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种谔几年前以兵不血刃的方式为宋朝从西夏的手中抢得了绥州应该是大功一件，可他最后非但没有升官授奖反而还被发配到随州接受政治监管，这里面的原因说来也是让人唏嘘不已。种谔不接受上级领导的节制确实属实，可如果你的领导是个军事上的外行且还对你瞎指挥，那么你拒绝执行命令算不算情有可原呢？可是别忘了这是在宋朝，武将天生就比文官低一头，你种谔再厉害也必须遵守这一条铁律，否则就要治你一个抗命之罪，哪怕你有战功也得治你的罪。
此外，你种谔成天老是想着如何跟西夏人打仗，夺人家土地，这让边地的文官领导和开封城里的两府大佬也是非常反感。有种谔这么一个惹事包的存在就意味着在宋夏边境放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对于一向奉行和平主义的宋朝文官集团来说，种谔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这会严重威胁和破坏他们吟诗作对泛舟饮酒的雅兴和环境。
在某些人眼里，种谔夺回绥州是国家的英雄，可在另一些人的眼里，种谔却是宋夏和平的破坏分子，他的行为惹得西夏人很不高兴，甚至可能导致西夏人大举进攻宋朝。所以，种谔虽然有功于国家，但这个不服从上级命令且又好战的破坏分子必须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朝廷没有因此而砍了他种谔的脑袋就已经是天恩浩荡。
这种想法不单是此时的宋朝文官集团所独有，就连千年之后的现在也有一些人这样看待种谔。这些千古一见的“圣人”最直接的说辞就是种谔夺了绥州导致西夏不死不休地跟宋朝缠斗了好些年，李谅祚和梁乙埋都为此而与宋朝刀兵相见，甚至他们直到临死之时都对绥州的丢失耿耿于怀，这让宋朝的整个西北边疆都不得安宁，更是让宋夏双方为此而死伤无数。所以，在这些圣人眼里种谔就是一个可恶至极的战争贩子，应该被世代声讨。
这看上去是不是很有道理？确实好像很有道理，那么照此理论，对匈奴穷追猛打的霍去病和卫青是不是也应该为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匈奴的无数次犯边而承担责任？赵光义也不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而去攻打北汉，更不该在打下北汉后去打什么幽州，是不是赵光义也应该为后来持续二十几年的宋辽战争而承担罪责？照此理论，是不是种谔应该像张学良那样不计一切代价去维护所谓的和平才能被称之为一个优秀的宋朝军人？
有人可能会说我这样讲是在混淆视听和强词夺理，毕竟种谔的行为是属于主动寻衅滋事，是在“侵夺”别国的土地，如果真有人这样想，我只想问一句：你的孩子被人抢走了是不是就永远成了别人的孩子？那朱元璋何苦要北伐？自石敬瑭献地之后，幽州已经先后被辽、金、元统治了四百多年，明朝去夺幽州是不是也是在侵夺别国的土地？
所谓大智若愚，这话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某些人正是大愚若智。
我之所以要说这些确实是有想为种谔打抱不平的意思。作为出生于将门之家的一位职业军人，种谔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国战斗的一生，可就是这样的一名真正的战士却在史书里为文人们所不喜。他的功绩被轻描淡写地带过，而他的过失以及那些所谓的罪名却被尽可能地放大，甚至种谔的战败都能让那些写史的宋朝文人们心生快感且毫不掩饰地将那份快感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在他们的笔下，种谔面对失败时尽是丑态频出。
究其根源，一来是宋朝的武将本就不受文人待见，而且这种不受待见的程度与这个人武功是呈正比的，你越是能打就越是不受待见，因为这意味着你的破坏力越大，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一般都不喜欢打打杀杀的破坏者，这种人被他们不屑地称之为莽夫，而偏偏种谔就是这种人。二来，种谔的身上被贴上了变法派的标签。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宋史里有关神宗一朝的各种官方史料最后都是由保守派最终编修而成的，种谔本就不为保守派所喜，再加上他本人在整个变法期间深受重用且大出风头，这岂能让他逃过保守派的清算？
事实上，种谔应该感到知足，因为对比其他被贴上了“变法派”标签的人，种谔已经是混得很不错了。要知道诸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和曾布之辈可全被保守派在史书里给打入了“奸臣传”的行列，而在神宗朝时期为宋朝拓地千里的一代名将王韶则更惨，他和狄青一样最后都是死于背疽发作，可在记录其死因时，保守派的笔杆子们竟然在必将流传万世的史书里说王韶之所以死得这么惨都是因为他打仗时杀人太多以至招来了此等报应——这就是为宋朝开疆拓土的将军在文官那里所得到的“尊重”。
废话了一大堆，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故事中来。
此时重新披上戎装的种谔比起之前无疑更有战斗和建功的欲望，这里面的原因除了他本身所具有的军人本色外，他还有一个动力便是想要报答首相大人韩绛对他的信任。知遇之恩，恩同再造，可韩绛对种谔又何止是知遇之恩，这是直接将种谔从阴沟里捞出来并把他放到一个比之前更高位置的再造加提携之恩。对于种谔这种性情耿直的武人来说，他此后的这半生是愿意为韩绛而死的。
首相大人如今是新官上任，种谔自然想帮着韩绛多烧几把火，于是乎他就盯上了梁乙埋在横山上所修筑的那座罗兀城。作为宋夏两国的天然界山，横山这样一座地理屏障却全部掌控在西夏的手里，这对宋朝来说在战略层面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占据了横山的西夏人完全可做到进可攻退可守，但如果宋朝把这个屏障给抢到手就可让宋夏之间的战略形势顷刻间攻守易行。
在种谔看来，宋朝无需在整个横山屯驻重兵，只需要去把罗兀城给抢到手就能实现全部的战略意图，而一旦控制了进出横山的这个咽喉之地，那么整个无定河以南之地就都将在宋朝的掌控之下，而且河东地区的麟府二州也将从此与陕西的鄜延路连成一片。如果这个战略意图能够实现，那么其军事价值和意义将丝毫不亚于宋朝夺了绥州城。
种谔随即就将自己的这个计划上报给了韩绛，面对如此诱惑，韩绛自然是大喜过望，他命种谔以所部两万兵马前去夺取罗兀城，而且还授命种谔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沿边诸将皆受种谔节制。
为了能够确保此次军事行动能够取得成功，种谔给梁乙埋耍了个小心眼。在率领大军出绥州直扑罗兀城的同时 ，种谔命令麟府二州的宋军出兵直趋银州做出一副要攻打银州的架势，但实际上宋军攻打银州只是种谔的一个幌子，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梁乙埋的注意力。简单说，此次军事行动宋军这边是虚实结合且虚实难分，麟府二州的宋军是明修栈道，而由绥州出发的宋军则是暗度陈仓。
梁乙埋确实没有想到种谔会来这一手，毕竟横山在西夏人的手里，而且这个罗兀城也是地处西夏的境内。相比之下，他当然是觉得正在向银州扑来的河东路宋军更有威胁。他这么一想正中种谔的下怀，可这也由此而“害苦”了本来是为此次军事行动充当辅攻任务的麟府二州的宋军。
梁乙埋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银州方向，与他对阵的麟府二州的宋军主将是折家军的新生代将领折可行。梁乙埋先是在半路设伏截击宋军，而遭遇伏击的宋军在战斗初期确实被打得狼狈不堪，但这时候宋军当中却站出来一员猛将——宁州团练使刘阒。他率领所部为全军断后，面对西夏军队的万箭齐发，刘阒及其所部将士毫不畏惧地直冲敌阵最后竟然有如神助地将西夏军队给杀退了。
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之后，宋军在行军途中再又遭遇西夏军队的一支万人骑兵大队。这一次双方是隔河而阵，而率先发动攻击的则是西夏人。折可行在西夏军队即将登岸之时命令全军的弓弩手一起齐射，西夏人顿时在滩头一片大乱，宋军则趁势发动猛攻将对方杀得是血流成河，西夏军队的主将咩保吴良更是被宋军当场阵斩。
折可行在东面与西夏军队进行激战的同时，种谔的大军则越过宋夏边境进入了西夏境内并开始猛扑罗兀城。西夏这边负责守卫罗兀城的主帅是他们的都枢密使哆腊，得知宋军来袭，哆腊带领手下的十余名将领引兵三千前出迎战。要知道种谔这次带来的兵马可是足有两万人，这三千西夏兵根本就不够他砍，种谔很大方地命令手下的骁将高永能率领六千兵马前去击敌。
双方刚一接战，西夏军队就力不能支，然后便是撒腿就跑。高永能就这样一路踢着西夏人的屁股前后五次与其接战，而每一次西夏人都被打得抱头鼠窜。等到哆腊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地带着残部退守到罗兀城后，西夏人开始学起了宋军最为擅长的那一招——据城死守。
为了逼迫哆腊出战，种谔命人拿着女人的衣服前去羞辱他，可哆腊仍是选择当一只缩头的甲鱼。不过，这时候的他以及城里的西夏守军早已经是一群惊弓之鸟。第二天，种谔又派了一支由千余名骑兵组成的斥候大队前去侦查罗兀城的虚实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发起强攻。可笑的一幕也就此上演，这天恰好是大风天气，宋军的这千余名骑兵所卷起的滚滚烟尘借着风力就如是沙尘暴一般向罗兀城席卷而来。面对这铺天盖地而来的烟尘以及由远及近的阵阵铁蹄之声，西夏人个个都吓得是面无人色，他们以为宋军这是向他们发起了总攻，身为主帅的哆腊也不禁是大声惊呼了起来：“汉兵大至矣！”
吼完这一嗓子后，哆腊带头逃跑，城里的守军也纷纷跟着一起逃命而去，种谔就这样几乎未发一箭就占领了罗兀城。
杀鸡用牛刀，即如是也！
罗兀城的易手对宋夏两国来说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在公元1071年的这个正月里，宋朝这边无论是身处边关的韩绛和种谔，还是在京城里的皇帝和宰辅大臣都在为前方战事的胜利而举杯相庆，但远在大西北的兴庆府却只见西夏的大相国梁乙埋同志此时正是愁容满面无心睡眠。
种谔夺取罗兀城就好比是有人故意把梁乙埋院里的监控摄像头给打坏了，接下来对方还会干什么？这个问题梁乙埋不敢想但又不得不去想，而这一想就让他不由得不寒而栗。宋朝如果在此时趁势将自己的防线整体前移至整个横山之上，那么这对西夏所形成的军事压力将是空前的，但梁相国其实是多虑了，甚至可以说他这次是真的在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