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双头鹰的重生：后苏联时代的迷茫与探索（1991-）
第二十九章 休克疗法的阵痛：新自由主义实验与寡头诞生
第二节 拍卖锤下的国家：国有资产大劫案（1993-1996）
一、克里姆林宫的秃鹫盛宴：贷款换股份计划
1993年冬天，莫斯科的雪还未来得及覆盖红场上的最后一片枯叶时，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里已经弥漫着伏特加和钞票的味道。叶利钦的经济顾问们，那些穿着昂贵西装却眼神疲惫的西方派学者，正在为一项“天才计划”举杯庆祝。他们称之为“贷款换股份”，而那些秃鹫般的银行家们则在心里暗自称之为“世纪大甩卖”。
“同志们，”时任副总理加伊达尔举着酒杯，嘴角挂着比他的改革政策还要单薄的笑容，“我们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国有资产将通过透明的拍卖流入最有效率的经营者手中，国家将摆脱臃肿的计划经济枷锁，迎来自由市场的春天！”
与此同时，在克里姆林宫外的某个昏暗公寓里，一位失业的汽车工人正用最后一瓶伏特加暖着冻僵的手脚。他的工厂已经半年没发工资，而那些曾经承诺带来繁荣的改革者们，此刻正在用他的养老金作为抵押，为一场豪赌押下筹码。
“贷款换股份”本质上是一场赤裸裸的豪赌。政府将上千家国有企业作为抵押，向银行家们换取贷款。而当这些企业不可避免地陷入资不抵债时，银行家们便以象征性的价格获得企业股份。1994年，当第一轮拍卖落下帷幕时，俄罗斯最肥沃的油田、最现代化的铝厂，甚至那些曾经让苏联引以为傲的军工企业，都像被割下的麦穗般落入少数人手中。
在莫斯科国际拍卖中心，那些银行家们戴着定制的皮手套，用比挑选古董还要挑剔的眼光审视着国有资产清单。拍卖师的锤子每一次落下，都像是在俄罗斯的胸膛上敲下一颗钉子。而那些真正创造这些财富的工人和工程师们，只能在电视机前看着自己半生的心血被以几美分的价格出卖。
二、别列佐夫斯基1亿美元鲸吞西伯利亚石油
1995年10月28日，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正用银质勺子搅动着咖啡。窗外，秋雨淅沥，而他的思绪却飘向了西伯利亚广袤的冻土。那里埋藏着足以让整个欧洲温暖半个世纪的石油，而今天，这些黑色的黄金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助手推门而入，手里攥着一份刚从拍卖中心传来的传真，“您以1亿美元的价格成功竞得西伯利亚石油公司25%的股份。”
别列佐夫斯基嘴角扬起一丝冷笑。1亿美元？对于一家估值至少50亿美元的企业来说，这不过是买椟还珠。而他之所以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得手，全赖于他与叶利钦女婿的“亲密友谊”。在拍卖前夜，一份“咨询报告”神秘地出现在评委桌上，上面用醒目的红色字体标注着：“别列佐夫斯基是国家经济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当西伯利亚石油的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时，他们正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维修输油管道。一位老工人用冻僵的手指指着报纸上的新闻，声音在呼啸的北风中几乎听不见：“看呐，我们用命换来的油田，现在成了某个银行家的玩具。”
别列佐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俄罗斯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他控制的油田、电视台和航空公司。他对着地图自言自语：“这不过是开始，我的帝国才刚刚崛起。”
三、科学家拆解粒子加速器换美元的荒诞交易
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那些曾经为苏联赢得无数科学荣耀的物理学家们，此刻正蹲在实验室的角落里，用扳手拆解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粒子加速器。他们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八个月，而黑市上的美元比黄金还要珍贵。
“同志们，”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院士颤抖着双手，把拆下的精密零件递给窗外的收购商，“这些设备在西方能卖个好价钱。你们看，这是苏联最尖端的科技，现在只换1000美元。”
收购商是个操着乌克兰口音的中间商，他熟练地用美元钞票换取这些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心血的设备。他的买家是以色列和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而这些零件最终将被用于制造更先进的武器和芯片。
在研究所的图书馆里，一位年轻的女科学家正用颤抖的手翻阅着旧报纸。她看到一则新闻标题：“俄罗斯科学家流入华尔街，为对冲基金设计数学模型。”她合上报纸，泪水滴在了那张刊登着杜布纳研究所辉煌历史的老照片上。
当夜幕降临，杜布纳的街道上，那些曾经驾驶月球车、设计核反应堆的天才们，提着装满美元的塑料袋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回响，像是为一个逝去的时代敲响的丧钟。
四、拍卖锤下的国家：1996年的最后账单
1996年元旦，莫斯科的烟花照常绽放，但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个新年毫无喜庆可言。国家税收比上一年下降了40%，而那些通过“贷款换股份”暴富的寡头们，正在用美元装满他们的私人飞机。
在叶利钦的总统办公室里，经济部长索斯科韦茨摊开一份报告：“总统先生，国有资产流失已超过70%，国家财政濒临崩溃。那些通过拍卖获得企业的人，几乎没有一家在纳税。”
叶利钦揉了揉太阳穴，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窗外，红场上的积雪反射着冷光，像是这个国家正在冻结的希望。“我们本想建造一座通向繁荣的桥梁，”他低声说道，“却没想到这是一座通往深渊的单行道。”
与此同时，在圣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一位失业的造船工人正用最后的伏特加与朋友碰杯。他的工厂已经被某个寡头改造成赌场，而他曾经引以为傲的技能，现在只能用来修理漏水的下水道。
“同志们，”他举着酒杯，声音里带着苦涩的笑意，“为我们的自由市场干杯。它让我们用半生的劳动换来了几瓶伏特加，却让那些秃鹫用几美元买走了整个国家。”
当拍卖锤最后一次落下时，俄罗斯已经不再是那个让世界颤抖的超级大国。它成了一具被秃鹫啄食的巨兽尸体，而那些在废墟中狂欢的寡头们，正用从国家骨架上剔下的肉，搭建着自己的黄金宫殿。
五、伏尔加河畔的黄金棺材：国家信用的最后葬礼
1996年8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伏尔加河畔的楚瓦什共和国银行保险库里，守卫们正用猎枪驱赶成群的蚊蚋。保险库的钢门突然被撞开，一队蒙面人举着AK-47冲了进来。领头的人摘下头套，露出银行行长那张熟悉的脸。
“同志们，”他晃了晃手中的法院查封令，上面盖着莫斯科经济法庭的大红印章，“国家欠我们贷款利息，这些黄金只是合法补偿。”
保险库里堆满了楚瓦什共和国准备用于支付教师工资的黄金条块。几个小时前，这些黄金还属于共和国政府；几个小时后，它们将被熔铸成新的金条，流入某个离岸账户。而楚瓦什的教师们，将在接下来的冬天用粉笔头蘸着墨水批改作业——因为连买粉笔的钱都成了银行家们脚下的垫脚石。
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电子屏幕上闪烁的数字比伏尔加河的浪花还要疯狂。那些穿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用对讲机喊着“卢布兑美元1:6000！”的声音震得玻璃嗡嗡作响。某个角落里，一个年轻人正用颤抖的手把最后一张苏联债券塞进碎纸机。碎纸机咔嚓咔嚓地嚼着纸张，就像整个国家在咀嚼自己的尊严。
“同志，”他对着碎纸机吐了口痰，“你比我更配得上这些垃圾。”
此时的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高达2500%，卢布贬值如自由落体。国家税收体系已经崩塌，1996年联邦预算的执行率仅为43%。那些通过“贷款换股份”获得企业的寡头们，正在用美元购买法国城堡和英国足球俱乐部。而与此同时，莫斯科地铁里，流浪儿童用吉他弹唱《喀秋莎》，他们的听众是那些用养老金买不起面包的退休将军。
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广场，一位老妇人正用缝衣针把硬纸板钉在棉衣上。她的孙女问：“奶奶，为什么我们的棉衣像圣诞树？”老妇人摸着孙女的头，指着广场上正在拆除的列宁雕像：“孩子，因为圣诞老人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只能自己钉金子。”
六、冰原上的纸牌屋：寡头的加冕礼
1996年总统大选前夜，叶利钦的竞选总部里，别列佐夫斯基正用雪茄点燃一支烟。墙上挂着俄罗斯地图，上面插满了代表寡头势力范围的彩色旗子。
“总统先生，”他对着电话那头的叶利钦说，“如果想连任，您需要我们的媒体支持。而我们需要您签署的那三份企业私有化令。”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足够让克里姆林宫的寒鸦飞过三个房间。
“告诉那些年轻人，”叶利钦的声音带着伏特加的颤音，“让他们把选票给我，国家就是他们的。”
三天后，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oRt电视台正在播放叶利钦的竞选广告。画面里，老态龙钟的总统站在红场上，身后是被阳光照得金光闪闪的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旁白用天使般的声音说道：“他给了我们自由，现在请把未来交给他。”
与此同时，在新西伯利亚的某个酒馆里，矿工们正用猎枪押韵地敲打着桌子。他们的工资已经被拖欠了十一个月，而酒保刚刚宣布：伏特加的价格又涨了三倍。
“自由？”一个矿工把空酒瓶砸向墙壁，“自由就是用我的肝脏换他们的游艇。”
窗外，西伯利亚的寒风卷着钞票碎片，像极了苏联时期飘扬的红旗。
七、红场上的最后一场雪：谁为明天买单？
1996年圣诞节，莫斯科的雪格外白。克里姆林宫的圣诞树上挂满了美元形状的装饰品，而红场对面的救世主塔楼上，新挂起的电子钟正在显示卢布兑美元的最新汇率。
在麻雀山俯瞰莫斯科的观景台上，别列佐夫斯基正和另外六位寡头举杯。他们的企业控制着俄罗斯70%的经济命脉，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2岁。
“同志们，”别列佐夫斯基晃了晃杯中的香槟，“为我们的新俄罗斯干杯。这里没有列宁，没有计划经济，只有——”
“只有我们。”另外六个人齐声附和。
他们的笑声在寒风中散开，像极了二十年前苏联军官们在同样的地方庆祝古巴导弹危机胜利时的回音。只是这次，没有红旗，没有军歌，只有电子钟滴答作响，提醒着所有人：这个国家正在以每秒100万美元的速度易主。
而在莫斯科郊外的某个集体农庄，一位老农正用铁锹挖开冻土。他刚刚发现了一枚1965年埋下的马铃薯种子，种子已经变成了黑色的石头。他把“石头”揣进怀里，对着农舍的方向吐了口唾沫：“让那些吃美元长大的崽子们看看，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金子。”
当1997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红场上时，克里姆林宫的电子钟突然短路，发出刺耳的蜂鸣声。整个莫斯科陷入短暂的黑暗，仿佛整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没有麻醉剂的手术。而当灯光重新亮起时，人们发现救世主塔楼上的国徽已经从镰刀锤子变成了双头鹰——只是这次，双头鹰的爪子里抓着的不是麦穗和齿轮，而是美元和股票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