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那些隐秘的干扰行动的同时，我深知，若想真正阻止或影响李儒的“迁都三策”，仅仅依靠制造小麻烦或散布流言是远远不够的。
我需要更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确凿的证据。
只有掌握了足够多的、能够证明董卓和李儒真实意图的证据，我才有可能说服王允，或者其他潜在的反对力量，让他们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并下定决心采取更果断、更有效的行动。
否则，我所有的推演和分析，都可能被视为危言耸听的臆测。
于是，搜集证据，成为了我接下来工作的重中之重，也让我时刻行走在暴露的边缘。
在尚书台度支曹，我利用职务之便，如同在雷区中探路般，小心翼翼地搜寻着蛛丝马迹。
异常调拨记录的存档与比对： 对于那些明显指向西迁、且内容含糊不清的物资调拨文书，我不再仅仅是“拖延”处理，而是会想方设法，将其中最可疑的部分（比如时间、数量、目的地、签批人等关键信息）秘密地抄录下来，或者利用记忆力将其牢牢记住。
我还会将不同来源、不同时间的记录进行交叉比对，试图从中找出更多自相矛盾或无法解释的地方。
比如，某批宣称运往“西线军需”的珍宝，其数量远超正常军用所需；或者某项用于“修缮宫室”的巨额款项，其最终流向却指向了董卓亲信的私宅。
这些，都是间接却有力的证据。
关注“被忽视”的环节： 我特别留意那些关于洛阳本地基础设施维护、仓储管理、消防储备等方面的记录。
当发现这些记录突然中断、相关预算被削减或挪用时，我都会将其详细记录下来。
这直接印证了我关于李儒“坚壁清野”策略的推测——他们根本不打算维护这座即将被抛弃的城市。
留意人事变动与官员去向： 对于那些被无故罢免或调离的关键部门官员，我会通过尚书台内部的人事档案（如果我能接触到的话），或者通过与其他部门书吏的闲聊，尽可能地了解他们的去向。
如果他们大多被闲置、软禁甚至“意外”死亡，那就更加佐证了董卓集团正在清除异己、为后续行动扫清障碍。
与此同时，玄镜台在城中的触角，也在全力运转，从另一个层面为我提供证据支持。
追踪物资流向： 石秀和他发展的线索，会密切关注那些从府库运出的物资的实际去向。
虽然无法全程跟踪，但可以通过观察城门口出城车队的规模、方向、押运人员的身份，以及沿途某些“中转站”（比如某些凉州军将领的府邸或商铺）的情况，来大致判断这些物资是否真的流向了所谓的“军需”或“西线”。
探查异常采购与活动： 我特别指示石秀，留意市场上是否有大量易燃物品（如桐油、硫磺、干柴）被秘密采购？是否有可疑人员在夜间频繁出入某些重要的宫殿、官署或桥梁附近？这些都可能是为“焚城”做准备的迹象。
收集民怨与实例： 玄镜台的成员会收集那些因为董卓集团搜刮财富而家破人亡的具体实例，记录下受害者的姓名、被掠夺的财物种类和数量。
这些充满血泪的控诉，虽然未必能直接作为指证董卓的“法律”证据，但在道义上，却是最有力的武器，足以激起任何尚有良知者的愤怒。
然而，每一次证据的搜集，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尚书台并非铁板一块，我无法确定身边是否有董卓或李儒的眼线。
我每一次秘密抄录文书，每一次向其他部门打探消息，都可能被暗中观察、记录在案。
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动作隐蔽，不留下任何直接指向我的痕迹。
石秀和玄镜台的成员更是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他们在市井中活动，直接面对的是董卓的爪牙和凉州军的暴戾。
散布流言、打探消息、跟踪观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我必须不断提醒他们注意安全，采用更狡猾、更灵活的策略，并且做好随时撤离和切断联系的准备。
我如同一个走钢丝的人，在搜集证据的渴望和暴露身份的恐惧之间，艰难地维持着平衡。
我将搜集到的所有证据，无论是官方文书的疑点，还是民间的情报，都用我们约定的密写方法，分门别类地记录在特制的竹简上，藏匿在那个只有我知道的安全地点。
这些竹简，就是我未来摊牌的底气，也是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清楚地知道，我掌握的证据越多，距离真相越近，也就距离危险越近。
李儒那样的人物，绝不会容忍一个洞悉了他全部阴谋的人活下去。
风险评估，成为了我每日必须进行的功课。
我需要不断判断：
哪些证据已经足够有力？
哪些线索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哪些行动风险过高，必须暂时放弃？
何时是继续潜伏的最佳时机？
何时又必须果断出手，将证据公之于众（或者说，交给王允）？
这场围绕着证据的暗战，不仅考验着我的智慧和勇气，更考验着我的耐心和判断力。
我必须像最高明的猎手一样，在黑暗中潜伏、观察、等待，直到最有把握的那一刻，才发动致命一击。
而现在，我觉得，证据已经积累得差不多了。是时候，去寻找那位唯一可能与我并肩作战的盟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