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东晋十六国的乱世棋局中，桓温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名字。
他出身名门却非顶级望族，凭借军功崛起于江左，三次北伐震动中原，权倾朝野却终未篡晋，一生游走在“忠臣”与“枭雄”的灰色地带。
他的军事生涯、政治手腕、个人野心，不仅深刻影响了东晋的国运，更成为后世解读乱世权力逻辑的典型样本。
本文将以时间为轴，结合史料细节与历史语境，全面梳理桓温的一生，剖析其功过是非与历史定位。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人，出身谯国桓氏。
这一家族虽为东汉以来的官宦世家，出过桓荣、桓郁等儒学大师，但在东晋初年的门阀体系中，仍属于“次等望族”——相较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等“王与马，共天下”的顶级门阀，桓氏在江左的根基尚浅，影响力有限。
桓温的父亲桓彝，是东晋初年的重要将领，早年参与讨伐王敦之乱，后因平定苏峻之乱有功，被封为宣城太守。
但在咸和三年（328年）的苏峻之乱中，桓彝坚守泾县，最终城破遇害，年仅五十三岁。
此时桓温年仅十六岁，目睹父亲惨死，立下复仇之志。
史载他“枕戈泣血，志在复仇”，这种早年的创伤经历，不仅塑造了他坚韧果决的性格，更让他深刻体会到权力的重要性——在乱世中，唯有掌握足够的力量，才能保护家族、实现抱负。
桓彝死后，桓温得到了名士周顗之子周抚的照顾，同时凭借家族余荫与个人才华，逐渐进入东晋上层社会。
他“姿貌甚伟，风神气爽”，兼具颜值与气质，很快引起了晋明帝司马绍之女南康长公主的注意。
在晋成帝的主持下，桓温迎娶南康长公主，被拜为驸马都尉，袭爵万宁县男，正式跻身皇亲国戚之列。
上位之后，桓温并未沉溺于富贵，而是积极寻求军功。
咸康元年（335年），他出任琅琊内史，开始展现治理地方的才能；咸康六年（340年），升任徐州刺史，成为一方军政长官。
此时，东晋西南边境的成汉政权（建都成都，疆域涵盖四川、云南、贵州部分地区）内部混乱，国力衰退，成为东晋扩张的绝佳目标。
桓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机会，多次上书请求伐蜀。
永和二年（346年），桓温被任命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军政大权。
同年十一月，他不顾朝廷多数大臣的反对（担心蜀道艰险、胜负难料），率领一万精兵，从江陵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突袭成汉。
此次伐蜀，桓温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一路疾行，绕过成汉的外围防线，直逼成都；在彭模（今四川彭山），他果断舍弃辎重，亲率步兵轻装前进，出其不意地抵达成都郊外的笮桥。
成汉皇帝李势集结全部兵力迎战，双方展开激战。
战斗中，桓温的参军龚护战死，晋军形势危急，士兵们纷纷后退，就连鼓吏都吓得停止了击鼓。
关键时刻，桓温亲自拔剑督战，厉声喝道：“谁敢后退，立斩不赦！”
晋军士气大振，奋勇反击，最终大败成汉军队。
永和三年（347年）三月，李势投降，成汉灭亡。
桓温平定蜀地，将东晋的疆域扩展到西南地区，一时间“声威大振，朝廷畏之”。
他因功被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贺郡公，成为东晋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将领之一。
伐蜀之战不仅奠定了桓温的军事地位，更让谯国桓氏彻底崛起，成为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并列的顶级门阀。
成汉灭亡后，桓温的野心逐渐膨胀，他将目光投向了被北方少数民族占据的中原地区。
此时，北方局势混乱：后赵皇帝石虎死后，诸子争位，内部自相残杀；冉闵发动政变，建立冉魏，与后赵残余势力混战；前燕则趁机崛起，占据河北、山东等地。
桓温认为这是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绝佳时机。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率领四万大军，从江陵出发，兵分三路北伐前秦。
他亲率主力攻打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另派将领桓冲、袁乔分别攻打子午谷、淅川，牵制前秦兵力。
晋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克武关后，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大败前秦将领苻生，随后进军灞上（今陕西西安东郊），兵临长安城下。
前秦皇帝苻健被迫坚守长安，不敢出战。
此时，长安附近的百姓纷纷牵牛担酒，迎接晋军，老人们流着泪说：“没想到今日还能见到官军！”
桓温的北伐，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更点燃了中原百姓的希望。
但就在此时，桓温却停滞不前——他一方面想等待前秦内部瓦解，另一方面担心孤军深入会遭到前燕的夹击，同时也有意保存实力，以便日后争夺朝权。
最终，桓温因军粮耗尽，被迫撤军。
此次北伐，晋军收复了洛阳以西的大片土地，但未能攻克长安，功败垂成。
尽管如此，第一次北伐仍被视为桓温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他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第一次北伐后，桓温的权力进一步巩固，他开始将重心转向政治斗争。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以“修复园陵”为名，再次率军北伐，目标是收复洛阳——这座西晋故都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军事价值。
此时，洛阳被后赵残余势力周成占据，而前燕则在河北地区虎视眈眈。
桓温率军从江陵出发，一路东进，攻克许昌后，直逼洛阳。
周成自知不敌，开城投降。
桓温进入洛阳后，拜谒西晋诸帝陵寝，修复被毁坏的陵墓，并重申东晋对中原的主权。
他上表朝廷，请求迁都洛阳，但遭到了东晋士族的强烈反对——江左士族早已在南方扎根，不愿放弃安逸的生活，返回战乱频仍的中原。
朝廷的消极态度让桓温十分不满，他意识到，仅凭军事胜利无法撼动门阀政治的根基。
于是，他一方面在洛阳留兵驻守，另一方面返回江陵，继续积蓄力量。
此次北伐，桓温虽收复了洛阳，但未能实现迁都的目标，政治上的收获远不及军事上的胜利。
而洛阳地处四战之地，孤立无援，最终在兴宁三年（365年）被前燕攻克，第二次北伐的成果化为乌有。
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已经权倾朝野，他废除了晋废帝司马奕，立司马昱为帝（晋简文帝），成为东晋的实际掌权者。
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树立权威，他发动了第三次北伐，目标是攻打前燕。
此次北伐，桓温动用了五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他亲率，从兖州出发，攻打前燕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另一路由将领袁真率领，攻打谯郡（今安徽亳州）、梁国（今河南商丘），打通石门（今河南荥阳北），保障军粮运输。起初，晋军进展顺利，攻克壶关（今山西长治北）、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等地，直逼邺城。
但就在关键时刻，战局发生逆转：袁真未能攻克石门，导致晋军粮道被断；前燕将领慕容垂率领大军驰援邺城，与晋军在枋头展开激战；前秦也出兵相助前燕，切断了晋军的退路。
桓温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被迫撤军。
在撤军途中，晋军遭到前燕军队的追击，损失惨重，五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枋头惨败是桓温军事生涯的转折点，他的声望一落千丈，政治地位也受到了严重动摇。
此次失败，不仅让他收复中原的梦想彻底破灭，更暴露了他军事指挥上的缺陷——过于谨慎、优柔寡断，且急于求成、忽视后勤保障。
而枋头惨败的背后，更反映了东晋内部的矛盾：门阀士族之间相互掣肘，朝廷对桓温的北伐既支持又忌惮，最终导致北伐功败垂成。
桓温的崛起，始终伴随着对权力的追逐。
早在第一次北伐后，他就开始干预朝政，通过打击异己、提拔亲信，逐渐掌控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永和十一年（355年），桓温逼迫朝廷罢免了尚书令殷浩，从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
兴宁元年（363年），桓温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正式成为东晋的最高军事长官；兴宁三年（365年），他又兼任扬州牧，掌控了东晋的经济中心扬州，实现了“荆扬一体”的格局——荆州是军事重镇，扬州是政治经济中心，桓温掌控两地，等于掌控了东晋的命脉。
此时的桓温，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权臣”，他开始觊觎皇位。
史载他曾多次抚枕叹息：“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这句话直白地暴露了他的野心——要么成为名垂青史的忠臣，要么成为遗臭万年的枭雄，绝不愿平庸一生。
太和六年（371年），桓温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消除异己，发动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政治政变——废立皇帝。
他以晋废帝司马奕“不能生育”为由，逼迫褚太后下诏，废除司马奕的帝位，将其贬为海西公；随后，他立丞相司马昱为帝，即晋简文帝。
废立皇帝是封建王朝的大忌，桓温的这一行为，遭到了部分士族的反对，如尚书仆射王彪之、吏部尚书谢安等，但由于桓温手握重兵，反对者们只能隐忍。
晋简文帝即位后，形同傀儡，一切政务都由桓温决断。
他曾多次对人说：“朕之废立，非为己也，乃为社稷计耳。”
但实际上，废立皇帝只是他篡晋的第一步。
晋简文帝在位仅八个月就病逝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诏，让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即效仿周公辅佐周成王，摄政当国。
但谢安、王彪之等大臣识破了桓温的野心，他们修改了遗诏，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将桓温的地位限定为“辅政大臣”，而非“摄政大臣”。
桓温得知遗诏内容后，十分不满，他亲自率军进入建康，试图逼迫朝廷禅位给他。
但谢安、王彪之等大臣早有准备，他们一方面安抚桓温，另一方面暗中部署兵力，做好了应对兵变的准备。
桓温见建康城防严密，大臣们态度坚决，意识到篡晋的时机尚未成熟，只好率军返回姑孰（今安徽当涂）。
宁康元年（373年），桓温病重，他再次派人向朝廷请求“九锡”——九锡是古代帝王赐给重臣的最高礼遇，通常被视为篡权的前兆。
谢安、王彪之等大臣故意拖延时间，直到桓温病逝，九锡之礼也未能实施。
桓温死后，朝廷追赠他为丞相，谥号“宣武”。
他的权力由弟弟桓冲继承，桓冲没有哥哥的野心，反而选择了“谦退”，将部分权力归还朝廷，缓解了东晋的政治危机。
而桓温的儿子桓玄，则继承了父亲的野心，最终在元兴二年（403年）篡晋称帝，建立桓楚政权，但仅过了一年就被刘裕推翻，谯国桓氏也随之衰落。
桓温的三次北伐，是东晋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军事行动之一。
尽管最终未能收复中原，但他的北伐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北伐打击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嚣张气焰，延缓了他们南下的步伐，为东晋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其次，北伐点燃了中原百姓的抗敌热情，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为日后刘裕北伐奠定了基础。
最后，北伐提升了东晋的国际地位，让北方政权意识到东晋并非“弱不禁风”，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进攻。
从军事指挥来看，桓温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善于捕捉战机，敢于深入敌后，在伐蜀和第一次北伐中都展现了出色的战术素养。
但他的军事生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过于谨慎、优柔寡断，在关键时刻往往错失良机（如第一次北伐停滞灞上）；急于求成、忽视后勤，导致枋头惨败。
这些缺陷，既是他个人性格的体现，也是东晋国力有限、内部矛盾重重的必然结果。
桓温的政治生涯，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缩影。
他出身次等望族，凭借军功崛起，打破了顶级门阀对权力的垄断，形成了“桓氏专权”的局面，这既是对门阀政治的挑战，也是门阀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乱世中，军事力量成为权力的核心支撑，而顶级门阀往往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只能让位于有军功的次等望族。
桓温的政治手腕，既有残酷无情的一面（如废立皇帝、打击异己），也有务实开明的一面（如整顿吏治、减轻赋税、重视教育）。
他在荆州推行的“土断”政策，打击了士族豪强的势力，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他重视教育，在荆州设立学校，培养人才，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但桓温的政治野心，最终导致了东晋政治的动荡。
他的废立皇帝行为，打破了封建王朝的政治伦理，加剧了士族之间的矛盾，为日后的内乱埋下了隐患。
而他未能篡晋成功，既反映了门阀政治的韧性——谢安、王彪之等士族大臣的联合抵制，阻止了权力的过度集中，也反映了东晋社会对“正统”的认同——尽管东晋国力衰弱，但仍有不少人坚守“晋室正统”的观念，不愿看到篡权行为的发生。
对于桓温的历史评价，历来褒贬不一。
《晋书》将他列入“叛逆传”，称他“威权震主，窥觎非望”，将其定性为“枭雄”；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认为，桓温“有雄才大略，志在收复中原”，对他的北伐给予了肯定。
事实上，桓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既有收复中原的爱国情怀，又有篡权夺位的政治野心；他既是军事奇才，又是政治投机者；他既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又给社会带来了动荡。
评价桓温，不能简单地用“忠臣”或“枭雄”来定性，而应将他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全面审视他的功过是非。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桓温的崛起，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从“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向“次等望族掌权”的转变，为日后刘裕建立刘宋政权、终结门阀政治奠定了基础。
他的北伐，虽然未能实现收复中原的目标，但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而他的政治野心与失败，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在封建王朝中，权力的追逐必须以“正统”为依托，否则终将遭到历史的唾弃。
桓温的一生，是东晋乱世的缩影。
他出身将门，少年立志，凭借军功崛起于江左，三次北伐震动中原，权倾朝野却终未篡晋，最终在遗憾与不甘中病逝。
他的一生，既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志，也有“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的野心与无奈。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桓温的功过是非，早已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解读乱世权力逻辑的典型样本。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乱世中，权力既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也是毁灭自我的毒药；一个人的野心，若能与时代需求相结合，便能成就一番伟业；若仅仅是为了个人私欲，终将遭到历史的唾弃。
如今，当我们回望桓温的一生，或许可以用“悲壮”二字来形容——他有收复中原的抱负，却受制于时代与自身的局限；他有篡晋夺位的野心，却未能突破正统观念的束缚。
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棋手，在乱世的棋局中奋力拼搏，最终却未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但正是这种“未尽的事业”，让他的形象更加丰满，也让他的故事更加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