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安南,皮木义在办公室里,如同一头困在笼子里的受伤野兽,暴躁地踱步。
墙上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上,代表牛角山区域的那个红圈,此刻在他眼中是如此刺眼,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他的无能。
他刚刚再次向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措辞极其沉重、甚至带着几分推诿意味的战况报告。报告中,他极力渲染了以周江河为首的“牛角山匪部”的“凶顽”与“诡谲”,将其描述为拥有“不明来源的、远超常规土匪武装的精良装备”和“神出鬼没、极具欺骗性的战术”的劲敌。
更重要的是,他着重强调了牛角山匪部与太行山八路军主力王震山部“联系日益紧密”,“有相互靠拢、形成更大匪患的趋势”,声称若不加以重视并投入重兵清剿,恐将成为帝国在华北腹地的“心腹大患,第二颗毒瘤”!
这份报告,在日军华北方面军高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原本,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太行山核心区域的八路军主力上,对于安南县这类“后方”区域的零星抵抗,并未完全放在心上。但皮木义的报告,尤其是关于“两部靠拢”和“精良装备”的描述,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
几天后,来自华北方面军的严厉斥责和新的作战指令同时抵达安南。
斥责是针对皮木义的“清剿不力”和“夸大敌情”。但紧随其后的指令,却完全采纳了皮木义“加强布防、重点围困”的建议。
一时间,安南县,特别是作为进出牛角山重要门户和区域物资集散地的元宝镇,风声鹤唳,气氛空前紧张!
日军明显增强了在这一带的军事存在:
增兵驻防:从邻近战区调来的一个完整的日军中队,携带着重机枪和迫击炮,进驻了元宝镇,与原驻守的伪军一个营混编,使得元宝镇的日伪军兵力达到了近六百人。
以元宝镇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主要通道、制高点,开始大规模修建钢筋混凝土的炮楼和碉堡。这些碉堡不再是简陋的土木工事,而是配备了探照灯、机枪射孔,甚至小型平射炮的坚固据点,彼此之间形成交叉火力网,严格控制着交通要道。
围绕着元宝镇外围,挖掘了宽深各达数米的封锁沟,沟内埋设竹签、铁蒺藜,沟外设置铁丝网,只留下少数几个由重兵把守的检查通道。
推行极其严酷的保甲连坐制度,每日清查户口,对往来行人进行严格盘查和搜身,稍有嫌疑即刻抓捕。同时悬以重赏,鼓励告密,企图从内部瓦解抵抗力量的基础。
严格管制食盐、火油(煤油)、药品、铁器等重要物资的流通,凡是试图向山区方向运输超过生活必需量的物资,一律以“资匪”论处,就地枪决。
整个元宝镇及周边区域,仿佛被套上了一个不断收紧的铁箍,日伪军巡逻队昼夜不停,刺刀的寒光和皮靴踩踏路面的声音,让镇上的百姓噤若寒蝉,牛角山向元宝镇联系的渠道,几乎被完全切断。
……
“周哥,鬼子这回是下了血本了!”小伍从元宝镇外围侦察回来,向江河汇报,“镇子现在像个铁刺猬,炮楼修了七八个,封锁沟又宽又深,巡逻队一拨接一拨,咱们的人根本混不进去,里面的消息也传不出来。”
三江好也补充道:“通往山外的几条小路,也被鬼子设了暗哨,咱们的桑蚕鱼基地虽然隐蔽,但长期下去,人员进出和物资转运肯定会受影响。”
江河听着汇报,脸上却不见丝毫紧张,反而露出一丝讥诮的笑容。“皮木义这是被我们打怕了,想用乌龟壳战术把我们困死。”他走到墙壁前,那里粗糙地刻画着牛角山及周边区域的地形图。
“他以为封了元宝镇,断了外界的联系,我们就会饿死、冻死、弹尽粮绝?”江河的手指轻轻点在山腹的位置,那里,是他最大的依仗——“宝藏仓库”。
“告诉大家,不用慌。鬼子修他们的碉堡,我们过我们的日子。”江河语气轻松,“粮食,咱们有的是;枪支弹药要多少有多少;被服、药品、煤油……咱们哪样都不缺?让他们封去吧!”
他顿了顿:“鬼子把重兵摆在元宝镇,看似严密,实则也分散了他们的兵力,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他们不敢轻易进山,而我们……”他嘴角勾起,“想出去‘逛逛’,方法多的是。那些碉堡,看着吓人,不过是固定的靶子罢了。”
江河的镇定和自信感染了众人。确实,拥有山腹中那个近乎无限的宝藏仓库,是他最大的底气,日军的封锁对他们而言,效果大打折扣。牛角山内部,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训练和生活。
然而,与牛角山的“从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主根据地,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
李正雄政委派来的联络员,这次带来的不再是请求物资支援的信件,而是字里行间都透着焦灼与悲壮的求援信息。
“江河同志,王震山司令员部情况万分危急!”联络员嘴唇干裂,眼窝深陷,显然经历了长途跋涉和巨大的心理压力,“鬼子华北方面军调集重兵,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他们采取‘梳篦战术’,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烧毁村庄,屠杀百姓,企图彻底摧毁我们的生存基础!”
“王司令员他们被迫不断转移,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部队极度疲劳,伤亡很大。最严重的是,我们的物资补给线被完全切断!粮食早已告罄,战士们靠野菜、树皮充饥;弹药所剩无几,很多战士枪里只有两三发子弹,要靠拼刺刀才能突围;伤员……伤员更是悲惨,没有药品,没有绷带,很多重伤员只能……只能硬扛着,牺牲率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