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6日凌晨2点10分，安康火车站的雾气裹着煤烟味，贴在二站台的水泥地上发潮。
联防队员张永刚的胶鞋碾过铁轨边的碎石，兜里那张皱巴巴的模拟画像硌着掌心——画上人短发乱如草，颧骨尖得戳人，是这八天来压在所有人心头的阴影。
刚送走一列绿皮火车，站台只剩零星旅客，张永刚忽然瞥见三个身影从运转室方向过来。
走在最后的矮个小伙缩着肩，浅蓝色夹克的拉链拉到顶，双手插在兜里，像只躲在阴影里的鼬鼠。
“同志，出示下车票。”张永刚的声音在空旷里飘。前两人爽快递来票，油墨还带着体温；到小伙这儿，他喉结滚了滚：“我……没票。”
“没票？行李呢？身份证？”张永刚往前半步，指尖触到腰间对讲机。
“没行李，身份证忘家了。”小伙眼神飘向站台尽头的黑暗，右手悄悄往腰间挪。张永刚突然想起画像上那双阴鸷的眼——就是他！他给身旁的李富勇递了个眼色，两人一左一右绕到小伙身后。
“没证件就去值班室登记。”张永刚伸手要拉他，小伙突然暴起，右手从腰后摸出个黑东西——木柄铁锤！锤头还沾着暗褐色的锈，是血干透的颜色。
“抓他！”张永刚扑上去攥住对方手腕，李富勇同时拧住他的左臂，两人发力将人按在地上。
杜庆伟冲上来搜身，除了铁锤，还摸出把尖匕首；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小伙内衣兜里藏着个花布袋，一倒，竟滚出绺带血痂的长发——是那个孕妇的！
“你狗日的，余秀莲是你杀的！”杜庆伟的吼声惊飞了站台顶棚下的夜鸟。小伙还在挣扎，嘶喊“凭什么抓我”，但那双眼睛里的凶光，早已泄了他的底。没人知道，这个叫余延军的27岁男人，八个月里已经用这把铁锤，敲碎了12条人命。
第一具尸体：护坡上的白发老人
时间倒回1996年2月28日清晨6点，春节的鞭炮声还在安康城的巷子里飘。铁路工人周建国扛着巡视锤出门，铁轨在晨光里泛着冷光。走了不到一公里，他忽然瞥见西北侧路基护坡上，有个身影蜷缩在枯草里。
是个白发老人，仰卧着，脑袋上盖件灰布衫，上身空着。“老爷子，摔着了？”周建国跑过去，指尖刚碰到老人的胳膊，就像触到寒冬的铁块——冰凉，硬挺。
他颤巍巍掀开布衫，胃里猛地翻腾：老人双目圆睁，瞳孔散得发白，额头和太阳穴处血肉模糊，暗红的血痂在晨光里结得发硬。
“杀人了！”周建国连滚带爬往车站跑，站长听完，手抖着拨通铁路公安的电话。半小时后，法医蹲在护坡上，手套蹭过老人脚上的解放鞋——鞋头磨出大洞，露出发黑的袜子，鞋底还沾着老家田埂的泥。
“男性，58岁左右，身高1米67。”法医指着伤口，“头部11处钝器伤，3处颅骨骨折，凶器是锤子，每下都往要害砸，没留活口。”
老人的旧军裤兜里，揣着两张皱纸：一张安康到湖北安陆的328次车票，另一张是用塑料袋裹紧的咸菜——萝卜干切得细，还带点油渍，该是路上的口粮。上衣和行李没了，显然被凶手拿走。
“图财害命？”年轻民警王磊盯着咸菜袋皱眉，“这行头就是个农村老人，身上能有多少钱？”老刑警李建军蹲在一旁抽烟，烟蒂扔了一地：“不像。11下，哪是抢钱的狠劲？倒像有仇。”
可线索断了——1996年火车票没实名，老人没带身份证，没带介绍信。警方在安康、安陆的车站、集市贴满寻尸启事，红底黑字的纸在风里卷边，却没人来认。
有人说，老人许是偏远山村来的，家里人还不知道他出门；也有人说，他或许只是买了张过路票，根本不是这两地的人。
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当天下午，法医拿着解剖报告找到专案组：“死者头部伤口里，有牙齿咬过的痕迹——凶手可能喝了他的血。”
李建军的烟差点掉在地上：“喝血？这哪是人干的事？”
第二具尸体：藏在衣服里的1200元
3月3日凌晨，安康火车站的雾比往常浓。铁路工人张建军在东区一号道岔巡视，总觉得后颈发毛——前几天那具白发老人的尸体，总在脑子里晃。
走到北侧护坡时，手电筒的光突然顿住：地上趴着个人，穿件黄色旧军大衣，灰西服领子翻在外面，看着还算整齐。
“喂！醒醒！”张建军喊了两声，没人应。他用巡视锤轻轻碰了碰对方肩膀，尸体“咕咚”翻过来——后脑塌陷了一块，血把军大衣下摆浸成黑褐色，连枯草都粘在上面。
警方赶到时，现场围了圈人。法医拨开死者的头发，语气沉得像铅：“后脑12处钝器伤，最深的凹陷有3厘米，还是锤子。”死者50多岁，须发花白，身高1米6，衣服虽旧却叠得整齐，行李还在旁边的蓝布包里。
王磊打开布包，里面有几件换洗衣、一个豁口的搪瓷缸，还有张城固县火车站的站台票——最关键的是，包底压着份电报，发报人“严小伟”，收报人“严志光”，内容就八个字：“父病重，速回。”
“查！立刻查城固县的严志光！”李建军拍了桌子。
线索像道光，警方顺着电报地址找到城固县二里区黄岗乡明珠村时，严志光的老伴赵桂兰正在院子里晒玉米。
听说老伴遇害，她当场瘫在地上，哭着抓着民警的手：“他是去河南看儿子的啊！儿子在安阳打工被人打了，发电报催他送钱……”
赵桂兰说，2月23日接到电报，严志光急得一夜没合眼。家里没钱，他跟邻居借了1200元，揣着自己攒的200多，还有那份电报，往城固火车站赶。
2月27日那天，他只买到张站台票，想挤上184次列车再补票——春节后的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他没挤上去，让赵桂兰先回，自己等下一班。
“他一辈子老实，连跟人吵架都不会，哪来的仇人？”赵桂兰抹着眼泪，从抽屉里翻出严志光出门前穿的鞋，“他说钱要藏好，把1200元缝在棉袄夹层里，200多揣兜里。”
警方果然在严志光的棉袄夹层里找到那1200元——用塑料袋裹着，缝得严严实实。可他兜里的200多，没了。
“这就怪了。”王磊挠头，“图财的话，怎么不仔细翻？1200元藏得也不算深啊。”李建军盯着那叠钱，眉头拧成疙瘩：“第一案抢上衣行李，这案只拿兜里的零钱……这凶手到底图啥？”
当天，安康铁路公安成立专案组，两案并案侦查。可查得越久，越困惑：两个老人都不是安康人，一个去安陆，一个去安阳，素不相识；凶手都在凌晨作案，都用锤子砸头，都选火车站护坡——哪有这么巧的仇？
“或许真是图财，只是凶手太蠢？”有人猜测。李建军摇头：“再蠢的歹徒，杀了人也会把行李翻遍，哪会漏1200元？”
第三具尸体：孕妇肚子上的“仇”字
3月6日凌晨，天还没亮，铁路工人陈卫国在火车站西平交道巡逻。这里离站台有好几公里，旁边是片农民的坟地，野草长得比人高。
手电筒的光扫过坟地旁的枯草时，他突然停住——地上躺着个赤裸的女人，长发散在草里，像团黑蛇。
陈卫国的心脏差点跳出来，他连滚带爬往回跑，嘴里喊着“杀人了！又杀人了！”——他想起前两起案子，浑身发颤。
警方赶到时，连老刑警都倒吸凉气。受害者是个年轻女人，20岁左右，身高1米63，面目姣好，只是脸色白得像纸。
她仰卧在地上，上衣卷到肚脐，裤子褪到小腿，头枕着件灰色西服——西服后缝撕了个大口子，两颗衣扣掉在旁边。
最让人不忍看的是，她的肚子高高隆起，是个孕妇；隆起的肚子上，用尖刀刻着个血淋淋的“仇”字，皮肉翻卷着，血还没干透。
“怀有6个月男婴。”法医的声音发哑，“头部10次钝器伤，颅骨骨折，脑浆溢出；喉部被割断，气管和食道都断了。生前被奸污，胸部第4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她反抗过，反抗得很激烈。”
离尸体几米远的墓碑上，有人用尖刀刻了行字：“杀尽负情人，下一个是公安局长或某某某一家人，请破案！”字迹歪歪扭扭，“是”字写成了“市”，一看文化程度不高。
“这是挑衅！”李建军盯着那行字，眼睛里冒火，“他在跟我们叫板！”
受害者的身份证还在，她叫余秀莲，22岁，安康市恒口区运溪乡农民。警方找到她婆家时，婆婆刘翠花红着眼圈说：
“3月5日上午她走的，说不想跟我儿子过了。我儿子去珠海打工一年多没回，她怀着孕，心里委屈……”余秀莲走时只带了10元钱，说要去石家庄找表姐。
“10元钱，图财？”王磊攥着余秀莲的身份证，照片上的姑娘笑得腼腆，“劫色？街上那么多年轻姑娘，为啥选个孕妇？”
转机出在两个目击者身上。
火车站小卖部的王桂兰回忆，3月2日晚上，严志光曾在她这儿买过一包“金丝猴”烟，“后来有个穿浅蓝夹克的矮个小伙跟他说话，小伙20多岁，1米6左右，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神阴沉沉的，之前来买过几次方便面。”
铁路道口的张建军也想起来了，3月5日深夜1点多，他看到余秀莲跟着个矮个小伙过道口，“那姑娘挺着肚子，走得慢，小伙在前面催，还回头瞪她。我当时就觉得怪，这么晚了，一个孕妇跟陌生男人去坟地那边，哪能安全？”
根据两人的描述，画像师画出了模拟画像。虽然线条潦草，但“短发、矮个、浅蓝夹克”三个特征，成了警方追查的唯一线索。
疯狂流窜：十堰与汉中的交叉犯案
3月10日，专案组的电话突然响了——襄樊铁路公安处来电，十堰火车站外发现一具男尸，死者60岁，河南人左瑞学，被人用杀猪刀捅死，现场留着带血的刀。
“目击者说，带左瑞学走的是个矮个小伙，穿浅蓝夹克，跟你们的画像一模一样！”电话里的声音急促。
警方赶到十堰时，杀猪刀上的指纹已经提取——不是余延军的，但目击者的描述太像了：1米6左右，短发，说话声音哑。“他在流窜作案！”李建军盯着地图，“安康、十堰……他在沿着铁路线杀！”
可没等十堰的调查展开，3月12日晚上，汉中火车站外又传来噩耗：一对夫妻死在小道旁，丈夫50多岁，妻子40多岁，都是头部被锤子砸死，身上的车票显示他们要去四川。
“目击者看到个矮个小伙跟他们搭话，说能帮他们找便宜旅店，把人骗到小道里……”汉中警方的声音带着疲惫。
短短两周，6条人命，平均两天杀一个。郑州铁路公安局局长李学安亲自下指令：“限期侦破！绝不能让他再害人！”
3月7日，副局长童少录带着刑侦专家赶到安康；3月8日，13名干警从外地调回，加上本地侦查员，71人的专案组正式成立。
侦查员分成几路：一路沿铁路线查余延军的落脚点；一路在安康火车站周边的旅店、饭馆走访；还有一路拿着画像，在安康4个区18个乡、108个村挨家挨户问——他们走了2万多公里，问了户村民、5.1万职工家属，却没找到一点线索。
“他到底是哪的人？”王磊坐在值班室里，面前堆着厚厚的笔录，“安康、十堰、汉中……他怎么这么熟铁路线？”
李建军盯着地图，突然指着一个点：“旬阳县！安康到十堰、汉中都要经过旬阳，他说不定是旬阳人！”
可旬阳县在秦巴山区里，村子散得像星星，要找一个矮个小伙，无异于大海捞针。
审讯室里的恶魔：“我就是想杀人”
3月16日的抓捕后，余延军被押进审讯室。起初他嘴硬，只说自己是旬阳县人，别的什么都不说。直到警方把余秀莲的头发、墓碑上的字迹鉴定报告放在他面前，他的肩膀才垮下来。
“杨兴富是我杀的。”余延军的声音平静得像说别人的事，“2月27日晚上，我在安康火车站看到他，他说没赶上184次列车，跟同伴李建国（原李发全化名）走散了，想找小旅店住。
我就骗他，说我哥是货车押运员，能让他免票上车，只要给两包烟钱。”
“他信了？”审讯员追问。
“怎么不信？”余延军冷笑，“一个农村老头，老实得很。我把他带到西北侧护坡，趁他回头看火车，一锤子砸在他头上。
他喊救命，我就接着砸，砸了11下，直到他不动。从他身上搜出370元，还把他的上衣脱了穿——那天晚上冷。”
“你为什么咬他的头？”
余延军的眼神暗了暗：“坐牢时听人说，人血补身体。我试了一口，太腥，差点吐出来。”
“严志光呢？”
“3月2日晚上，我在小卖部看到他买烟，说要去安阳看儿子。我骗他说能帮他上车，他给我20元。带到一号道岔护坡，从后面一锤子砸死，搜了140多块。”
余延军顿了顿，嘴角撇了下，“你们说他衣服里藏了1200元？我没找，杀人就是为了发泄，钱只是顺带拿的。”
问到余秀莲时，余延军的眼神突然变得狠戾：“3月5日晚上，我本来想杀个警察，跟了半条街，那警察1米8多，我打不过，就回来了。看到余秀莲在广场上哭，说她男人不回家，要去石家庄。我就骗她，说我哥在铁路上工作，能帮她免费上车。”
“她跟你走了？”
“走了。过道口时，那老头（张建军）盯着我们看，我当时想放她走，可又想起我前女友——我坐牢时，她把我孩子打了，跟别人跑了。余秀莲怀着孕还想跑，跟她一样，都该死！”
余延军说，他把余秀莲带到坟地，让她脱衣服，她不肯，还抓他的脸。“我用锤子砸她胸口，听到骨头断的声音，她倒在地上问‘你为啥’，我说‘不为啥，就要你命’。她昏过去后，我强奸了她，又砸死她，割了她的喉，在肚子上刻‘仇’字——解气。”
他还承认，在旬阳杀过3人：1995年9月，偷银元时被个老头发现，用铁棍砸死；11月，看到两个甘肃妇女像前女友，骗到河边捅死；12月，在襄渝铁路小站用钢轨夹板砸死个河南妇女。加上安康、十堰、汉中的案子，八个月里，他杀了12人。
“你为什么要杀人？”审讯员最后问。
余延军抬头，眼神麻木：“出狱后啥都没有，活着没意思。不想再坐牢，就想杀到你们抓住我，求个枪毙。”
尾声：正义与警示
1996年6月，安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余延军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他没有上诉。
8月，刑场的枪声在安康郊外响起。那时，安康火车站的护坡上，新的野草已经长出来，盖住了曾经的血迹。
警方在车站加了巡逻队，联防队员24小时值守，模拟画像贴在每个显眼的地方——那是对死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警示。
多年后，李建军退休时，抽屉里还放着那张模拟画像，旁边是12名受害者的资料。他总说：“没有人生来是恶魔，但丢了人性，就比野兽还可怕。这案子提醒我们，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1996年的安康，没有监控，没有实名车票，办案全靠脚底板和目击者的记忆。可就是凭着这份执着，警方最终抓住了恶魔，让那些逝去的生命，终于等到了迟来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