解围。
4. 与曹结怨：后来孔融被征召到许都，曹操逐步成长为北方霸主，孔融则成为许都清流名士之主。因戒惧曹操的野心，孔融常常以偏激放宕的言辞嘲戏曹操。例如曹操攻屠邺城后，曹丕私自纳娶袁熙之妻甄氏，孔融致信曹操，杜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典故进行讥讽；曹操颁布禁酒令，孔融两次致信表示反对，信中多有嘲戏、侮慢之辞。
5. 悲惨结局：曹操对孔融非常不满，最终授意他人罗织孔融罪名。建安十三年（208 年），孔融被以任北海相时招募军队意图谋反、私下会见东吴使者讪谤朝廷、不着官服出入皇宫违反礼仪、与祢衡互相吹捧行为放荡以及宣扬“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大逆不道等罪名逮捕，连同妻子儿女一并处死。
孔融能写诗，善作文，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散文。他的文章文句整饬、辞采典雅、引喻精妙、气势充沛，颇受魏文帝曹丕喜欢，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其散文代表作有《荐祢衡表》《难曹公禁酒书》《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
陈琳（？—公元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人，东汉末年文学家、政治家，“建安七子”之一。以下是他的主要经历：
1. 依附何进：汉灵帝末年，陈琳在大将军何进门下任主簿，为其整理文书，处理事务。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何进想诛灭宦官，太后不听，何进就想私自引兵进京胁迫太后，陈琳劝谏何进不要召兵入京，认为何进手握重兵，直接采取行动消灭宦官即可，一旦大量军队汇聚在洛阳，局势就会失控，但何进未采纳他的建议，不久便死于宦官之手，陈琳于是避难冀州。
2. 投靠袁绍：
陈琳到冀州后，被袁绍用为记室令，负责执掌章表、书记、文檄，并谋划军机事务十余年之久。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绍派兵攻打东郡太守臧洪，久攻不下。因陈琳与臧洪有姻亲关系且关系友善，袁绍就让陈琳给臧洪写信，陈说利害，劝他投降，臧洪回信回击了陈琳的观点。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起，袁绍大举进攻公孙瓒，截获他给儿子的书信后让陈琳改写。次年袁绍攻破易京，陈琳写下《武军赋》，记录击破公孙瓒的过程，张纮对此赋评价很高。
袁绍死后，陈琳继续服务其子袁谭和袁尚。二人为争夺权位，都试图拉拢名士崔琰，崔琰对双方均坚辞不受，因而获罪下狱，陈琳参与营救，最终崔琰得免。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袁尚听闻邺城告急，班师营救，被曹操迎面击破，奔逃中被曹操包围，陈琳作为袁尚的代表，向曹操乞降，但被曹操拒绝。
3. 归于曹操：官渡之战前，陈琳曾撰写声讨曹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在文中猛烈攻击了曹操及其祖上三代。建安九年曹军攻克邺城并俘虏了陈琳后，曹操的手下都力主杀掉陈琳，但曹操认可了陈琳“当时身不由己，不得不各为其主”的解释，加之怜惜其才能，便赦免了他，还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和阮瑀两人共同掌管曹军记室。
4. 后期创作：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征讨乌桓，陈琳随军前往，乌桓平定后，创作了《神武赋》。次年曹操任丞相后，陈琳随之升迁为门下督。随后他跟随曹操大军南征刘表，可能参加了赤壁之战。赤壁战败后，曹操退军至襄阳，与王粲、陈琳等一众文人在此设酒赋诗，陈琳写下了《神女赋》。
此后，陈琳等文人与曹丕、曹植兄弟常常在邺城游玩宴饮，甚至跟随曹氏父子外出围猎，曹氏父子常会要求陈琳等人创作命题诗赋。陈琳在这些活动中创作了《宴会诗》和《止欲赋》《武猎赋》《大暑赋》等作品。建安二十至二十一年（公元215-216年），陈琳又先后从征张鲁和孙吴，作《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檄吴将校部曲文》等公文。
陈琳擅长写作章表公文，文章喜好用典，讲究对偶辞藻，具有骈体化的倾向。其作品结集十卷，约在宋代亡佚，后人辑录各类作品共27题（篇），另有三篇归属有争议。代表作品有《为袁绍檄豫州文》《檄吴将校部曲文》《饮马长城窟行》等。其中《饮马长城窟行》以秦朝修筑长城的故事为背景，通过筑城小卒与妻子的对话，描写繁重的苦役对广大人民的摧残，表达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该诗以对话形式写成，五言、七言杂用，诗风朴实、生动，具有较浓厚的汉代乐府民歌的色彩，是最早的文人拟乐府作品之一，对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徐干是东汉末年着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以下是关于他的详细介绍：
1. 个人生平：
出生时间：公元170年。
出生地：北海郡剧县。自幼勤奋好学，15岁前能“诵文数十万言”，20岁前“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当时正值汉灵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但他不受世俗干扰，专志于学。他不慕名利，对州郡长官的征召多次拒绝，“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后来曹操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参军、五官将文学等职，他曾以病辞官，曹操又任命他为上艾长，他仍称疾不就。
2. 文学成就：
作品风格：徐干的作品以诗、辞赋、政论着称，其赋语言华美，情感丰富；诗歌清新自然，文笔流畅。
代表作品：代表作有《中论》《答刘桢》《玄猿赋》等。《中论》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及其文章风貌，对历代统治者和文学者影响深远。其中《治学》篇强调了主观努力的重要性；《虚道》篇用比喻形象地说明谦虚能使人受益的道理。
3. 历史地位：徐干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与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玚、刘桢并称为“建安七子”，为建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诗歌和散文被誉为建安文学的典范之作。
徐干于公元217年不幸染病去世。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阮瑀（约165 - 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人，是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在个人经历方面，他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建安初，曹操雅闻其名，召他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与陈琳一起负责军国文书的撰写。曹操很多重要的檄文、书信等都出自他们之手。
阮瑀的文学成就颇高。其诗存世不多，以《驾出北郭门行》较为着名，该诗通过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悲惨遭遇，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情感真挚深沉。在散文方面，他擅长表章书记，文辞清峻。如他为曹操所写的书信等，既体现曹操的意图，又富有文采，能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情境来组织文辞。
阮瑀为人比较恬淡，在政治上不太热衷权势。他的儿子阮籍是魏晋时期着名的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应玚（？ - 217年），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人，是“建安七子”之一。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擅长作赋。被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为五官中郎将文学。其作品风格较为平和，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有自己的特点。代表作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情感，反映出建安文人积极用世的精神。在文学活动中，应玚和建安七子中的其他人交往密切，他们相互唱和，共同对建安文学的繁荣。
刘桢（186—217 年），字公干，东汉末年东平宁阳人，东汉着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其祖父刘梁为汉朝宗室后裔，官至尚书令，是东汉后期思想家、文学家。以下是对刘桢的具体介绍：
1. 文学成就：
诗歌方面：刘桢在五言诗创作上成就颇高，与曹植并举，被后人称为“曹刘”。他的诗多以壮美山川为背景，借景抒情，风格清新刚劲、气势激宕、意境峭拔，不假雕琢而格调颇高。其存世的诗歌只有 15 首，代表作《赠从弟》三首，以松柏等为喻，抒写诗人的胸怀志节，具有悲凉慷慨、高风跨俗的气概，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尤为人所称道。此外，《赠徐干》诗被钟嵘评作“五言之警策”。
赋作方面：他着名的赋作有《鲁都赋》《黎山阳赋》《遂志赋》《瓜赋》《大暑赋》《清虑赋》等。其赋文风格独特，一改粉饰太平的世俗，以清新的笔调、娴熟的技巧、朴实准确的语言，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讥讽时事，咏物抒情，实现了汉赋内容由宫廷转向社会，由帝王转向平民的转变，篇幅也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为以后的文学发展开创了先河。
2.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刘桢 5 岁能读诗，8 岁能诵《论语》《诗经》，赋文数万字，被众人称为神童。公元 197 年，因避兵乱，11 岁的刘桢随母兄躲至许昌，在驿馆中结识曹植。曹植被刘桢的饱学所折服，将其领到丞相府，两人日夜解文作赋，志同道合，关系日笃。后来他又结识孔融等其他五学子，他们常聚论学问。
仕曹经历：刘桢被曹操征辟，任丞相掾属，追随曹操南征北讨，参谋军机。建安十六年（211 年）后，出任平原侯曹植庶子，不久即改任五官中郎将文学，随侍曹丕。
“不敬”事件：刘桢性傲，不拘礼法。一次曹丕宴请诸文学，酒酣忘情，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诸人都匍伏于地，不敢仰视，独刘桢平视不避。曹丕对此并未介意，但曹操听说后，要治以不敬之罪。经过援救，刘桢才“减死输作”，但是罚为苦役，终身未再受到重用。
3. 历史评价：刘桢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才华，在当时的文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被人称赞，而且光景常新，能楷模身后。他与其他建安七子一起，共同构成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