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几点啊？”
方天明睡得正香时被叫醒，迷迷糊糊的在黑暗里摸索着穿衣服。
“四点售票，去晚了买不到票呢。”
老鲁头已经穿好衣服。
方天明凑着光线看了看闹钟，这才半夜一点，心里恨得直骂老鲁头着急上坟。
方天明不情不愿地跟着老鲁头来到上海火车站，没想半夜的火车站已经被人群占领，歪歪扭扭的买票长队，到处散乱的行李，吓了他一跳。
“你还嫌早不呢？你个龟儿子！”
老鲁头看着方天明，没好气地说。这一路上没少被他埋怨。
方天明缩缩脖子，不吱声了。
两个人快步上前加入排队的人群，不料被人挤到一边。
“推我作甚？”
“谁推谁了？你在我后面，我在你前面！”
一番争吵和角力，两个人硬是卡住了位置。
“诶，这一活动，也不冷了呢。”方天明傻笑地说。
“过会就更冷了。”老鲁头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
“车票要吗？”
一个穿军大衣的人手里拿着几张车票走近人群，一路的问过来。
“武昌的有吗？”
“有，几张？”
“多少钱？”
“50。”
“50？！”
问的人咋咋舌，这翻一番还多。
老鲁头和方天明乖乖待在队伍中，黄牛票是买不起，期盼着队伍快一点，再快一点。
“合肥，两张。”
“什么时候的？”
“随便什么时候的！”
一个老年旅客将手里的钱递进售票窗。
售票窗隔着厚厚的木板，他看不到售票员，售票员也看不到他，两个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钱不够，差2块。”里面售票员说。
老年人抖嗦着从怀里摸出一把碎钞，数出两块钱，递了进去。
两张火车票从窗口丢出来。
后面的旅客早等不耐烦，一膀子将他挤到一边。
队伍像蜗牛一样蠕动，冷风像刀子一样刮过。
方天明打了个哆嗦，活动活动腿。
“我腿都站麻了。”
“我腰还酸呢。”
“你看人家聪明，带了个马扎坐着。”
“你看那么多黄牛，他们的票啷个来的？”
“啷个来的？靠关系噻！”
方天明埋怨道：“都是《一封家书》闹的，本来不准备回家的！”
老鲁头冷笑道：“那你兜里还有一盒磁带呢！”
方天明摸摸兜，嘿嘿地笑了。
两个人无聊地排队，只能通过闲话，发发牢骚来打发时间。
足足排了四个小时才轮到他们。
“成都，两张。”
“没有了，明天再来！”
“喂，怎么没的了呢？我没开门就来了！”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方天明死的心都有，不甘心地趴在窗口冲里面叫。
老鲁头也不淡定了，冲着窗口大骂：“这么快就没了，龟儿子，都卖给黄牛了！”
两个人招来后面人的谩骂，戴红袖箍的人上来将他们驱走。
“老子今天不睡觉就来排队！”
晨曦里，老鲁头狠声道。
“好，我豁出去了，陪你！”
这晚，两个人早早到了车站，这次学乖了，带了马扎，累了就坐下，很悠闲的样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两到了回家的票。
“回家喽！”
方天明举着硬纸板的车票，高兴地啵了一下。
等他们再次来到火车站时，广场上人潮人海。老鲁头肩上扛着沉重的包走在前头，回头催促方天明快点，“耽误了上车，叫天都不应！”
方天明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比老鲁头看起来轻松多了。
“你看，人家拖儿带女的都不急。我们急什么？5点10分的车，现在才4点呢。”
方天明看着前面背着一个抱着一个牵着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妇女，对老鲁头说。
“那你晓得别人个是几点的火车噻？恐怕是晚上八点的呢！”
老鲁头出门在外时间久了，看得多了，做事也就小心。
火车站大门到候车大厅，都是黑压压的人，还没上火车就已经人挤人。
不少武警战士在维持秩序。
“今年好像明显比去年人多啊？”
“我听车站的人开玩笑说，这是《一封家书》引发的春运洪流。”
“是，他们都在怪那个蒙面歌手，害得他们连续加班了一周了。”
“你说蒙面歌手也想不到吧？我都想回家了，要不是刚入伍不能请假，唉……”
两个武警战士忙里偷闲正说些八卦，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
“哎呀，我的鞋，我的鞋！”
“踩我脚了，啊！”
“啊呀，缠着我的包了！”
“你别走，赔我的包！”
“你摸我干什么？”
“谁摸你了，后面人推我的。”
“你故意的！流氓！”
“啪！”
“唉哟，你个泼妇！”
吵架、谩骂、打架的声音四处响起，工作人员却没人去干预，只在一旁维持秩序。
老鲁头和方天明凭着力气挤进了候车大厅。大厅里或站或坐都是人，满地的行李。大人的说话声，小孩的哭闹声，混在一起什么也听不清。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
戴着红袖章的工作人员拿着一杆长竹竿，强行在人群中隔断出一个检票通道，见有不讲规矩硬往里闯的人，狠狠拿竹竿往他们身上招呼。
强权在纷乱的现场最有效率。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
现在工作很忙吧？……”
候车厅播起了《一封家书》。
吉它声中，深情的歌声让躁动的人群安静下来。
思归的咏叹与想家的心情一合拍，引起旅客的共鸣，有人跟着唱起来，一个两个三个，慢慢地，大厅成了大型合唱现场，人们随着音乐齐声歌唱：
“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了，先写到这吧……”
1984年，《一封家书》引爆了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