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随在她的身后，彼此之间没有说一句话。
这是我第一次仔细端详她的背影，她不算太高，却显得很挺拔。
不知道是不是受她军人父亲的熏陶，她步态果敢、从容不迫。
我尾随她来到操场一侧的看台上。
她坐了下来。
我也不远不近地坐在旁边。
她扭头看了我一眼 ，噗嗤一笑，好奇地问我给没给她回信。
我说没有。
她努着嘴，神色黯淡下来。
我连忙解释，我是想当面给她讲解那道代数题。
借着淡淡的月光，我看到她的大眼睛忽闪了两下，不再作声。
我以为她生气了，便给她从头讲起那道题的解法。
还没说上两句，她用手捂上了自己耳朵，显然不想再听下去。
我既尴尬又不知所措。
她见我不作声了，放下握耳朵的双手，目光投向远方的天际。
薄薄的雾霭里星空黯淡无光。
她仿佛自然自言地说，“我奶奶去世了”。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悲凉和哀伤。
我说，“啊!怎么会这样？”
她说：“我奶奶最疼我，我和妈妈在奶奶家一同生活，直到爸爸提拔为连长后，我们一家人才团聚。”
那时候我对死亡没有什么深刻的概念，只是感觉奶奶对她一定关怀备至、呵护有加，奶奶的去世对她的打击肯定特别沉疼。
我侧身观察她，以为她会因伤心而难过，进而哭泣。
但她显得异常平静，对我娓娓说道：“原来想等我工作后，把奶奶接到身边，让她颐养天年，为她养老送终。可这个愿望永远也没有机会实现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一种多么锥心的伤感和无奈。
我被她的情绪深深感染，感觉鼻子一酸，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并发出了啜泣声。
她听到我的声响，好奇地转过身看着我，关心地问我哭什么。
我说：“我被你的话感动了。”
她不屑地哼了一声，说：“奶奶在我小时候说过，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哭鼻子，那样很没出息。”
她的话直白而不迂回，就像利剑扎进我的心里，我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她感觉到自己的话有些伤到了我，马上婉转地说：“我习惯了心直口快，所以在学校里没有朋友，也没有愿意跟我说话的人。当然你除外。”
她能把我和其他人区别看待，一股暖流从我心里涌了出来。
我说：“能想象到，你作为一个插班生，人长得又漂亮，又不娇柔做作，受到排挤是肯定的。”
她呵呵地笑起来，说：“关宏军，你这个人油嘴滑舌，是不是总对着女孩甜言蜜语呀？”
我指天盟誓：“天地良心，我关宏军今生今世只对何雅惠甜言蜜语，否则天打雷劈!”
她笑得花枝乱颤，前仰后合。
这时候，不解风情的铃声响了，她期待地看着我：“你愿意和我一起逃课吗？”
我点头说无所谓。
她高兴地看了我一眼。用两只手掌撑着自己的下颌，双肘则支撑在膝盖上。
她问我看小说吗。
我说偶尔看看，看得不多。
她说她偷偷看了很多，有金庸的，有古龙的，有梁羽生的。
我说那不都是武侠小说吗，女孩不应该看言情的吗，譬如琼瑶或岑凯伦的。
她噗呲一声笑了，说：“你一个男孩子怎么喜欢看言情小说。”
我说金庸和古龙小说里也讲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呀，比如郭靖和黄蓉，杨过和小龙女，张无忌和赵敏、周芷若，韦小宝和七个老婆。
她鄙夷地努努嘴，说她最喜欢郭靖和杨过，讨厌张无忌和韦小宝。
我问为什么。
她说她讨厌男人花心，将来她一定嫁给一个用情专一的男人。
若干年后，唐晓梅说何雅惠是最适合我的女人，我曾用何雅惠的这句话反驳过她。
唐晓梅说何雅惠一定有办法管住我，不会让我像现在这么滥情，和什么女人都能勾搭上。
我说那也未必。
唐晓梅说衣服的第一粒纽扣很重要，如果系错了，后面的也都稀里歪斜。何雅惠是那个能把我第一粒扣子系对扣眼的人。
人生不能假设，也不可能重来。
反正那个夜晚我和何雅惠在瑟瑟寒风里一直聊到下晚自习。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她的孤独，她的坚强，她的执着，她的与众不同。
她最后说了一句，“谢谢你!关宏军，你给了我很多勇气。”
我当时不明就里，更不知道她为什么需要勇气。
不久，她的父母离婚了。
在现在这个年代，早晨去民政局登记，下午再去离婚都已经不算什么花边新闻了。
但在那个年代，父母的离婚对儿女来说无疑是世界末日一样的打击和伤害。
听说两人离婚的原因是何雅惠的妈妈对婆婆不是很好，她们在一起生活时，明知婆婆身体不好还让她干重活。这也是导致何雅惠奶奶过早离世的原因。
2005年，我去深圳出差，接待我的人竟然是高三、二班的那个同学任平松。
他乡遇故知，我们酒酣耳热之后，任平松聊起了何雅惠，我才知道她父母真正离婚的原因是她爸爸同部队卫生所里的一个女军医发生了婚外情。
她妈妈去部队里又哭又闹，部队给他爸爸一个不轻的处分，二人最终走到了离婚的境地。
何雅惠选择了跟随爸爸。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之后，回想起和我在寒风里聊了两节晚自习的何雅惠，我隐约明白了她那晚最后提到的“勇气”是何含义。
她所谓的勇气，应该是指面对父母关系破裂，我给了她一定精神抚慰，让她更有勇气去坚强面对。
何雅惠父母离婚后，母亲回了湖南老家。
她本人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脸上再也看不到笑容。
她也再没给我单独相处的机会 ，而是有一次在课间以还书的名义，把一本物理教科书塞到我的手里。
书里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关宏军，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我们大学见!
我也在书里夹上纸条，在课间还给了她。
纸条上写了两个大字：加油！
可还没等我踩到油门踏板全力加油时，意外发生了。
我在一场斗殴之后，被学校停了课。
学校在事后的通报里，把发生打斗的原因归咎于”争风吃醋“。
这是我看到的最滑稽的一份校方通报，它竟然把”争风吃醋“这样的罪名堂而皇之的扣在学生的头上。
时至今日，我仍然耿耿于怀。
多年以后，我的官职让我的名字足以写进母校校友录时，学校发来请柬邀我参加校庆活动。
我把装帧精致的请柬撇到办公台上。秘书诧异地看着我，我冷冷地说了一句：“把它用碎纸机粉碎了。”
这次打架的对手是郑桐，任平松跟我提起的那个副县长的儿子。
那天，在食堂吃过晚饭。我正在水池边刷我的饭盒。
任平松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他们班同学郑桐带了几个人在教室门口堵我。
任平松说：“这事肯定和何雅惠有关，郑桐这是追她不成，找你撒气。”
他拽着我的手，苦口婆心地劝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的秉性就是强按牛头不喝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回头来看，当时的我是多么的幼稚、浅薄、冲动和不计后果！
我撇下饭盒跑回教室。
一个是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官宦子弟。
一个是宁死不屈、无所畏惧的农民儿子。
战争一触即发，连战争前的那句“勿谓言之不预”的开场白还没说，两边就乒乒乓乓的打在了一起。
当然我这边应战的只有孤独的一个人。
即使有同仇敌忾想帮我的，也碍于郑桐的背景望而却步。
他们的拳头像雨点一样砸到我身上，不一会儿我就鼻青脸肿，眼眶黝青，浑身挂彩。
退无可退，避无可避的我，陡然如发疯的狮子，大吼一声，操起身边的一把椅子，抡出一道快意恩仇的弧线，结结实实的砸在郑桐的额头上，殷红的鲜血立刻涌了出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打架中取得胜利，虽然这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胜。
而其代价和后果则更为惨痛，我被学校勒令开除了。
原因是郑桐家人不接受赔偿，不接受道歉，唯一的诉求就是要求学校将我除名，以解心头之恨。
可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不应该是郑桐追求何雅惠不成，将火气发泄在我身上，进而对我寻衅滋事吗？
可学校坚持认为我们是在争风吃醋，我和郑桐半斤八两，把我们的罪行划了等号。
结果就是谁吃得亏大，谁就有理了。
学校政教处有一个姓李的主任，又秃又矮，长得相当滑稽，同学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土豆探长。”
“土豆探长”坐在办公椅上，带着一副瓶底厚的高度近视镜，连哄带骗地威胁我：“关宏军，你这回惹了大祸，如果不是我安抚郑桐的家属，你现在已经被送到派出所了。”
我轻蔑地说：“我只是正当防卫，如果为了真理，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他张了张嘴，一时不知从何辩驳。
因为就在两天前的思政报告会上，他在发言时曾经引用过一位革命志士的誓言“如果为了真理，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在这个场合，我引用了同样一句话，在他眼里就是公然挑衅，他非常震怒，目露凶光，恶狠狠地对我说：”经校委会研究决定，开除你的学籍，希望你到社会上后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我大义凛然地回道：“开除我可以，但争风吃醋这个罪名我不能接受，因为这关乎我的声誉。”
他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我，实在搞不懂我这样一个没权没势的穷学生有什么“声誉”可言。
这场交谈不欢而散。
这伙人见我软硬不吃，连夜给村里打电话，叫来了我的父母。
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17年来，让家人承受的最大一次羞辱。
为了让学校撤回开除的决定，我的父母守在校长家楼下整整一天一夜。
为了让我有书可读，他们双双跪在校长面前，求校长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时至今日，每当我旧事重提，他们始终口径一至的否认有过给校长下跪这一情节。
我明白，他们不想在我的心里留下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父母用屈辱的方式感动天，感动地，感动了校方。
学校撤回了开除我学籍的决定，取而代之的是保留学籍，停课一学期。
1998年9月，我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偶然的机会，我在公园里遇见了当年的班主任彭老师。
提起旧事，他说当年为了不让学校开除我，他曾经在校长室拍了桌子。
以他急公好义、舐犊情深的性格，他说的话我绝对相信。
他算得上敢为天下鼓喉舌的“彭大将军”。
彭老师还告诉我，当年极力撺掇校方开除我的就是那个“土豆探长”，因为他那时正求人为他老婆调动工作。而我的冲动给了他向郑副县长示好的机会。
彭老师最后总结式的对我说，其实真正起到作用的应该是何雅惠，她央求他爸爸到学校找过校领导。
过去这么多年，我已经没有意愿去复原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只知道我永永远远地失去了她。
如果问停课这一学期，我的损失到底有多惨痛，一年后的高考给出了血淋淋的答案。
我仅考上了一所省属的工科院校。
这些当然是后话。
在我停课的这一学期里，我学乖了，老老实实的在家里闭门思过、秉烛夜读。
暑假的时候，何雅惠一个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班车，从县城里来到我居住的村子。
为村里跑腿的二胖再次充当起了通信员，他偷偷告诉我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学来找我，现在就在村部等着。
我来不及整理衣衫，顾不上梳妆打扮，迫不及待跑去见她。
她瘦了很多，也很憔悴，见到我时她硬生生挤出了一丝笑容。
我又跟随在她的身后，一同走到了村子后面的一个小山丘上。
我们俩人席地而坐。
听着山谷里啾啾的鸟鸣，看着山坡上葱葱的林海。
有那么一刻，我忽然冒出和她结伴而居，退隐山林的离奇想法。
她打趣地对我说：“关宏军，你怎么胡子拉碴的，像一个小老头。”
我嘿嘿笑，说这是蓄须明志。
她用恋恋不舍的眼情望着我，我还以为她也体会到了我这近半年的相思之苦。
她说了一句：“关宏军，我要走了。”
我笑嘻嘻地说：“你刚来就要走，不着急，坐最后一班车还来得及。”
她知道我错会了她的意思，哀伤地说道：“我要回湖南了，我爸爸要转业了，我要回老家了。”
这不啻晴天霹雳，我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她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关切的问我学习有没有退步。
我哪里还有心情谈论这些，垂头丧气地用双手摆弄着一根小树枝。
她见我不回答，知道我正难过。
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用鼓励地口吻说道：“关宏军，不要被困难打垮，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她的手冰凉，这种凉是一种沁入骨髓的那种凉，但我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触觉是有记忆的，但这种记忆在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被唤醒过。
回想到这段经历，我最后悔的是没有把我对她的情感毫无保留、一清二楚的说出来。
我们别说“爱”，就连“喜欢”这个词都不曾说出口。
所以我有时在想，这种萌发在青春期对异性的好感，或者是喜欢并不能算是一场恋爱。
唐晓梅却对我说，这当然是一种恋爱，一种朦朦胧胧的恋爱，它自然而不受雕琢，像披了一层薄薄的轻纱，虽不真实，却很美丽。
我复学后，曾经按她留下的地址写过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唐晓梅给我的这段恋爱的定义是：无疾而终的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