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陈兵边境做出一副随时都有可能挥师南下的准备，这其实就是在向宋朝发动心理攻势，目的就是要让宋朝乖乖听话，甚至是让富弼这一次直接就过来在割地的文件上签字画押。但是，宋朝也不是吃素的，按富弼不久之后的话来说，我大宋也是提封万里之疆的大国且政通人和，我们立国已近九十年，不是被吓大的。
面对辽国方面在军事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宋朝方面也随即针锋相对地选择了予以强硬回应。首先，宋朝方面在这年的五月将刚刚在河东地区立下赫赫战功并将西夏势力彻底逐出国境的张亢调往了河北，而且他将要前往履新的地方还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高阳关。
数日后，原本驻守澶州的王德用被紧急召入京城，宋朝正是在这个时候决定由他全面主导河北境内的军事战备。于是，王德用在数天之内连续在军职上获得升迁：澶州知州、真定府和定州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兼判成德军、判定州兼河北三路都部署。至此，王德用成为了河北境内宋军的最高统帅，而他的帅府则设在了定州。
澶渊之盟时，王德用的父亲王超也是河北诸路宋军的主帅，而他的定州大营所拥有的兵马总计超过了十万，但王德用这个时候手里只有六万人，而且还是从没上过战场的和平兵。为了能够让这些人尽快熟悉各种战法和阵法，王德用亲自上阵给他们当起了总教头。
当年，北宋的另一位名将李继隆也是与如今的王德用一样在被压制和雪藏多年后突然被委以救国的重任，他当时所接手的也是一支新军，但就是这支新军经过李继隆几天的调教却能在澶州城下硬生生地将前来主动挑战的辽军给打得狼狈溃逃。同样，对于此时的这些宋军将士们而言，当王德用成为了他们的统帅并亲自站在他们的跟前时，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和意志上的鼓舞和激励。年未弱冠之时就随父亲远征党项并以五千骑兵在三日之内与李继迁的数万骑兵大小鏖斗数十战且每战必胜，王德用单单只是凭借这份履历就足以镇服全军，那就更别提他还曾经在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里执掌兵权。
王德用到达定州亲训将士，不过旬日之后他就让这支军队迅速地形成了战斗力，而且这支军队可谓是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自己严明的纪律，其军纪之严堪比后来岳飞的“岳家军”。我们何出此言呢？由于这六万人是因时局的突变而被临时被紧急部署在了定州，因而他们只能分散寄宿在定州的各户民居和酒肆当中，整个定州几乎每家每户都住进了士兵。王德用明文规定手下将士不得扰民，而且要将百姓当做菩萨一般去敬重，否则军法从事。令人称奇的是，在这期间竟真的无一起军士扰民事件发生，别说是动手打人，就连大声喧哗吵闹这种事都没有发生过。
作为一名曾经的共和国军人且在执行任务期间有过借宿民居经历的人，请恕我直言，这种事别说是在宋代，就是在现在也堪称奇迹，要知道这可是六万大军而非数百数千。具有此等军纪的军队，其战斗力绝不会差到哪里去。
辽国人当然不会无视宋军在定州的大规模集结以及频繁进行的军事演练，他们派出了间谍千方百计地想要刺探到宋军的情报。这自然没有逃过宋朝人的眼睛，于是有人请求王德用在定州大举抓捕辽国的间谍并直接斩首示众。然而，王德用却另有打算，他就是要利用这些辽国间谍为己所用。
次日，王德用直接将六万大军全部拉出城外在平原旷野中进行公开的军事演练，而且演练的科目还大多与进攻相关，这其中甚至还涉及到了后勤运输和保障这等高度实战化的演练科目。更重要的是，六万宋军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闻鼓而进见旗而动，整个演练过程中竟然无一人出现差错或纰漏。辽国的间谍将这些信息全都反馈回了辽国，而辽国方面也就此做出了宋军正在计划准备北上的判断，于是辽国下令边境驻军严守边境防范宋军突然越境攻击，这恰好正是王德用想要看到的结果：就你们辽国人会吓唬人？这事我也会！
宋朝在军事方面的另一个重大决策则是建都北京。
这里的北京可不是现在的北京，北宋这时候分别有西京洛阳府，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北京则是河北大名府——澶渊之盟时由王钦若和孙全照所镇守的地方。
当年范仲淹担任开封知府时曾上疏建议修缮西京洛阳的城防，其目的就是为了在万急时刻将都城迁往洛阳。值此辽国人想要发兵南下的时候，有朝臣便建议遵从范仲淹当初的提议将洛阳升格为临时首都，如果辽国人哪天真的越过黄河就让赵祯跑到洛阳去暂避。但是，此建议遭到了当朝宰相吕夷简强烈而又坚决的反对。
吕夷简反对的理由是：辽国人欺软怕硬，如果我们将洛阳设为临时首都反而是在向辽国人示弱。为此，他建议将地处黄河以北的大名府升级为北京，而且如果战事一旦爆发就让赵祯亲往大名府坐镇从而激励全军并向辽国表明宋朝绝不畏战的态度和决心。反之，如今还没开始打仗便想着给自己找退路，这不单是未战先怯，而且还会让辽国看轻了宋朝并助长其本就嚣张的气焰。
对于吕夷简的这一番言论，赵祯当场表示赞同，而且随后便正式下诏建北京于大名府。可是，远在陕西的范仲淹听闻此事立马上奏说道：“建都大名府不过只是在虚张声势而已，如若真的开战这就是一步险棋。如今再修缮洛阳的城防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臣觉得当下还是应该加强和巩固开封的城防。”
范仲淹和吕夷简在此事上面再又杠上了，而且朝臣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赞同范仲淹的这个修缮并加固开封城防的提议。吕夷简为此而不得不再次舌战群臣，他说：“范仲淹的这个提议就跟当年楚国令尹囊瓦死守郢城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昏招。假如辽军渡过黄河进而围困开封，那么我大宋的江山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我们必须建都大名府，与辽军的决战就应该在黄河以北，地点就在大名府！”
吕夷简此言一出，众人立马闭嘴，因为他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囊瓦城郢。简单说，这个囊瓦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吴楚争霸时期，面对吴国大将伍子胥和孙武的强大攻势，囊瓦没有选择令楚军前出主动迎敌，而是决定加强楚国都城郢都的防务，坐等吴军前来进攻。吴楚争霸最后的结局就是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破郢都，楚国国君楚昭王逃到随国避难，囊瓦的老婆被吴王阖闾的弟弟强行霸占，伍子胥更是将当初杀害他全家的那位已经故去的楚平王掘墓鞭尸，而楚国则近乎于亡国。
在这件事上吕夷简和范仲淹在战略眼光上面高下立判。北宋是怎么灭亡的？这个问题相信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不就是指望着京城开封的城墙能够将金国人挡在城外吗？可结果呢？开封外城被金军攻破后，内城“不攻自破”，宋朝皇帝主动走入金营，而尚未开化的金国人以一种野蛮的方式将宋徽宗和宋钦宗带往了金国，北宋就此宣告灭亡。吕夷简的这句“囊瓦城郢”可谓是一语成谶，这在后来竟然真的成为了北宋最后灭亡的方式。
不管后人尤其是范仲淹的忠实拥趸们怎么评价吕夷简，也不管他这一生究竟做了多少让某些人觉得憎恶和不齿的事，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吕夷简无愧于北宋名相的赞誉。围绕着建都北京的争论到此结束，吕夷简独排众议使得宋朝最终得以在黄河以北的大名府建都北京，而宋朝随后就任命前参知政事程琳为大名知府兼知天雄军并北京留守。
宋朝建都北京于大名府无疑是在向辽国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们辽国人敢打过来，我们宋朝绝不认怂，绝不退缩，我们不但不会后撤，反而还会主动向前迎敌，你们尽管放马过来！
正是在这样一种看似战事随时都有可能一触即发的态势下，富弼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于这年的六月初来到了辽国，而辽国方面负责接待富弼的正是刘六符。老刘同志现在已经升官了，而萧特默更是被加封为“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刘六符的临时差遣则是行宫副部署。从他这个官名上可以看出，此时的耶律宗真并没有在辽国五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城里待着，而是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夏季巡游狩猎活动，也就是辽国“四时捺钵”中的“夏季捺钵”。
所谓捺钵就是汉语里行宫的意思，辽国的皇帝并不经常在城市里待着，而是每年四季都要选一段时间外出游猎，这既是遵循先人逐水草而居的习俗，也是为了让辽国上下从始至终都保持尚武的风俗。皇帝捺钵期间，辽国的文武重臣和皇帝的禁卫军也都得随行，简而言之，辽国皇帝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辽国的政治中心和临时首都。捺钵制度一直都被辽国的皇帝们所忠实地执行着，哪怕是身患重病以至弥留之际都得抱病出游，辽国种制度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完全可以比肩宋朝每年的朝庆大礼或者郊祀大典。
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辽国历史上共有九位皇帝：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耶律阮 、耶律璟、耶律贤、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耶律延禧，这其中除了末帝耶律延禧之外，其他八位皇帝都不是死在皇宫里，而是死在郊外的行宫，也就是说这些人全都是在捺钵期间驾崩的（耶律德光驾崩于从中原返回辽国的路上）。
刘六符头上此时的行宫副部署的官职基本上也就相当于我们汉人王朝里的御驾行营副总管，而耶律宗真此次夏季捺钵的具体地点应该就是在幽州附近。当富弼到达辽国行营后自然也是被安排住进了一座帐篷里，而辽国方面派出的结伴使正是刘六符。
在正式面见耶律宗真之前，刘六符特意来到富弼的帐中找他谈话。
“富大人，如果我们的陛下坚持要割地，你看此事该怎么办？”刘六符问道。
富弼慨然回道：“如果真是这样，那你们就是在破坏盟约，倘若如此，我方绝不答应，唯有枕戈待旦耳！”
面对辽国的战争威胁，富弼的回应就是迎战。刘六符一听这话也急了，说道：“哎，你们宋朝怎么就这么固执？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事情就没法周全！”
富弼差点气乐了，回道：“明明就是你们无故要求我们割地，我们非但没有以大兵相拒，反而还派我过来跟你们商量结亲或增岁币之事，可你们还是坚持要求割地，这怎么反倒说我们固执？你不觉得你们这是在强词夺理吗？”
刘六符自知理亏，只好悻悻而去。如此一来，想要摆平富弼就只能由耶律宗真亲自出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