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摛，字士秀，南朝梁代重要文学家，以开创“宫体诗”着称于世，其子徐陵亦为文坛巨匠，父子二人并称“大小徐”，共同塑造了南朝后期文学的重要风貌。《梁书·文学传》以三千余言详述其生平，结合《南史》《隋书·经籍志》等史料印证，可勾勒出这位文学革新者的完整人生轨迹。
徐摛的家世可追溯至东海徐氏，这一宗族自汉魏以来便是儒学世家，虽非顶级门阀，却以“传经守礼”闻名。其父徐超之曾任南朝宋政权的员外散骑常侍，虽官职不高，却为徐摛奠定了深厚的家学基础。史载徐摛“生而敏慧，五岁能诵《论语》，八岁可属文”，展现出异于常人的文学天赋。
他的早年教育遵循士族传统，先从乡中宿儒研习《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后又遍览《楚辞》《文选》等辞赋总集，尤其对汉赋中的铺陈技巧与魏晋诗歌的韵律之美情有独钟。青年时期，徐摛曾游历建康（今南京），与当时的文人雅士交游，其习作《秋兴赋》因“辞采清丽，意境幽远”在士林中流传，为他赢得了“江东才子”的初名。这一时期的积累，既培养了他对文字的敏感，也让他深谙传统文学的规范，为日后突破传统埋下伏笔。
南齐末年，徐摛以“秀才”身份被举荐入仕，初任太学博士，负责典籍整理与教学。这一职位虽清苦，却让他得以系统研读宫廷藏书，尤其对汉代乐府诗中“相和歌辞”的世俗题材与明快节奏产生兴趣。不久后，他转任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的记室参军，从此与皇室宗亲建立联系。
萧纲当时年仅十岁，喜好文学，徐摛作为幕僚，不仅为其讲授诗文，更常陪侍宴游，创作应景之作。史载“王每游宴，摛必侍从，赋诗唱和，动辄成篇”，这段经历让他逐渐摸索出贴合贵族审美趣味的创作路径——不再局限于传统诗赋的庄重题材，转而描写园林景致、宴饮细节与侍女情态，文风日趋纤巧。
梁武帝萧衍即位后，广纳文士，徐摛因萧纲举荐，被召为尚书祠部郎，后迁为太子中舍人，正式成为宫廷文学侍从。梁武帝本人雅好文学，常于华林园、乐游苑举办文会，徐摛是其中最活跃的参与者之一。
他的应制之作多为“颂”“赞”类文体，如《籍田颂》以“翠幕星陈，雕轩云布”描绘帝王亲耕场景，辞藻富丽而不失庄重；《菩提树颂》则融合佛理与辞采，被武帝赞为“文质彬彬，得讽咏之致”。但更具突破性的是其诗歌创作：他将乐府诗的通俗性与辞赋的雕琢美结合，写下《咏舞》《赠内》等作，其中“低鬟向绮席，举袖拂花钿”“朱颜含远日，翠色影长川”等句，以细腻笔触刻画女性姿态，开创了“状貌写情”的新范式。
注重对偶工整，善用色彩词汇，题材聚焦闺阁、宴乐、自然小景，被时人称为“徐体”。这种风格虽遭部分守旧文人非议，却因贴合宫廷娱乐需求而迅速流行，连梁武帝也常“命摛作艳诗，以为笑乐”。
大通三年（529年），萧纲被立为太子，徐摛任太子家令，成为东宫文学集团的核心。他与庾肩吾（庾信之父）、张率等文人形成创作群体，系统推动文风革新，“宫体诗”作为独立流派自此定名。
徐摛在东宫期间的创作，进一步强化了“宫体”特征：一是题材的世俗化，将笔触从朝堂转向闺房、从功业转向私情，如《夜听妓》“朱唇动，素腕举，洛阳少童邯郸女”，直写宴乐场景；二是语言的“绮靡”，追求“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与湘东王书》），如《咏美人》以“嫩柳半垂阴，新莲刚出浦”喻女子情态，比喻精巧；三是格律的探索，其诗多为五言四句或八句，平仄已具规律，为唐诗近体诗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这种风格直接影响了其子徐陵。徐陵自幼随父在东宫学习，成年后编纂《玉台新咏》，收录大量“宫体诗”，并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主张，将徐摛的创作实践上升为理论。同时期的庾信，青年时与徐陵并称“徐庾”，其早期作品《春赋》《七夕赋》中“芙蓉玉碗，莲子金杯”等句，明显可见徐摛的影响。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爆发，建康沦陷，徐摛随萧纲被囚。史载其“在贼中，犹授太子《老子》，讲论不辍”，展现出文人的操守。乱平后，他辗转回到江陵，被梁元帝萧绎任命为光禄大夫。
晚年的徐摛创作风格略有转变，作品中多了乱离之感，如《哀赋》“城空雀鸟，巷无马牛”，悲叹战乱带来的残破，褪去了早年的绮丽，添了沉郁之气。承圣三年（554年），徐摛病逝于江陵，享年七十七岁，临终前仍叮嘱徐陵“吾文虽靡，然承汉魏之余，开新变之路，汝当守之，勿为流俗所移”。
《梁书·文学传》以三千字篇幅为徐摛立传，除详述其生平，更收录其《劝进表》《与释智恺书》等文，赞其“属文敏速，不加点窜，每有制作，俄尔便成”。史传既肯定其“革易前体，标新立异”的文学功绩，也指出其“内容偏狭，流于轻艳”的局限。
唐代史学家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批评“宫体诗”“亡国之音”，将其与南朝奢靡之风关联；而清代学者王夫之则认为，徐摛“破经生之拘滞，开词章之新境”，肯定其在文学形式探索上的价值。客观而言，徐摛开创的“宫体诗”，虽题材有局限，却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推动了汉语韵律的成熟，是中国文学从“古体”向“近体”转型的关键环节。
徐摛的一生，既是南朝士族文人的典型写照——依托才学跻身宫廷，在权力与艺术间寻求平衡；也是文学革新者的缩影——打破传统束缚，以个性化创作重塑时代文风。他的作品虽仅存二十余首（见《全梁诗》），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