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通常被称为“八年抗战”，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中日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早在1931年9月18日就已经爆发了。
因此，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四年抗战”。
尽管中日双方在战争初期就处于敌对状态，但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
那么，为什么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抗战状态，却还要等到1941年才对日宣战呢？
首先，这是中国基于战争需求的战略考量。
战争需要大量的军备资源，而当时的旧中国积贫积弱，自身并不具备生产制造这些资源的能力，因此需要大量进口武器装备。
然而，如果中国向日宣战，就会面临战略物资禁运的局面。
这意味着中国将无法从国外获得所需的武器、弹药、燃料等重要物资，这对于正在进行艰苦抗战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然，日本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和全面的研究判断后，日方最终决定不向中国宣战。
这样一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达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然而，与中国相比，日本所面临的困难要小得多。
其次，国民政府对于前景的不明朗感到忧虑，这也是导致其未对日宣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的中国，国力、军力、装备以及训练等方面都相对薄弱。
用蒋介石的话来说，中国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而与之对抗的则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尔虞我诈、毫无公理可言是常见的现象。
更多的时候，政治交易都是在幕后进行的。对于作为弱国的中国来说，在这样的幕后交易中，它更容易成为牺牲品。
因此，国民政府选择不向日方宣战，希望能够保留一定的余地，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国际局势异常复杂，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充满了各种明争暗斗和利益纠葛。
其中，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国家，也在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和博弈。
这些接触并非公开透明，而是在暗地里进行，各方都在暗中观察、试探对方的底线和意图。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得局势变得混沌不明，让人难以看清各方的真实立场和目的。
然而，这种混沌的局势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一事件成为了二战全面爆发的导火索，也让中日双方的立场和态度变得泾渭分明。
此外，当时中国当政者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也是导致中国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蒋介石曾指出中国的国力、军力、装备和训练等方面都较为薄弱，但他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的是，中国在精神、意志、心理和斗志等方面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行动上表现为对战争的畏惧、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及贪图安乐的心态。
在面对好战、好冒险的侵略者时，这种心态使得中国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失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中国不愿意宣战，也可以被理解为不敢宣战。
这种心理上的恐惧和犹豫，使得中国在战争初期失去了一些战略上的主动权，给后来的抗战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十分微妙，双方虽然没有正式宣战，但实际上却处于一种“不宣而战”的尴尬境地。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仿佛双方都心照不宣地维持着某种平衡。
然而，这种平衡终于在1941年12月8日被打破。这一天，美国和英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激动地说道：“日本的命运决定了，德国的命运也决定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同样感到兴奋。就在第二天，即12月9日，中国也毫不犹豫地同时向德、日、意三个轴心国宣战。
从这一刻起，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战略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除了在缅甸战场上，为了保障中国的对外交通线而继续保持着战斗精力外，在其他战场上，国民政府的军队开始逐渐减少主动出击，转而采取坐等日本战败的策略。
而在这场战争中，真正承担起对日作战主要责任的，变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他们在敌后战场上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几乎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一时间，香港也遭到了日军的空袭和地面袭击。
这座繁华的城市瞬间陷入了战火之中，无辜的百姓们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在那个时候，香港还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成为了英国的占领区。
然而，这片土地并没有逃脱战争的阴影。
英军与日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 18 天。
战斗的日子漫长而残酷，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终，在 12 月 25 日这一天，港督杨慕崎和英军的司令莫德庇率领着他们的部下，无奈地签署了投降书。
近万名英勇的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成为了日军的俘虏。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安西郊机场，荣誉第 3 师却在整个 1941 年都未曾与日军正面交锋。
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陈哲，一直坚守在机场，肩负着防空守备的重要任务。
尽管没有亲身参与激烈的战斗，但陈哲并没有丝毫的松懈。
他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严密监视着天空，以防备日军可能发动的空袭。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机场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本在这里频繁降落和起飞的苏联航空队，逐渐被美国的飞虎队所取代。
这一变化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员更替，更反映了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以及各国对中国抗战的不同态度。
抗战爆发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宣布严守中立，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
这种态度使得中国在战争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苏联航空队的离去和美国飞虎队的到来，无疑是这种复杂局势的一个缩影。
这种做法让中国在战争初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尤其是在军事装备领域。
当时，中国的军事装备水平相对落后，与日军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巨大压力。
然而，就在 1937 年 8 月 21 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降临了。
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事件犹如黑暗中的一道曙光，成为了中国抗战历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苏联不仅派遣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军事专家和英勇无畏的志愿航空队投身中国抗战，还向中国慷慨出售了大量急需的军用物资。
这些援助对于中国来说，简直是久旱逢甘霖。
1937 年 12 月，苏联航空队在南京上空悄然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战斗。
他们以精湛的飞行技术和无畏的战斗精神，给嚣张跋扈的日军以沉重打击，让敌人尝到了苦头。
自那以后，苏联航空队马不停蹄，相继参加了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激烈空战。
他们驾驶着战机，如雄鹰般翱翔在天空，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在这些空战中，苏联航空队出动飞机达千余架次之多，成功击落敌机数百架，为中国军队的正面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
可以说，在整个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国出售的 1285 架飞机，对于中国空军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这些飞机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空军的实力，为抗击日军的侵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与此同时，苏联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还帮助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这些专业人才的加入，使得国民党空军的实力得到了极大提升，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为抗击日军的战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在中苏空军的紧密协作下，他们共同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截至1940年，中苏空军联手击落了多达986架日本飞机，给日本航空队造成了沉重打击。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日本航空队不得不将其基地后撤，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一举动导致中苏关系骤然降温。
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苏联自顾不暇，无法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
于是，苏联援华航空队奉命撤回国内，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就在苏联志愿航空大队撤离之际，他们给中国留下了200架飞机。
尽管这些飞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空军的燃眉之急，但经过几年的激烈消耗，中国空军的实力仍然受到了严重削弱，对日作战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困境。在这关键时刻，中国急需新的外援来扭转战局。
幸运的是，1937年4月，一位名叫陈纳德的美军退役飞行员来到了中国。
他凭借着卓越的飞行技术和丰富的战斗经验，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航空委员会顾问，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1941年，陈纳德毅然返回美国，肩负起宣扬中国抗战的重任。
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奔走，向各方人士讲述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和顽强抵抗的英勇事迹，以争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
经过陈纳德的不懈努力，他的行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深知中国抗战对于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于是果断决定对华进行军事援助。
他批准了一项重大举措，即租借100架先进的p-40型战斗机给中国，这无疑为中国的空中力量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不仅如此，罗斯福还特别准许美国的预备役军官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这一决定为志愿队提供了更多专业的军事人才。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积极响应，出资支持陈纳德在美国招募飞行员、机械人员和后勤人员。
陈纳德以高薪吸引了110名优秀的飞行员、150名技术精湛的机械人员以及一批专业的后勤人员。
这些人员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美国志愿航空大队，下辖三个战斗中队，装备有多达124架飞机。
这支志愿队因其卓越的战斗表现而声名远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飞虎队”。
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期间，飞虎队展现出了非凡的战斗力。
他们在空中与敌军展开激烈交锋，击毁敌机近300架，给敌人造成了沉重打击。
然而，在战斗中，飞虎队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自身损失了73架飞机，26名英勇的飞行员不幸牺牲。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决定加大对中国援助，将“飞虎队”纳入美军陆军航空队编制。
1943年，为了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志愿航空队建立了飞越喜马拉雅山航线，这条航线史称“驼峰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