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8日深夜，北京长城饭店旁的停车场灯火通明，“天上人间”夜总会的霓虹还在空气中弥漫着奢靡气息。一名中年男子叼着烟，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车钥匙——他刚从夜总会的纸醉金迷中走出，要取走停在这里的一辆崭新米黄色尼桑车。没人能想到，这个衣着光鲜、神态倨傲的男人，正是让整个北京城陷入恐慌的连环银行劫匪鹿宪洲。而这场始于高档场所的归途，终将成为他罪恶人生的终点。
在中国，武装抢劫银行自建国以来便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一句“抢银行，抓住就毙”的俗语，早已深入人心。上世纪90年代，银行安防全面升级，防弹玻璃、警企联网系统层层设防，直接闯入银行抢劫难如登天，于是劫匪们纷纷将目标转向运钞车。早年间的运钞车多为普通面包车，防护薄弱，给了歹徒可乘之机。但进入90年代后，北京率先启用防弹运钞车，车身能抵御子弹射击，固若金汤，唯一的漏洞便是银行门口短暂的交接环节。即便如此，在多名持枪经警的严密戒备下，敢对运钞车下手的歹徒，仍是凤毛麟角。
这种平静，被鹿宪洲在1996年2月8日彻底打破。
距离春节仅剩数日，北京街头洋溢着年味，警方加强了彻底力度，守护着市民的平安。上午9点50分，距亚运村不远的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门口，一辆运钞车缓缓停下。三名全副武装的经警迅速跳下车，呈三角站位警戒，目光扫过街上稀疏的行人——大多是晨练的老人和买菜的居民，一切看似平静。银行内，两名送款员提着沉甸甸的黑色密码箱走出，箱子里装着116万元现金，是即将发放的单位工资款。
就在经警拉开运钞车后门，准备接应送款员上车时，斜前方几米外的一辆蓝色韩国大宇车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响，车门被猛地踹开。一个蒙面男子弓着身冲了出来，手中握着一把样式古怪的黑色微型冲锋枪，枪口泛着冷光。经警还没来得及举枪，“哒哒哒”的枪声已经划破长空，子弹像暴雨般倾泻而来。
前后不过五秒，两名送款员和一名经警便倒在血泊中，子弹精准命中胸口、头部等要害。蒙面歹徒面无表情，将冲锋枪往脖子上一挂，双手各拎起一个密码箱，大步流星地返回大宇车。发动机轰鸣声响起，车辆绝尘而去，整个抢劫过程不到三分钟，干净利落得如同演练过千百遍。街上的几位行人看得目瞪口呆，竟有人以为是电视台在拍警匪片，忍不住鼓掌叫好。
报警电话迅速接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警力在15分钟内火速赶到现场，但歹徒早已没了踪影。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起防弹运钞车被劫案，1死2伤、116万元巨款失窃的消息，像惊雷般震动了整个京城。市局局长张良基、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阮增义亲临现场，当即成立专案组，立下“限期破案”的军令状。
刑侦专家在现场勘查后，无不感到棘手：歹徒没有留下指纹、脚印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射击精准度极高，三名受害者均为要害中弹，显然具备专业的用枪经验，大概率有从军或从警背景。唯一的线索便是那辆被遗弃在朝阳区安贞西里小区的大宇车——经查，这辆车是两天前在27剧场附近被盗的商务用车，而歹徒蒙面用的头套，是北方市面上随处可见的羊毛衫改造而成，发行量高达几十万件，根本无从追查。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朝阳区群众”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位老太太回忆，案发前曾看到大宇车里的男子下车询问公厕位置，她记得对方身高约一米七，三十岁上下，体型匀称，说的是带着京腔的本地话，而非标准普通话。仅凭这模糊的画像，要在千万人口的北京找出凶手，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起案件也成为1996年4月全国严打的直接诱因之一。严打期间，北京街头的鸡鸣狗盗之徒纷纷逃窜，社会治安焕然一新。但谁也没想到，鹿宪洲竟敢顶风作案。
6月3日上午8点，海淀区建行知春里分理处门口，北下街道联社的两名工作人员刚取出76万元现金，驾车行驶不到50米，就被一辆黑色公爵王小汽车迎面拦住。“怎么开的车！”司机正想开窗理论，一名蒙面歹徒已经提着微型冲锋枪冲到车窗前，黑洞洞的枪口抵住玻璃：“要钱还是要命？把钱交出来！”两人吓得魂飞魄散，乖乖交出了钱箱。歹徒依旧沉着冷静，将枪挂在脖子上，拎着钱箱上车逃离，全程同样不到三分钟。
警方次日便在海淀区红砖村发现了被遗弃的公爵王轿车，车内钱箱已被撬开，后座上多了一个刻有“洛阳工商银行”字样的按摩器。经查，这辆车是5月16日被盗的，车牌“甲80—4060”则是1995年6月从解放军某文化部供应站的微型面包车上盗来的。而那个按摩器，是洛阳工商银行1991年给职工发放的福利，共800台，其中几十台已被转手倒卖，根本无法追踪。很明显，这是歹徒故意留下的迷惑性线索。
又是“朝阳区群众”带来了新线索：方庄芳星园小区的退休话务员回忆，5月中下旬的一个晚上，她扭完秧歌回家时，曾看到这辆挂着“甲80—4060”车牌的黑色轿车停在9号楼附近，车头朝东，车身异常干净。警方对该楼193户居民（含三分之一出租户）逐一排查，最终却发现歹徒只是临时停车，并未在此居住。
接连两起劫案，作案手法如出一辙，警方断定是同一人所为。正当全市警力展开地毯式排查时，鹿宪洲的第三次作案，来得更为凶狠。
8月27日上午8点50分，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的运钞车行驶至宣武区白纸坊枣林前街东口时，一辆蓝色本田车突然从七八十米外加速冲来，横在运钞车前方。两名蒙面歹徒迅速下车，一人持冲锋枪，一人双手各握一把手枪，分别扑向运钞车驾驶室两侧：“开门！快开门！”
司机安保国立刻意识到遭遇劫匪，故意拖延时间，不肯开门。歹徒见状恼羞成怒，用冲锋枪扫射驾驶室玻璃，子弹击碎玻璃，击穿了安保国的下颚，他当场负伤倒地。副驾驶座的支行职工李超也被另一歹徒用枪托砸破玻璃后击中，子弹穿透背腰，重伤昏迷。经警杨晓东试图拔枪反抗，却被歹徒抢先扫射，子弹穿透左肩胛和左锁骨，伤势严重。
此时，车内仅剩会计李春国，他身旁的两个密码箱里装着130万元现金。歹徒冲着他大喊：“开门饶你一命，不然打死你！”李春国紧咬牙关，死死顶住后车门，与歹徒僵持了两三分钟。气急败坏的歹徒对着车门连开数枪，子弹穿透车门击中李春国，伤及肝肺，他当场牺牲。
由于李春国的英勇抵抗，歹徒耽误了宝贵时间，始终没能撬开后车门，只能仓皇驾车逃离。上午10点10分，警方在玉林小区发现了被遗弃的本田车，车内已被歹徒用纸点燃，万幸因缺氧未能燃起，否则所有痕迹都将化为灰烬。
连续三起持枪抢劫银行案，共造成2死5伤、322万元巨款失窃，案件震惊了中南海。1996年6至8月，成为北京警方最煎熬的三个月：局长张良基的办公桌上，烟头堆得像小山，这位有着40多年刑侦经验的老公安，常常彻夜不眠，在走廊里踱步思索破案思路；基层民警顶着烈日暴雨排查线索，却还要忍受市民的奚落——“你们也就会罚罚款，有本事破抢银行的案子啊！”
压力之下，全国顶尖的刑侦专家齐聚北京，重新梳理案件细节。专家们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一般歹徒作案，都会选择不易引人注意的旧面包车、出租车，而鹿宪洲连续三次盗窃的都是崭新的高档私家车。这一细节表明，歹徒不仅对车辆极为熟悉，且生活品味颇高，有着“小资”的消费习惯。
顺着这一思路，专案组决定重点排查全市被盗的中高档新车。9月3日，海淀分局接到报案，一辆崭新的米黄色尼桑车（车牌号京A—08786）被盗，这辆车成为为数不多的重点追踪目标。
9月8日晚上10点，长城饭店附近停车场（“天上人间”夜总会所在地）的保卫部干部荣锡，在巡逻时发现了这辆悬挂京A—08786车牌的尼桑车。他立刻想起市局的协查通报，当即报警。不到半小时，大批刑警秘密赶到现场，在停车场周边布控蹲守。
夜色渐深，直到凌晨零点，一名中年男子从“天上人间”夜总会走出，慢悠悠地向尼桑车靠近。他不时左右张望，神色警惕，走到车旁后没有立刻开门，而是点燃一根烟，借着烟火的微光扫视四周。确认无异常后，他才掏出钥匙，插入锁孔。
“不许动！警察！”就在车门打开的瞬间，刑警赵宁手持手枪和手电筒，两步冲到车前，厉声大喝。旁边三四米外的刑警李志刚、王威、熊富豹也迅速围了上来，枪口对准驾驶室。
车内男子正是鹿宪洲，他愣了一秒，随即猛踩油门，试图驾车撞开赵宁突围。赵宁反应极快，一个侧滚躲开撞击，其余三名刑警当即开枪，赵宁也爬起来连开数枪。十几发子弹精准命中驾驶室，尼桑车速度骤降，摇摇晃晃开出十几米后，撞上了路边的一辆汽车，停下不动。
刑警们迅速包围车辆，喝令歹徒下车，却没有任何回应。几名刑警冒险拉开车门，发现鹿宪洲已倒在方向盘上，头部和腿部中弹，浑身是血，昏迷不醒，身上没有携带武器，只有一张名为“李建生”的假身份证。
鹿宪洲被紧急送往北京市滨河劳改医院抢救，警方动用了当时最高标准的医疗手段，只为让他活着交代罪行。在医院的突审中，鹿宪洲终于吐露真名，并承认三起银行抢劫案都是他所为，还交代了同伙名叫郭松，是北京人，随后便因伤势过重昏死过去。
警方立刻排查全市近百名名为“郭松”的人，最终锁定了曾试图行贿监狱干部为鹿宪洲减刑、被拘留过的郭松。9月9日凌晨3点，警方赶到郭松母亲家中，这位身为人民教师的老人，在得知儿子的罪行后，如实交代了郭松的藏身地——朝阳三源里居民区。9月10日凌晨3点，警方在郭松的床上将其抓获，面对确凿证据，郭松很快认罪。
此后，案件侦破势如破竹：9月12日，窝藏鹿宪洲的黄民平、赵建国及女友张颖等人落网；9月14日，警方在鹿宪洲与情人王倩的暂住地，搜出电击枪、数万元赃款及大量赃物；9月18日，在安华西里的暂住地，警方起获了关键罪证——1支波兰制造的pm63式微型冲锋枪、3支手枪、315发子弹、17万元人民币、美元及其他外币，还有假身份证、蒙面头套等作案工具；9月下旬，为鹿宪洲提供枪支的张建国、农之宝等人被抓获归案。
最终，郭松被判处死刑，其余案犯也依法受到严惩，而鹿宪洲因伤势过重，于1996年11月在医院死亡，未能等到法院的正式宣判。
这个让北京警方焦头烂额的悍匪，有着怎样的过往？
鹿宪洲，北京人，被捕时33岁，高中文化，出身普通工人家庭。1980年，他参军入伍，在云南某部担任汽车兵，不仅练就了精湛的驾驶和修车技术，还因聪明能干、枪法出众，被任命为验枪员——这个岗位要求实弹射击检验枪支性能，枪法必须百发百中，这也为他日后作案埋下了隐患。1984年，鹿宪洲复员回京，先后开出租车、在首汽公司当司机，安稳度日了7年。
他的人生转折点，源于一个“赌”字。鹿宪洲嗜赌如命，与同事黄民平经常出入赌场，很快欠下巨额赌债。为了还债，1991年2月，他伙同他人在北京、天津盗窃了3辆汽车，凭借熟练的技术，他偷一辆车只需两三分钟。但盗车容易销赃难，四个月后，鹿宪洲被捕。他本以为只是小偷小摸，最多判几年，还能借机躲债，却没想到1992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
对于习惯了喝咖啡、听摇滚、追求生活品质的鹿宪洲来说，监狱的生活如同地狱。90年代的监狱条件恶劣，吃不饱饭是常事，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狱友的欺凌——在监狱里，盗窃犯是最受歧视的群体，鹿宪洲经常遭到殴打。他曾让好友郭松尝试行贿监狱干部，希望能保外就医或减刑，结果郭松行贿不成，反被拘留。
按照法律规定，死缓两年后转为无期，无期两年后转为15年，鹿宪洲至少要在监狱里度过19年。绝望之下，1994年2月18日，鹿宪洲在一次监狱外劳动时趁机越狱。他知道，自己是死缓越狱，一旦被抓就是死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死前好好享受一番。
越狱后的鹿宪洲，在黄民平、郭松、弟弟鹿宪勤、女友张颖等人的帮助下，藏匿在北京，靠盗窃维持生计。但小打小闹的盗窃满足不了他的奢侈需求，1995年11月，他经黄民平介绍，前往黑龙江黑河，花3万多元从枪贩子张建国、蔺刚手中，买了2支庆华5.6毫米小口径运动手枪和100余发子弹。
有了枪，鹿宪洲开始试水抢劫。1995年12月13日，他在北京郊区某信用社门口，抢走了一名女子刚取出的15万元现金。这次得手让他胃口大开，但他觉得小口径手枪杀伤力不足，于是1996年南下广西凭祥，通过当兵时认识的枪贩农之宝，从越南走私了1支波兰制造的pm63式微型冲锋枪、3支老式手枪和100余发子弹，为此支付了2万元现金和一部偷来的索尼摄像机。
回到北京后，鹿宪洲多次前往八达岭山上试枪，对冲锋枪的性能极为满意，随后便犯下了1996年的三起银行抢劫案。前两起单人作案后，他觉得势单力薄，便拉上有盗窃前科、曾因强奸罪入狱的郭松入伙，共同实施了第三起抢劫。
鹿宪洲前后抢劫涉案金额高达300余万元，但警方最终只搜出几十万元赃款，其余的钱都被他挥霍一空。他沉迷于“天上人间”这样的高档场所，一掷千金，包养夜总会小姐，与情人王倩过着奢靡的生活，甚至连作案偷车，都只选崭新的高档车——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小资”习性，最终让他自食恶果。
如果不是他对高档车的偏好，警方不会锁定尼桑车的线索；如果不是他频繁出入“天上人间”，不会被停车场保安发现异常。这个曾凭借精湛枪法、冷静头脑多次逃脱追捕的悍匪，最终栽在了自己追求的奢侈生活上，成为了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犯罪史注脚。而“朝阳区群众”的火眼金睛，也再次印证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