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历史学者有很多都将宋夏好水川一战的战败结果归咎于任福，这些人说任福不该去追击那股西夏败兵，如此也就不会掉进李元昊的陷阱，更不会有好水川之败。然而，这种说法和观点请恕我个人严重不敢苟同，而且这种说法也实在是让我难以理解。任福的行为确实属于违抗帅令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但即使他不去追击那股西夏的败兵也同样会在羊牧隆城遭遇李元昊提前埋伏于此的十万大军。换言之，任福所部左右都是个死，除非他能一直待在镇戎军里不出来，除非韩琦给他的那个设伏地点不是羊牧隆城。
在战前将自己的真实军事意图公之于众，这是任何一个蠢人都不会做的事，可李元昊这样做了，这明显就是暗藏玄机，但韩琦却深信不疑，于是他调动镇戎军的全部兵力准备去踹李元昊的屁股。韩琦以为自己这一招是精妙绝伦，可他不知道自己就此中了李元昊的圈套。
以上种种不是为了要说李元昊有多么伟大和神机妙算，只是想说好水川之战看似是任福的责任，实际上发号施令的韩琦才是宋军此战战败的第一责任人。然而，可耻的大宋文官集团在战后总结和追责时却将任福定为背锅侠，还白纸黑字地说战后从任福的身上搜出了韩琦的那道不可擅自改变行军路线的戒令，如此便将所有的责任都给推到了身为武将的任福头上，而作为文官的韩琦则因此而成功洗白。
做这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陕西的军政一把手夏竦。他在写给赵祯的战报里将此战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已经为国殉难的任福，而证据就是他派人从任福身上找到的那道韩琦的军令。赞同夏竦这种说法的人大有人在，赵祯赞同，宋朝的两府高官也赞同，就连范仲淹在战后也认为任福的不听帅令是此战大败的根源。
夏竦为何要这样做？因为韩琦一旦被定罪，他身为韩琦的顶头上司自然也难逃其责。为了脱罪或是减轻责罚，夏竦此举可谓无耻至极。可是，其他人——那些比我们聪明、比我们有见识的所谓仁君和名臣为何也默认了夏竦的这种说辞？说白了，这些人其实就是在抱团取暖而已。请问：夏竦和韩琦是谁派到前线去的？范仲淹和韩琦又是什么关系？这些人其实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另外，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任福作为宋军的主将且是当场战死，杀死他的那个西夏人岂能不知这是一件天大的战功和军功，即便他是扛着任福的尸体去向李元昊请功也照样会得到重赏，西夏人也定然会对战甲异于其他宋军将士的任福来个大搜身甚至是会扒掉他的战甲以示庆贺或者荣耀。所以，夏竦在战后怎么可能还会从任福身上找到韩琦的那道将令？他甚至都有可能连任福的一根毛都找不到！
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好水川之战之所以在正统的史料里没让韩琦背锅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韩琦后来位列大宋的宰相，宋英宗和宋神宗父子俩更是因为韩琦对英宗皇帝的拥戴之功而将其奉为天大的恩人，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其人生怎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污点呢？为尊者讳——这自古以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美德！令人恶心呕吐的美德！懦夫半推半就但最后还是坦然受之的美德！
事实证明，李元昊在战前所宣称的攻打渭州只是他在比战里所释放出来的一个烟幕弹，而韩琦这个战场上的菜鸟终究还是被久历战阵的李元昊给玩得不知东西南北。战后，韩琦虽然很快就上表请罪，其言辞更是发自肺腑般地深自愧责，但真正让他感受到锥心之痛的事还得是他在战前所紧急招募的那将近一万人的本地乡勇的家属在战后对他的一番公开责问。
好水川之战，宋朝的西北禁军战死近一万人，另一半阵亡的那一万人正是韩琦在泾原路所招募的当地义勇这些人。战后，这些义勇的家属披麻戴孝哭作一团，一些老人更是直接拉住韩琦的衣襟泣不成声地哭诉道：“韩大人，我儿随你出征，你回来了，我儿又在哪里啊？”
面对此情此景，韩琦愧色难当却也无言以对，只能是情难自制地任由自己的两行男儿泪在面颊上滚滚而流。或许有人会觉得战争本就有伤亡，这些人如此责问韩琦显得很是无理取闹，可韩琦如果真的是个聪明人就应该知道他确实应该承受这般责难。身为主帅，打赢了功劳属于我，打败了责任在下属，韩琦再怎么说也还不至于如此的厚颜无耻。再者说，是他亲自将设伏的地点选在了羊牧隆城，而宋军也正是在这里被歼灭殆尽，这其中他应该罪责几何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夏竦可以不要脸，但他韩琦还没那么无耻——那是两万条人命啊！
韩琦的痛苦所衬托出的当然是李元昊的志得意满。击杀宋军近两万人，泾原路的宋军名将几乎被杀殆尽，这一战李元昊取得了比延州之战更大的成果。诚然，两万宋军英勇战死同样也让西夏人损失惨重，其死伤的人数甚至远超宋军，但这一战无论怎么说都是西夏胜了。
胜利之后的李元昊却是表现得相当理智，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下令撤军回国。宋军损失如此之大，陕西各路的宋军得知此事后定然是怒不可遏并誓要复仇，秦凤路的王仲宝已经来了，鄜延路的范仲淹这时候想必也会有所动作，而且另外还有一个环庆路，李元昊如果不见好就收，等待他的必然不是什么好果子。宋朝可以承受多次战败的后果，但西夏只要输一次都意味着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李元昊可不敢跟宋朝豪赌。
李元昊的逃之夭夭让陕西各路急切想要复仇的宋军只能徒生叹息。追？有那个能力吗？敢深入西夏境内去讨回这笔血债吗？就在宋军将士个个都对李元昊恨得咬牙切齿却又鞭长莫及之时，更大的羞辱又降临在了宋朝人的头上。
在宋夏的边境，宋军的斥候在一座石庙的墙壁上发现了几行题字，上面有云：“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这是何人所书？此人在墙上自报身份和姓名：大夏国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
还记得此人吗？就是那个在殿试中屡次落榜而在悲愤之中转而去投靠李元昊的大汉奸——张元。生理变态不足为奇，可心理变态却是另外一码事。张元因为自己科场失意而将所有的愤怒与仇恨都转移到了宋朝的身上，为此他不惜背叛自己的国家和种族，面对将近两万名本族同胞的鲜血和生命，他所感受到的是痛快淋漓的复仇的快感。
我承认怀才不遇对一个心怀远大志向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如果需要通过心理变态、需要通过背叛自己的国家和种族、需要通过本族人的鲜血和生命、需要通过去向异族和敌国卖命转而反攻自己的国家和种族来得到解脱，那么此人也就枉自为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习为人之道也！张元显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他的圣贤之书只为成就自己的抱负和功名利禄，为此他可以出卖自己的一切，如此岂可谓之以人乎？实乃一禽兽耳！
好水川一战为西夏立下头功之人当然就是这个大汉奸张元，在回到西夏之后，张元被李元昊册封为西夏的相国，这个心理变态的叛国者也终于实现了他的个人抱负。但是，他并未满足，此人从踏上西夏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叛国的道路上一去不返，而他的野心远不止是对宋取得一两场战事的胜利这么简单。他想要的是让西夏入主中原取宋而代之，唯有如此他才能不带着任何的遗憾去阴曹地府报到。所谓自作孽不可活，此时的张元虽然站在了个人在政治权力的巅峰，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生命却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
好水川之战不但让韩琦颜面尽失，更是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深陷失败的阴影而无法自拔，而这一战也让范仲淹受到了牵连，他由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被贬为户部员外郎兼知耀州。
范仲淹的被贬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他自己“自作自受”。之前说到过李元昊曾派人到延州去向范仲淹请和，而范仲淹也以书信的形式劝解李元昊上表请罪，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元昊不过就是在玩弄范仲淹的忠厚。可怜范仲淹这边正眼巴巴地等着李元昊给他回信，可他等来的却是李元昊在好水川大开杀戒的噩耗。当范仲淹派出去的信使在四十多天后重回延州之时，他给范仲淹带回了由西夏重臣野利旺荣以李元昊的名义写给他的一封长达二十六页的回信。
这封信里写了什么如今不得而知，但史书记载李元昊以胜利者的姿态所写的这封信其言辞极为嚣张和傲慢。范仲淹看完之后当场大怒，他当着西夏使者的面将其扔进了火炉。然而，这不过是范仲淹当着西夏使者的面所做的一种姿态而已，他后来又将此信的副本给拿了出来，再又将那些最不堪入目的内容全部删除，只留下了李元昊的那些请求通好的内容予以抄录并转送朝廷。
即使如此，当开封的两府大佬们看到这些内容后仍然是瞬间集体暴怒。宰相吕夷简责怪使者不该在朝廷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李元昊通信，但信使却说范仲淹身为经略副使有生杀之权，所以他不敢不从。此言一出，这些帝国的大佬们更是怒不可遏，所谓人臣无外交，你范仲淹有什么资格以朝廷的名义去跟西夏私下讲和？而且，你非但没有讲和成功，反而还让朝廷和皇上被李元昊在这封信里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眼见宰相吕夷简表现得最为火大，参知政事宋庠便想借此机会讨好一下宰相大人并以此改善一下彼此间有些紧张的私人关系，于是宋庠跳出来高呼应该把范仲淹给宰了。不曾想，他这么一吼现场顿时安静。众人盯着宋庠看了老半天，脑子里努力地思索着宋庠和范仲淹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深仇大恨，就连吕夷简也是瞪大双眼瞅了宋庠好半天，心里也是不禁直犯嘀咕：这宋老弟今天是怎么了？平日里都是跟我唱对台戏，今天怎么就顺着我的路子来了？想投降？没门！看本相今天怎么收拾你！
可是，还没轮到吕夷简发话，枢密院里的杜衍率先怼了宋庠一句：“就因为这事你就要砍了范仲淹？”
宋庠被众人一顿扫射之后也是分外尴尬，一时间也无言以对，他本以为吕夷简这时候会替他解围，哪曾想吕大宰相突然紧急刹车然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范仲淹这事虽然做的不对，但人家也是出于一片忠心，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你宋庠是不是也太心黑了？”
宋庠当场石化，而且就因为此事他在不久之后就被逐出了中书省外派到扬州去做知州。至于理由，中书省的长官都应该是仁德君子，你宋庠竟然想把为国守边的范仲淹给杀了，此等行为实在是有失宰执大臣的风范，所以你还是到地方上去反省一下吧！
宋庠原本想把范仲淹当人情给卖了，可他怎知道最终的结局却是搬起石头砸伤了自己的脚。在吕夷简、杜衍以及知谏院孙沔的力保下，本来已经被贬官至耀州的范仲淹最终得以从轻发落，他最后几乎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而且还继续留在了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