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提及突厥，那得从南北朝末期说起。那时，北方广袤的草原上，游牧民族突厥逐渐崭露头角，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他们在杰出首领的带领下，凭借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出色的军事才能，不断兼并周边部落，扩充自身实力，逐渐成为草原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曾经，匈奴盛极一时，称霸北方草原，威震四方，但时光流转，到南北朝末期，突厥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卓越的领导才能，逐渐强盛起来。他们犹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在草原上迅速崛起，接过匈奴的旗帜，第二次统一了北方草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其疆域幅员辽阔，东至辽海，广袤的海岸线与辽阔的内陆地带尽收囊中，那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牧场；西至西海万里，那里有着神秘的沙漠与广袤的荒原，风沙漫卷，却也阻挡不了突厥人探索的脚步；南至沙漠之北，那是与大隋王朝接壤的边境，双方时有交锋，也时有和亲，草原与中原的风云变幻，尽在这片土地上交织；北起北海五、六千里，在那冰天雪地的极北之地，也有突厥骑兵的踪迹，他们不畏严寒，驰骋在广袤的冻土之上，展现了草原民族的坚韧与勇气。
他们控弦之士达百万之多，士卒精锐无比，这些士兵自幼在马背上长大，马背就是他们的摇篮，马鞭就是他们的玩具，他们娴熟地掌握着骑射之术，箭无虚发，在战场上勇猛无畏。他们有着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深知“重兵死而耻病终”，在战场上，他们冲锋在前，毫不退缩，为了部落的荣耀和首领的命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扞卫着突厥的疆土，也书写着草原民族的传奇。
隋朝立国之后，隋文帝杨坚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他深知，突厥的强大若不加以遏制，必将成为隋朝的心腹大患，时刻威胁着中原王朝的稳定与安宁。于是，他开始精心策划，施展离间之计，巧妙地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他派遣能言善辩的使者，携带着丰厚的礼物和极具诱惑力的承诺，深入突厥部落之间，煽动各部之间的猜忌与纷争。在隋文帝的精心布局下，原本统一强大的突厥部落逐渐分化瓦解，最终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大势力。两大部落从此相互攻杀，打得难解难分，草原上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在这连年的内耗中，突厥的实力骤降，元气大伤，曾经威震草原的雄风不再。东突厥为了暂时保全实力，不得不向隋文帝称臣，其真实目的在于积蓄国力，休养生息，等待时机重新崛起。
十几年后，隋炀帝杨广当政。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殿，开凿大运河，劳民伤财，滥用民力。他更是三次发动对高句丽的远征，中原地区民不聊生，百姓疲惫不堪，纷纷揭竿而起。各方势力趁机割据一方，天下大乱，隋朝的统治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此时，东突厥的始毕可汗敏锐地察觉到中原内乱带来的机遇。他深知，隋朝无暇北顾，正是东突厥扩张势力、重整旗鼓的绝佳时机。于是，他开始积极行动，对周边部落展开大规模的征服行动。他先是发兵东征，目标直指东北边境的契丹、室韦等部。这些部落原本在东北边境活跃，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如今却成为始毕可汗的首要目标。东突厥的铁骑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契丹、室韦等部毫无还手之力，纷纷被征服，纳入东突厥的版图。接着，始毕可汗又挥师西进，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吐谷浑、高昌诸国。这些国家原本在西域地区占据重要地位，如今也被东突厥逐一吞并。一时间，东突厥的势力迅速膨胀，国力大增，再次崛起为北方草原上的霸主，威震四方，成为隋朝乃至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胁。
始毕可汗实力膨胀之后，他的野心也随着势力的扩张而不断膨胀。他开始频繁地发动南侵，试图将他的铁蹄踏遍中原大地。他率领着几十万精锐骑兵，这些骑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身经百战的勇士，他们骑着高头大马，手持锋利的弯刀和强弓硬弩，如同汹涌的潮水般涌入中原大地。他们所到之处，犹如狂风扫落叶般，将一切摧毁殆尽。他们大肆掳掠，俘虏了大量汉族人口劳力，这些无辜的百姓被强行带走，沦为奴隶，被迫在草原上从事艰苦的劳作。同时，他们还抢夺了无数的金银财帛，这些财富被源源不断地运回草原，充实了东突厥的国库。
不仅如此，始毕可汗还积极支持或者扶持北方的割据势力，如刘武周、梁师都等人。他深知，这些割据势力虽然力量有限，但如果得到东突厥的支持，便能在中原地区掀起巨大的波澜。于是，他向这些割据势力提供物资援助，包括粮食、武器和马匹，还派遣精锐骑兵协助他们作战，让他们在北方各地兴风作浪，扩大中原的分裂局面。这些割据势力在他的支持下，如同猛虎添翼，势力迅速膨胀，他们与东突厥的骑兵相互配合，对隋朝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始毕可汗的如意算盘打得精妙绝伦。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坐收渔翁之利，进一步削弱隋朝以及后续王朝的势力。他深知，中原王朝内部的分裂和混乱，正是东突厥崛起的绝佳时机。他希望通过支持这些割据势力，让中原王朝陷入内战的泥潭，从而消耗其国力，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他梦想着有一天，东突厥能够成为中原大地的主宰，建立一个横跨草原与中原的强大帝国。然而，他却未曾想到，这种短视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为他带来了利益，但最终却也为东突厥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之初，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局面。当时，他的兵力严重不足，手中可调动的军队数量有限，难以与隋朝的正规军抗衡。在进军关中之前，李渊一直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他深知，马邑的刘武周与东突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担心刘武周会勾结东突厥，趁他进军关中之际，偷袭太原这个战略要地。太原不仅是他的起兵之地，更是他稳固后方、积累力量的根据地，一旦太原失守，他的反隋大业将功亏一篑。
经过深思熟虑，李渊最终采纳了刘文静提出的一时权宜之计——向始毕可汗称臣纳贡。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李渊明白，只有暂时忍辱负重，才能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双方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后达成约定：若能打下长安，长安城中的金银玉帛归突厥，而子女土地则归李渊。李渊的这一决策，表面上看似是对突厥的妥协，但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突厥的支持，确保太原根据地的安全，为他进军关中解除后顾之忧。始毕可汗果然被这一承诺所打动，派特勤康稍利带兵五百、军马二千匹前来相助。虽说此计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帮助李渊在初期稳定了局势，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实有些卖国而引狼入室之嫌。然而，李渊作为主事之人，岂能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他深知，在当时的局势下，中原大地群雄并起，各方势力割据一方，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在这种乱世之中，他必须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而向突厥称臣纳贡，或许是他唯一能在乱世中崛起的办法。
当唐王朝刚刚定鼎关中，局势尚未稳定之时，突厥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履行旧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者前来索要财物，“前后响遣”，数目之多，“不可胜纪”。这些使者大多“多暴横无礼”，在长安城中横冲直撞，对大唐朝廷毫无敬畏之心，仿佛这里是他们的囊中之物。李渊父子深以为耻，他们意识到，这种屈辱的局面必须尽快改变。而刘文静也因此陷入了困境。刘文静与李世民关系甚是亲近，两人在起兵之初就并肩作战，情谊深厚。然而，李建成见有机可乘，便向李渊提议诛杀刘文静，试图借此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李渊在复杂的局势和兄弟之间的权力争斗中，最终做出了杀掉刘文静的决定。这一决定不仅让李世民对李建成心生怨恨，也让兄弟之间的矛盾在权力的争斗中逐渐加深，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刚刚登上皇位，突厥大军便借此机会发动了对长安的闪击。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亲自率领二十万精锐骑兵，长驱直入，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迅速进至长安附近渭水桥边。消息传入京城，百姓们惊恐万分，街头巷尾一片混乱，整个长安城为之震动。人们惊慌失措，纷纷猜测大唐王朝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颉利可汗派大将执失思力为使者入城。执失思力气焰嚣张，他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来到唐太宗李世民面前，大声说道：“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他试图以此来吓唬新登基的唐太宗，让他乖乖投降，交出财宝和土地。然而，李世民毫不惧怕，他的目光如利剑般直视执失思力，冷冷地说道：“突厥与大唐曾有盟约，为何背信弃义，无端挑起战火？”他犀利地驳斥了突厥的无理行径，言辞中透露出坚定与威严。
执失思力被李世民的话噎得无言以对，恼羞成怒之际，竟想行凶。李世民见状，果断下令，将执失思力扣押。随后，他单刀赴会，只带六骑来到渭水桥边，与颉利可汗隔水相望。李世民神色严峻，他严厉地谴责突厥背信弃义、挑起战火的行为，声音在渭水河谷中回荡，充满了正义与力量。颉利可汗见使者去而未回，李世民又轻骑独出，以为唐军早有准备，生怕中了请君入瓮之计，心中不禁有些慌乱。
此时，突厥大小部落首领也纷纷被唐太宗的惊人勇气所折服。他们看到李世民如此不惧强敌，心中不禁生出敬畏之情，纷纷下马遥拜。李世民趁机广施财物，将这些财物一一分发给各突厥首领。众首领得了好处，又见唐军气势不凡，皆无心恋战。第二天，颉利与李世民在渭水桥重申盟约，在大唐付出了众多财物后，突厥军队终于退兵。
其时，李积出任并州都督，已经前往并州赴任。留在长安的尉迟恭、秦琼等诸将，个个都是骁勇善战之辈。他们看到突厥大军远道而来，补给必定十分困难，难以持久作战，于是一致认为应该坚守城池，与突厥决一死战。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有着更为深远的考量。他深知，此时一旦与突厥主力开战，固然有可能取得胜利，但必然会有大量的人员伤亡，消耗巨大的国力。而且，即使此战得胜，也不能一下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突厥的根基深厚，在北方草原经营多年，若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势力，日后必然会卷土重来。
于是，他决定先休兵求和，施以小惠。这么做，一方面可以让突厥贵族因得利而得意忘形，放松对唐军的警惕，从而放松战备；另一方面，也能麻痹突厥内部的将领和士兵，分化他们的力量，为日后彻底消灭突厥势力创造有利条件。
唐太宗的这一决策，展现了他作为一代君王的雄才大略和长远眼光。他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当下的战局，更是着眼于大唐的长治久安。他深知，战争只是手段，而和平与稳定才是国家的根本。通过这次巧妙的外交与军事策略的结合，大唐王朝不仅暂时化解了突厥的威胁，更为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