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雪梅，今年73岁，别人总爱喊我周阿姨，可我更喜欢年轻孩子们叫我梅姐。
我出生在五十年代初，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时候，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幸福。17岁那年，我初中毕业就去了纺织厂当女工。在纺织机台边，我认识了厂里的技术员张明远。他戴着副黑框眼镜，说话文绉绉的，跟厂里那些大老粗不一样。我们俩经常趁着换班的间隙，躲在仓库后面聊天。他给我讲《红楼梦》，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跟他说我织的布、纺的纱。
我们偷偷恋爱了两年，却因为我家里成分不好，遭到了他父母的强烈反对。在那个年代，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张明远最终没能顶住压力，娶了厂里领导的女儿。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垮了，每天机械地在纺织机台边工作，眼泪不知道流了多少。
后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因为干活麻利，技术过硬，我被评为厂里的劳动模范。再后来，厂里给我介绍对象，我也相了几个，但心里始终忘不了张明远，对其他人根本提不起兴趣。就这样，我错过了最佳的结婚年龄，慢慢成了别人眼中的“老姑娘”。
四十岁那年，纺织厂改制，我下岗了。一下子没了工作，我慌了神。但生活还得继续，我摆过地摊，卖过小吃，虽然辛苦，倒也能养活自己。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六十岁退休后，我领上了退休金，日子轻松了不少。可我闲不住，报了老年大学的舞蹈班。第一次走进舞蹈教室，看着镜子里自己有些发福的身材，我心里直打鼓。但教舞蹈的小陈老师特别有耐心，一直鼓励我：“梅姨，只要您肯学，一定能跳好！”
在舞蹈班里，我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姐妹，也认识了赵建国。他比我大三岁，是老年大学书法班的学员。有一次，舞蹈班和书法班联合搞活动，我和赵建国被分到一组，合作完成一个节目。他负责现场写书法，我在旁边伴着音乐跳舞。
刚开始排练时，我们俩配合得特别生硬。赵建国总嫌我跳舞动作太大，把他写好的字都弄乱了；我也觉得他写字太慢，耽误我跳舞的节奏。但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慢慢开始理解对方。赵建国会在我跳舞累了的时候，给我递上一杯热水；我也会在他写书法时，静静地坐在旁边欣赏。
有一次排练完，天下起了大雨。赵建国把他的伞递给我，自己冒雨跑回了家。第二天，他就感冒发烧了。我心里过意不去，买了水果和药去看他。在他家里，我发现他卧室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赵建国红着脸解释说，这是他随便写着玩的。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们一起去公园散步，一起看电影，一起参加老年大学的各种活动。赵建国会牵着我的手，像个小伙子一样，带我去吃路边摊，去坐过山车。虽然有时候会被年轻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但我们不在乎，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可就在我们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赵建国的儿女知道了我们的事。他儿子打电话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这么大年纪还不安分，想骗他爸爸的钱；女儿更是直接跑到我家，警告我离她爸爸远一点。赵建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那段时间，我们俩都很痛苦。我甚至想过放弃，可一想到赵建国对我的好，心里就舍不得。赵建国也没有退缩，他把儿女们叫到一起，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他说：“我这一辈子，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太多。现在我老了，就想为自己活一次。雪梅是个好女人，我想和她一起度过余生。”
儿女们虽然不太情愿，但最终还是妥协了。我们选了个好日子，在老年大学的礼堂里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婚礼那天，我穿着洁白的婚纱，赵建国穿着笔挺的西装，我们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许下了相伴一生的誓言。
如今，我和赵建国已经结婚三年了。我们每天一起晨练，一起买菜，一起收拾家务。晚上，我们会坐在阳台上，看着满天繁星，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人说，我们这个年纪还谈爱情，太不现实。可我觉得，爱情从来不分年龄。只要你心里有梦，有对生活的热爱，什么时候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希望。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要和赵建国一起，好好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因为我知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活出真我风采。哪怕已经迟暮，也要让生命之花绽放出最绚烂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