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完未来的这几位将会在今后的历史里尤其是在变法革新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角之后，现在我们正式把焦点投向王安石以及由他所主导的新法运动。
在此之前，有些话在这里有必要说提前说到。因为我本人在这个历史事件里具有很强烈的主观意识和情绪，所以我敢肯定自己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有较为强烈的个人情感在里头，而我能做的是尽可能客观地讲述这段历史。
记得之前我好像说过，王安石变法、靖康之难和岳飞之死是整个宋史里面我最不想讲述的部分，因为这三段历史无论是在民间层面还是在史学界里都争议很多，而且这其中充满了各种真真假假以及极其令人容易上头的是是非非。再重申一遍，这只是我个人眼中的历史，我无意以权威而自居，更无意传输自己的历史观，我只是在述说自己对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解读。
在被赵顼授命总揽变法事务之后，王安石奏请赵顼设立了一个专门总理变法事务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而这个部门的牵头人很是出乎意料，他既不是王安石也不是宰相富弼或枢密使文彦博，而是时任知枢密院事的陈升之，王安石则是其副手。
从名字上可以看出，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一个与钱粮有关的机构，这也就是在向全天下宣布宋朝的这次变法首先就是要改良帝国目前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不过，陈升之虽然在这个眼下整个宋朝权力最大的临时机构里挂了个一把手的头衔，但实际上在幕后负责操控全局的却是参知政事王安石以及他此时最为得力的助手吕惠卿。在王安石的推荐下，吕惠卿被任命为“条例司检详文字”，而此时为父守丧期满且重回京城的苏辙也同样被王安石任命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可以说，新法的第一项法令——也就是几个月后将会出台的“均输法”正是出于王安石、吕惠卿和苏辙三人整日通宵达旦的计议之下。
王安石此时的干劲儿很足，但与他同为中枢大臣的几位宰相和参知政事却很清闲，不是说这些人不想干事，而是皇帝现在把所有行政要事都委托给了王安石，而新法的事儿他们这些人既没法也没有兴趣参与，因为随着“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成立，他们这些人的权力也就被架空了。曾经操持帝国最高行政权柄的这些大佬们如今最多也就是个负责盖章的办事员，除此之外他们整日能做的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戏——看看这个王安石究竟能搞出个什么花样让宋朝的国库能够像变魔术一般地迅速充盈起来。然而，中书省的这些大佬们虽然不干事，但风凉话和风凉事他们却是没少说也没少做。这也怪不得他们，在你王安石入主中书省之后，这些原本掌理着帝国大政的人全都成了闲人，这事换了谁都会心里有所嘀咕，毕竟没有谁愿意当一个举国皆知的饭桶和废物。
在工作之余，王安石自然也免不了会和这些前辈们打交道，至少每日的工作午餐会在一起聚一聚，于是相互间也就会因为变法的一些事进行探讨，但这其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王安石会被这些老前辈们所冷嘲热讽。王安石可不是范仲淹那种谦谦君子，更何况即使是范仲淹这样的老实人在主导庆历改革时也会在被人冒犯之后进行反击，因而在被惹火了之后王安石也会对这些人怒目以对，而且以他的口才也绝不会对这些人嘴下留情。
某一天，王安石就在与这些整日闲得穷极无聊而满嘴跑火车的大佬们面前爆发了一次，也不知道这天是哪位大佬的话触怒到了王安石的逆鳞，他忍了又忍终究还是叹息了一句：“在座的诸公难道都没有读过书吗？”
谁知道参知政事赵拚随即就对王安石以其人之道还之其身，由于王安石曾经在赵顼面前将赵顼比作尧舜，而将宰辅大臣比作皋、夔、稷、契这等上古贤臣，赵拚便借此对王安石反唇相讥道：“介甫此言差矣，既然你在陛下面前说我们是当代的皋、夔、稷、契，那么敢问在皋、夔、稷、契活着的时候又哪里有什么书可读呢？”
言外之意，我们这些人就是没怎么读书，普天之下就你王安石一个人读过书，所以我们说了什么都是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而你王安石既然是个读书人是不是就该对我们多多包容呢？赵拚这句风凉话一出口，饭桌上的这些老家伙都哈哈大笑，而王安石则被顶得是无言以对。
相比赵拚，另一位参知政事、同样是口才出众的唐介更是经常性地与王安石打嘴仗，但遗憾的是，在嘴仗这方面王安石可是当时宋朝一等一的高手，唐介因此而没少被王安石打得灰头土脸。这可就有些悲剧了，因为唐介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而且此人也是一个从不服输的主儿，但奈何他就是在这方面斗不过王安石，最后的结果就是唐介一败再败之下便抑郁成疾。
还记得《三国演义》里王朗是怎么死的吗？没错，他是被诸葛亮当场骂得口吐鲜血而亡，唐介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每次都在舌战当中输给王安石便会让唐介的心里多了一块郁结，他跑去跟赵顼告状，而赵顼又每次都站到王安石这边，这让唐介更加愤懑不平。久而久之，急火攻心的唐介竟然就被气得长了背疽（脓疮），每次动气之后他的背疽就会复发生脓，而这最终导致了他的命归西天。没错，我们这里可以很不负责地说，唐介极有可能就是被王安石给活活气死的，但理智地说，这能归咎于是王安石的错吗？
唐介临死之前，心性醇厚又善良的乖乖皇帝赵顼亲自去探视并为之而流涕不止，在其死后，赵顼更是亲自前往祭奠。不过，这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敢说唐介之死是王安石造成的，毕竟一个人因为心胸狭隘容不得他人有异见而最终致死是怨不得别人的，要不然吵架和斗嘴这类事也就成了刑事案件了。
唐介这一死让中书省的各位大佬们都不禁心肝乱颤，看来跟王安石斗嘴是有生命危险的，为了保住各自的这条老命，再加上和王安石吵了也是白吵，这些老家伙便都选择了沉默是金，王安石在中书省的日子也就耳根清净了不少。然而，这憋屈的日子确实不好受，与其被人说是尸位素餐，还不如另外寻个体面的活法。
于是乎，这些名义上的帝国大佬们就纷纷选择或是被迫开始了各自的生存之道：首相富弼说自己足疾又犯了，所以向赵顼请了个长假每天就在家里蹲着；次相曾公亮更彻底，他请求告老还乡直接退休回福建安享晚年；参知政事赵拚虽然一直挺着，可奈何他在中书省既没威望又没有皇帝的专宠，所以即便是日常的一些事务他也应付和忙活不下来，可整个宰相班子每天的例行差事他是一件也不能落下，也就是说本来之前是五个人干的活儿被他一人全都包揽了。王安石呢？他每天忙着跟吕慧卿和苏辙制定新法的细节，哪有时间过来帮赵拚分忧？
久而久之，外界就给中书省的这五位长官描绘了出了各自的人生状态图，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字：生老病死苦。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拚苦。看上去很好笑，但实际上这就是此时中书省几位大佬的真实现状。
制置条例司成立不到一个月，赵顼召见王安石询问新法草案的进展，赵顼这无疑就是在猴急了，王安石耐心地对他说道：“大体上已经差不多了，但现在我们正在就具体的细则在做讨论和调研，国家眼下虽然缺钱，但我们也不能为此而急功好进，更不能因此而行有违礼仪教化之举，要不然就成了为了敛财而不择手段，那样倒是能够很快生财，可如果因此而导致国家动荡就会得不偿失。所以，这事陛下你还真不能催得太急了，变法这等大事只可缓而不可急！”
各位，这里请为王相公鼓掌！
后世的某些人攻击王安石新法的众多说辞里面有一条就是指责其为了敛财而急功近利继而不择手段，可事实呢？王安石是在这年的二月受命开始主理变法事宜，但直到五个月后的七月他才小心谨慎地出台了他的第一项新法——均输法，而且这些法令细则里的每一条都尽可能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民众的接受程度，再结合王安石在皇帝面前亲口说的这段话，请问这怎么就成了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了？
安抚好年轻又有点心浮气躁的皇帝之后，王安石紧接着就开始谋划更大的动作，这年四月他派遣了八个人分别前往全国各路核察当下的农田、水利和赋役情况，这八个人分别是：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这八人都将成为今后变法运动中某一时刻的主角，这其中的某些人比如说刘彝、谢卿材和程颢更是大名鼎鼎，尤其是这个程颢。是的，这个程颢正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北宋五子”之一的那个理学宗师。关于他们，我们在后面具体的事件中再做提及。
就在王安石为新法的创立而殚精竭虑之时，身为中书省宰执集团的顶梁柱，他还在这一时期不得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别忘了，他可不是专职变法的，况且现在的他几乎可以说是中书省里唯一在做事的宰相——虽然他只是一个副宰相（参知政事）。
此话又从何说起呢？这事我们在前面其实也交代了，富弼虽然是名义上的首相，但人家现在并不理事，而是在家养足疾。曾公亮这时候在干嘛呢？他去了西京洛阳给宋仁宗和宋英宗安放神像牌位。至于另一位参知政事赵拚，这位老先生倒是一直在中书省坚守岗位，可长期的值班终究还是把他给累趴了，于是乎王安石被迫抽出身来时常去中书省坐班理事。
就是在这一时期，老王同志狠狠地挥舞起宰执大臣的权力大棒敲打了几个大臣。这些人分别是：开封知府滕甫、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谏院钱公辅，这四人被王安石挥动起权力大棒集体赶出了京城外放为官。这四人为何会被外贬呢？反对新法吗？并不是，因为这时候新法还并未正式出台，他们四人被贬纯属正常的宋朝顶级官场上的例行内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