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脂丝路：中西医脉合璧记（下卷）
第五卷 明清深耕·骨脂融俗入乡关
一、江南药铺的“盐炒玄机”
明嘉靖年间，苏州“回春堂”药铺的掌柜沈仲和，是当地有名的“骨病圣手”。他祖上三代经营药铺，对补骨脂的炮制与应用，有着独到的心得。彼时，江南水乡多湿气，百姓易患“寒湿骨痹”，沈仲和发现，传统的清炒补骨脂虽能散寒，却难以深入肾经，便琢磨出“盐炒补骨脂”的炮制之法——取海盐与补骨脂籽按1:10的比例拌匀，闷润三日，待盐粒融化渗入籽实，再用文火慢炒，直至籽壳微黄，散出辛香。
一日，枫桥边的粮商张老爷，因常年在船舱久坐，患上“腰膝冷痛伴尿频”，每逢阴雨天，需人搀扶才能起身。沈仲和为他诊脉，见其脉象沉迟，舌苔白滑，叹道：“此乃肾阳虚衰，寒湿内侵，需用盐炒补骨脂引药归肾。”他取盐炒补骨脂配伍杜仲、牛膝，制成蜜丸，嘱张老爷每日空腹服用。不出半月，张老爷尿频缓解；一月后，竟能独自步行至药铺复诊。他好奇地问：“沈掌柜，为何偏偏要用盐炒？”沈仲和笑道：“《黄帝内经》云‘咸入肾经’，盐炒能让补骨脂的药力直抵肾府，就像给草药安了‘导航’，方能精准补肾强骨。”
这“盐炒法”很快在江南药铺中传开，无锡“保和堂”、杭州“胡庆余堂”纷纷效仿。沈仲和还将炮制工艺写入《回春堂药录》，详细记载：“补骨脂盐炒，需用吴地海盐，润透炒香，不可过焦，过焦则失其性，不润则药力难入。”书中还收录了30余例用盐炒补骨脂治愈的病案，其中“治船工膝痹”“疗老妇尿频”等案例，至今仍是江南中医药博物馆的珍贵资料。
二、北方炕头的“骨脂暖方”
与江南水乡不同，北方边塞冬季严寒，百姓多患“寒凝筋骨”之症。明万历年间，大同府有位民间药婆王氏，人称“王奶奶”，擅长用补骨脂制作“暖骨膏”，治愈了无数边关将士与百姓。她的方子很简单：将补骨脂籽与生姜、花椒一同捣成泥，加入芝麻油熬煮，待膏体浓稠，摊在粗布上，制成膏药。
当时，大同卫的戍边士兵赵虎，在寒冬里值守城楼，冻得双腿失去知觉，军医诊断为“冻疮合并骨痹”，断言其腿难保。赵虎的母亲急得团团转，听闻王奶奶的膏药神奇，便背着儿子前来求药。王奶奶见赵虎双腿青紫，肿得如水桶般粗，便每日为他热敷后敷上“暖骨膏”，还让他服用炒补骨脂籽配羊肉汤。起初，赵虎只觉双腿发烫，渐渐有了知觉；半月后，肿胀消退；一月后，竟能下地行走。赵虎重返军营时，将军惊叹道：“这民间膏药，比军中金疮药还管用！”
王奶奶的“暖骨膏”不仅治骨痹，还能治“老寒腿”“产后寒”。有位产妇产后受风，浑身关节疼痛，无法哺乳，王奶奶用“暖骨膏”贴其腰脊与关节，同时让她服用补骨脂煮鸡蛋，三日便见好转，一周后便能正常哺乳。当地百姓都说：“王奶奶的补骨脂，是寒冬里的‘小火炉’，能暖到骨头缝里。”
王氏家族将“暖骨膏”的配方代代相传，还根据北方不同地区的气候调整——关外严寒，便多加花椒；中原稍暖，便减花椒加桂枝。这种“因地制宜”的改良，正是民间用药智慧的体现。清代《大同府志》记载：“王氏骨脂膏，冬月施于民间，活冻毙者数人，其法源于丝路，融于塞北，实为便民之良剂。”
三、岭南药市的“食疗新篇”
明清时期，广州十三行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枢纽，补骨脂经此传入岭南后，与当地“药食同源”的文化深度融合。清乾隆年间，广州“广德堂”药铺的坐堂医陈鹤龄，将补骨脂与岭南特产的桂圆、山药、莲子配伍，创制出“骨脂养生粥”，既能补肾强骨，又能健脾养胃，深受百姓喜爱。
当时，广州有位洋行买办李某，因常年应酬，嗜食生冷，患上“脾肾阳虚”之症，面色萎黄，食少便溏，腰膝酸软。陈鹤龄为他诊脉后，说：“你这是‘先天肾亏，后天脾损’，需用食疗慢慢调理。”他教李某每日清晨用盐炒补骨脂五钱，搭配桂圆五枚、山药一两、莲子五钱，煮成稀粥食用。李某按法服用三月，面色红润，食欲大增，腰膝也有力了。他感慨道：“这粥比人参汤还养人，既能当饭吃，又能治病，真是妙哉！”
“骨脂养生粥”很快在岭南流行开来，不同地区还衍生出特色吃法——潮汕地区加入芡实，增强固涩之力；雷州半岛加入椰肉，增添祛湿之效；海南则加入槟榔，兼能驱虫。陈鹤龄还将这些改良配方整理成册，名为《岭南骨脂食疗录》，书中记载：“补骨脂性温，岭南多湿，需配伍甘平之品，健脾以祛湿，补肾以强骨，方合‘脾健肾充，湿无所存’之理。”
岭南百姓还将补骨脂用于节庆饮食，每逢重阳节，家家户户都会用补骨脂、核桃、芝麻制作“重阳骨脂糕”，寓意“强骨健步，登高望远”。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广州老字号“莲香楼”的“骨脂糕”，仍是不少老广的童年记忆。
四、医典续笔的“辨证精研”
清代医学家陈修园，在编撰《本草从新》时，对补骨脂的功效与配伍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以来的民间实践与临床经验，对前代医典进行了补充与修正。他在书中指出：“补骨脂，补肾助阳，治五劳七伤，腰膝冷痛，然其性燥，阴虚火旺者忌用，需配伍滋阴之品，如熟地、枸杞，以制其燥。”
为验证这一观点，陈修园曾治一文人，患“腰膝痛伴盗汗”，此前服用纯补骨脂方剂，不仅无效，反而加重盗汗。陈修园诊断为“肾阴不足，虚火内扰”，便用补骨脂配伍熟地、山茱萸、知母，制成“滋阴补肾汤”。文人服用半月，盗汗停止；一月后，腰膝痛缓解。陈修园在医案中写道：“补骨脂虽补肾，然单用力偏，需辨明阴阳，阴虚者必配滋阴药，方能补而不燥，此乃‘辨证施治’之要。”
另一清代名医叶天士，擅长将补骨脂用于“温病后期的骨痹”。他曾治一温病患者，高热退后，出现“下肢筋骨疼痛，屈伸不利”，诊为“温邪伤阴，筋骨失养”，便用补骨脂配伍生地、麦冬、牛膝，既补肾强骨，又滋阴润燥。患者服用十日，疼痛减轻；一月后，行走如常。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载：“温病后期，阴液耗伤，骨痹非寒非热，需用补骨脂温肾，配伍滋阴之品，以达‘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效。”
这些医家的研究，让补骨脂的应用从“专病专药”走向“辨证施治”，进一步丰富了中医理论体系。正如陈修园在《本草从新》序言中所言：“本草之学，非一成不变，需观民间之实践，察临床之疗效，方能不断精进，补骨脂之应用，正是如此。”
五、边疆互市的“药草通衢”
明清时期，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中，补骨脂仍是重要的“丝路药草”，中原与西域的医者通过互市，不断交流补骨脂的用法。清道光年间，喀什噶尔（今喀什）的维吾尔族医者买买提·玉素甫，在与中原药商的交往中，学会了“盐炒补骨脂”的炮制之法，又结合维吾尔族医学“调畅体液”的理论，创制出“骨脂胡麻膏”——将盐炒补骨脂与胡麻仁、巴旦木、蜂蜜一同熬制，既能补肾强骨，又能调节“异常黏液质”（维吾尔医学中导致骨关节病的体液）。
当时，喀什一位牧民因常年骑马，患上“坐骨神经痛”，疼痛难忍，无法放牧。买买提·玉素甫为他涂抹“骨脂胡麻膏”，同时让他服用补骨脂配羊肉煮的肉汤。半月后，牧民的疼痛缓解；一月后，能重新骑马放牧。他感激地说：“这中原传来的药草，配上我们的胡麻仁，真是治骨痛的神药！”
买买提·玉素甫还将补骨脂的用法传入中亚，与撒马尔罕的医者交流。他在《维吾尔医草药志》中写道：“补骨脂，来自东方中原，经丝路传入西域，与吾族草药配伍，能治多种骨病，此乃东西医脉交融之证。”
而中原药商也从西域医者那里学到了新方法，比如用补骨脂与西域的“锁阳”配伍，增强补肾之力；与“紫草”配伍，治疗皮肤顽疾。这种边疆互市中的“药草交流”，让补骨脂的应用更加丰富，也让丝路医脉的融合，在明清时期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六卷 海丝再渡·跨洋医话续新篇
一、吕宋商船的“骨脂乡愁”
明万历年间，福建漳州人林文彦，随商船前往吕宋（今菲律宾）经商。彼时，吕宋多湿热，华人移民常患“湿热骨痛”与“夜尿频繁”，林文彦便将家乡的补骨脂籽带往吕宋，教华人用补骨脂配当地的椰子、香蕉煮水饮用，缓解病痛。
林文彦在吕宋开设了一家“漳州药行”，专卖补骨脂及其他中原草药。有位华人矿工，因在矿井中受潮，患上“风湿性关节炎”，关节肿胀变形，无法劳作。林文彦用盐炒补骨脂配伍当地的“露兜树”（具有祛湿功效的热带植物），制成药膏外敷，同时让他服用补骨脂椰子汤。三个月后，矿工的关节肿胀消退，能重新下井工作。他激动地说：“林老板的药，让我们这些在异乡的华人，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
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多，补骨脂在吕宋的应用越来越广，华人还将其与当地饮食结合，创制出“骨脂椰香饭”——将补骨脂籽磨粉，与椰浆、糯米一同蒸煮，既是主食，又能养生。每逢华人节庆，“骨脂椰香饭”都是餐桌上的必备美食。林文彦在日记中写道：“补骨脂虽小，却能解华人乡愁，它从陆上丝路来，又随海上丝路去，真是连接故土与他乡的‘药草纽带’。”
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见华人用补骨脂治病效果显着，也开始尝试使用。西班牙总督的夫人，因常年在热带气候中生活，患上“腰膝冷痛伴失眠”，服用补骨脂椰子汤半月后，症状明显改善。总督特意召见林文彦，授予他“皇家药商”的称号，允许他在吕宋各地开设药行。补骨脂由此传入西班牙殖民地，开启了跨洋传播的新历程。
二、爪哇庄园的“殖民医案”
清康熙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开设种植园，大量华人劳工被招募至此。因种植园劳作繁重，且气候湿热，劳工们多患“筋骨劳损”与“皮肤癣疾”，荷兰医生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用放血疗法，效果甚微。
华人劳工中有位老药农，姓周，人称“周老爹”，随身携带补骨脂籽，用祖传的方法为工友治病。他将补骨脂籽炒香后，与当地的“香茅”“柠檬叶”一同煮水，让劳工们饮用，既能祛湿强骨，又能提神醒脑；对于皮肤癣疾，则将补骨脂粉与椰子油调和，外敷后让患者晒太阳。
有位年轻劳工，因皮肤癣疾蔓延至全身，被荷兰医生判定“无药可救”，周老爹却坚持为他治疗。每日清晨，周老爹为他涂抹药膏，然后陪他在种植园边缘晒太阳（避开正午烈日）。起初，劳工的皮肤发红发痒，周老爹说：“这是药气在驱邪，忍一忍就好。”一个月后，劳工的癣疾开始消退；三个月后，皮肤恢复正常。荷兰医生见状，惊叹不已，专程向周老爹请教补骨脂的用法。
周老爹毫无保留地将方法传授给荷兰医生，还教他们识别补骨脂——“叶如槐，花似蝶，籽褐如珠，生于向阳坡地”。荷兰医生将补骨脂的用法记录下来，写入《爪哇殖民医学报告》，文中写道：“来自中国的补骨脂，是治疗劳工筋骨与皮肤疾病的有效药物，其用法简单易行，值得在种植园推广。”
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爪哇种植补骨脂，供应给各个种植园，补骨脂成为殖民时期爪哇华人与殖民者之间“医学交流”的特殊媒介。
三、传教士的“药草札记”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除传播宗教外，也热衷于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科技，中医药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详细记载了补骨脂的形态、用法与疗效，称其为“来自东方的神奇骨草”。
利玛窦在南京居住时，曾目睹中医用补骨脂治疗一位老妇的“老年性骨质疏松”。老妇因不慎摔倒，导致股骨骨折，西医认为需截肢，中医却用盐炒补骨脂配伍杜仲、续断，制成药膏外敷，同时让老妇服用补骨脂粥。三个月后，老妇的骨折愈合，能拄着拐杖行走。利玛窦在札记中写道：“中国医生不用手术刀，仅用草药便能让骨折愈合，这真是不可思议。这株名为‘补骨脂’的草药，或许蕴含着未被西方医学发现的奥秘。”
另一位法国传教士白晋，对补骨脂的炮制之法尤为感兴趣。他在宫廷中见到御医为康熙皇帝炮制补骨脂——“取海盐与补骨脂籽拌匀，闷润三日，文火炒至微黄，香气四溢”，便详细记录了炮制的每一个步骤，还绘制了补骨脂的植株图。白晋在写给法国科学院的信中说：“中国医生对草药的炮制极为讲究，不同的炮制方法，能让草药发挥不同的功效，这种‘炮制减毒增效’的理念，值得西方医学学习。”
传教士们将补骨脂的种子与札记带回欧洲，引起了西方植物学家与医学家的关注。英国皇家学会曾致信在华传教士，请求提供更多关于补骨脂的资料，称其“可能为欧洲的骨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补骨脂由此通过传教士，开启了传入欧洲的“第二条路径”，为后来的西方研究埋下了伏笔。
四、东洋汉方的“骨脂新解”
清代，中医药传入日本，补骨脂被纳入日本汉方医学体系，日本医者在借鉴中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对补骨脂的用法进行了创新。江户时代的汉方医家吉益东洞，在其着作《药征》中，将补骨脂的功效总结为“温肾、止泻、壮骨”，尤其推崇其治疗“五更泄泻”的效果。
吉益东洞曾治一武士，患“五更泄泻”多年，每日黎明必腹痛腹泻，身形消瘦。此前服用多种汉方，均无效果，吉益东洞为他诊断后，说：“此乃脾肾阳虚，黎明阳气未振，寒湿下注所致。”他用补骨脂配伍肉豆蔻、吴茱萸、五味子（即中医“四神丸”），制成汤剂让武士服用。半月后，武士的泄泻次数减少；一月后，五更泄泻彻底痊愈。吉益东洞在医案中写道：“补骨脂为‘四神丸’之君药，能温肾暖脾，固涩止泻，此乃汉方之精妙，需善用之。”
日本汉方医家还将补骨脂用于治疗“脚气病”（日本江户时期常见的营养缺乏性疾病，表现为下肢浮肿、麻木疼痛）。他们发现，补骨脂与日本传统草药“薏苡仁”配伍，能增强祛湿消肿之力。京都汉方药铺“小太郎汉方”，将补骨脂、薏苡仁、牛膝制成“骨脂祛湿丸”，治愈了无数脚气病患者。
明治维新后，西方医学传入日本，但补骨脂仍在汉方医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汉方医家大塚敬节，在其《汉方诊疗实际》中，仍将补骨脂列为“补肾强骨第一药”，并收录了大量用补骨脂治疗骨病、泄泻的案例。补骨脂在日本的传播与创新，成为中日医学交流的又一见证。
五、海上丝路的“医脉回响”
清末，广州十三行的“广利行”老板伍秉鉴，常年往来于中国与欧美之间，他不仅做茶叶、丝绸生意，还将补骨脂等中医药材销往西方。1820年，伍秉鉴将一批补骨脂籽与《本草纲目》的英文译本，送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皮尔逊对补骨脂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伦敦进行了临床试验，发现其对“风湿性关节炎”有显着疗效。
皮尔逊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补骨脂的用法与疗效，文中写道：“这株来自中国的草药，通过海上丝路传入欧洲，其治疗骨病的效果，不亚于欧洲的传统药物。中国医学的‘肾主骨’理论，或许能为欧洲的骨病治疗提供新的视角。”
这篇论文引起了欧洲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法国、德国的医生纷纷开始研究补骨脂。德国医生塞缪尔·哈内曼，甚至将补骨脂纳入其创立的“顺势疗法”体系，称其为“东方的顺势良药”。
补骨脂通过海上丝路的传播，不仅丰富了西方的药物种类，也让西方医学开始关注中医理论。正如伍秉鉴在日记中写道：“海上丝路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之路。补骨脂这颗小小的草籽，能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医学智慧，这是比生意更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