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彪在《战略》中详细记载了傅嘏的这段回答，比傅嘏本传中的记载更加详细。司马彪说：嘉平四年四月，孙权去世。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人上表请求征讨吴国。朝廷因为三位将军的计划不同，下诏询问尚书傅嘏。傅嘏回答说：“过去，夫差战胜齐国和晋国，威震中原，但最终还是在姑苏被灭；齐闵王开辟领土，兼并其他国家，开辟了千里疆域，但最终还是被颠覆。有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好的结局，这是古往今来无数事例所证明的。孙权在打败蜀国、吞并荆州之后，志得意满，对忠良之士进行残酷的迫害，甚至牵连到他们的后代，他的罪行已经到了极点。宣文侯（司马懿）早就看到了混乱和灭亡的迹象，制定了宏大的战略计划，准备大举进攻。如今孙权已经去世，他把孤儿托付给了诸葛恪。如果诸葛恪能够纠正孙权的苛政，减轻百姓的苦难，让百姓在新的政策下暂时安逸，那么吴国上下就会齐心协力，有同舟共济的意识。虽然他们最终可能无法自保，但至少可以在长江以南苟延残喘。王昶等人中，有人提出要乘船直接渡过长江，横行江南，收复失地，利用敌人的粮食；有人提出要四路并进，用武力攻击敌人，利用内部矛盾，等待敌人崩溃；还有人提出要大规模开垦边境土地，占领战略要地，积累粮食，等待时机进攻。这三种策略都是对付敌人的常规方法。然而，如果不能抓住时机，就会留下后患。自从我们开始准备军事行动以来，已经三年了，但我们的军队并不是用来突然袭击的。敌人失去了首领，他们的利益在于退守。如果他们准备船只，占领战略要地，清理田野，以防止突然的攻击，那么横行的计划就很难成功。敌人作为敌人已经存在了近六十年，他们的君臣相互扶持，共同面对吉凶祸福。如果诸葛恪能够消除弊端，让国家恢复健康，那么我们期待的吴国崩溃就不会很快到来。现在，我们的边境守军与吴军相隔较远，吴军防御严密，我们的间谍无法进入，我们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无异于冒险，先作战后求胜，这不是保全军队的上策。只有大规模开垦边境土地，才是最稳固的策略。可以下诏让王昶、胡遵等人选择战略要地，仔细安排部署，同时让三路军队同时前进。这样可以夺取肥沃的土地，让敌人回到贫瘠的土地上，这是第一点；我们的军队在边境之外，敌人无法骚扰，这是第二点；我们可以招揽附近的百姓，每天都有人投降，这是第三点；我们可以设置远距离的防御，敌人无法渗透，这是第四点；敌人退守后，我们的防御就会更加深入，开垦土地就会更加容易，这是第五点；我们可以依靠积累的粮食，士兵不需要运输补给，这是第六点；我们可以随时听到敌人的弱点，迅速进行讨伐，这是第七点。这七点是军事行动中的紧急任务。如果不占据这些要点，敌人就会占据优势；如果占据这些要点，利益就会归于我们，这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敌人的堡垒相互逼近，形势已经形成，智勇双全的人可以施展才华，巧妙的策略可以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制定策略，了解敌人的得失；我们可以进行角力，了解敌人的优势和不足。敌人的虚实，将无处遁形。如果以小敌大，就会劳民伤财；如果以贫敌富，就会财政枯竭。因此，‘敌人疲惫时可以让他们更加疲惫，敌人饱食时可以让他们饥饿’，这就是所谓的道理。然后，我们可以大规模训练士兵，用强大的力量震慑敌人，用丰厚的赏赐招揽敌人，用多种策略迷惑敌人。通过意想不到的道路，利用敌人不戒备的机会；在三年内，我们可以左右夹击，敌人一定会像冰一样融化，像瓦片一样破碎，我们可以轻松地接受他们的失败，这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过去，汉朝历代都担心匈奴，朝臣和谋士们早朝晚归，武将们主张征讨，文官们主张和亲，勇敢的士兵们渴望战斗。因此，樊哙曾表示愿意带领十万大军横行匈奴，但季布当面指出了他的错误。李信曾要求带领二十万大军独自对抗楚国，但最终还是让秦军蒙羞。现在，有些将军提出要越过长江，进入敌人的领土，这和过去的情况是一样的。凭借陛下的圣德，辅佐的忠诚和贤能，明确的法律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在全胜之地制定战略，用长鞭驱赶敌人，敌人的崩溃是必然的。因此，兵法说：‘让敌人的军队屈服，而不是通过战斗；攻占敌人的城市，而不是通过攻击。’如果放弃必然胜利的策略，而选择不一定成功的道路，这确实是愚臣所担心的。因此，大规模开垦边境土地，逼近敌人的策略是最长的。”当时，朝廷没有采纳傅嘏的建议。当年十一月，皇帝下诏让王昶等人征讨吴国。五年正月，诸葛恪进行了抵抗，在东关大败魏军。
后来，吴国的大将诸葛恪刚刚攻破东关，乘胜扬言要进攻青州和徐州，朝廷准备进行防御。傅嘏认为：“淮海地区不是敌人轻易可以通行的道路，而且过去孙权曾派兵入海，结果船只漂泊沉没，几乎没有一个人幸存。诸葛恪怎么敢倾尽全力，把生命寄托在汹涌的海浪中，以求侥幸成功呢？诸葛恪最多只会派遣一些熟悉水军的偏将，乘船沿着淮河溯流而上，虚张声势，威胁青州和徐州。而诸葛恪自己则会集中兵力，进攻淮南。”后来，诸葛恪果然进攻新城，但未能攻克，只得退回。
傅嘏经常讨论才能和天性之间的异同，钟会将这些讨论整理并记录下来。《傅子》记载，傅嘏不仅通晓治理国家的正道，还具有清晰的洞察力和对要点的把握。他喜欢讨论才能和天性的问题，深入探究其本质，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水平。司隶校尉钟会年纪轻轻，傅嘏就以智慧和明理与他交往。臣松之（裴松之）认为：《傅子》前面提到傅嘏看透了夏侯玄的必败结局，不愿与他交往，但这里又说傅嘏与钟会关系很好。我认为，夏侯玄是因为名声太大而招致祸患，祸患来自外部；钟会是因为贪图利益而失败，祸患来自自身。然而，夏侯玄的危险迹象难以察觉，而钟会的失败迹象则容易看出来。如果傅嘏看透了夏侯玄的必败，却没看到钟会的失败，那么他的见识就有局限性，难以称得上通达；如果他都知道他们最终会失败，却因为个人感情而有所偏袒，这说明他的厚薄是基于爱憎，这对成败又有什么帮助呢？以爱憎来决定厚薄，又违背了君子的风范。《傅子》的这种说法，并不能增加傅嘏的光彩。
嘉平末年，傅嘏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后，傅嘏的爵位被提升为武乡亭侯。正元二年春天，毋丘俭和文钦发动叛乱。有人认为司马景王（司马师）不应该亲自出征，可以派太尉司马孚前往，但只有傅嘏和王肃劝他亲自出征。司马景王最终决定亲自出征。《汉晋春秋》记载，傅嘏坚决劝说司马景王亲自出征，但司马景王起初没有听从。傅嘏再次强调说：“淮、楚地区的士兵勇猛，毋丘俭等人凭借力量远征，他们的锋芒很难抵挡。如果各位将领在战斗中胜负参半，大势一旦失去，那么您的事业就失败了。”当时，司马景王刚刚割除了眼瘤，伤口非常严重。听到傅嘏的话后，他猛地站起来说：“我请求带病出征。”于是，傅嘏被任命为代理尚书仆射，随同司马景王一同东征。毋丘俭和文钦最终被击败，傅嘏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景王去世后，傅嘏和司马文王（司马昭）直接返回洛阳，司马文王随后辅佐朝政。《世语》记载，司马景王病重时，将朝政事务交给傅嘏，傅嘏不敢接受。司马景王去世后，傅嘏秘而不宣，以司马景王的名义从许昌召回司马文王，让他接管军队。孙盛评价说：晋宣王（司马懿）、景王、文王辅佐魏国，权力逐渐集中，王业已经奠定。傅嘏这样的小人物，怎么能够插手其中呢？《世语》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钟会因此有些自满，傅嘏告诫他说：“你的志向远大，但功业难以成就，一定要谨慎啊！”傅嘏因功被提升为阳乡侯，增加封地六百户，加上之前的封地，总共一千二百户。同年，傅嘏去世，享年四十七岁。他被追赠为太常，谥号为元侯。《傅子》记载，当初，李丰和傅嘏是同乡，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名声，早早担任了高官，受到朝廷内外的称赞，但傅嘏并不看好他。他对志同道合的人说：“李丰善于伪装，疑心很重，自视甚高，但对权力和利益却看不清楚。如果让他担任普通官职还可以，但如果让他负责重要事务，遇到明智的人，他一定会死。”后来，李丰担任中书令，和夏侯玄一起遭遇不幸，正如傅嘏所言。傅嘏从小就和冀州刺史裴徽、散骑常侍荀甝关系很好，但裴徽和荀甝早逝。傅嘏还和镇北将军何曾、司空陈泰、尚书仆射荀顗、后将军钟毓关系密切，他们一起处理朝政事务，都是当时的名臣。
傅嘏的儿子傅祗继承了他的爵位。咸熙年间，晋朝建立五等爵位制度，因为傅嘏在前朝有功，傅祗被改封为泾原子。《晋诸公赞》记载，傅祗字子庄，是傅嘏的小儿子。晋朝永嘉年间，他担任司徒。傅祗的儿子傅宣，字世弘。《世语》称赞傅宣以公正闻名，官至御史中丞。傅宣的弟弟傅畅，字世道，担任秘书丞，死于胡人统治之下。他着有《晋诸公赞》和《晋公卿礼秩故事》。
评价说：过去，文帝（曹丕）和陈王（曹植）以公子的身份，广泛喜爱文学，吸引了众多才子。其中，王粲等六人最为有名。王粲特别担任了常伯（侍中）的官职，开创了一代制度，但他的谦虚和品德，不如徐干那样纯粹。卫觊也因为熟悉典故，成为当时王者的典范。刘劭广泛涉猎学问，文质彬彬，周全恰当。刘廙以清正的鉴识着称，傅嘏则凭借才能和通达显赫一时。臣松之认为，傅嘏的见识和地位，确实是当时的高人。然而，这个评价只说他“凭借才能和通达显赫”，不仅在措辞上显得笨拙，而且不足以体现傅嘏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