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2日傍晚，吉林市昌邑区某小区的楼道里还残留着晚饭的油烟味。
19岁的林晓雅攥着母亲皮秀兰刚送来的身份证，看着那辆红色残疾人三轮车消失在拐角，心里莫名发慌。
母亲早上在电话里说找到新雇主，语气里带着难得的轻快——包吃住，月薪1200，雇主是对“和气的兄妹”，要照顾一位七旬老人。
可刚才见面时，那个叫张舒红的男雇主始终站在车旁没上楼，只让“妹妹”陪着母亲上来，眼神阴沉沉的，像藏着化不开的雾。
“妈，要不我明天去看看你？”林晓雅拉着母亲的手，指尖能摸到母亲常年做家务磨出的老茧。
“傻丫头，刚上工就添麻烦，人家该嫌我了。”皮秀兰把钱包塞进女儿口袋，又理了理她的衣领，“我看那家人挺好的，等我安顿好了，周末就回来看你。”
这是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清晨，林晓雅拨打母亲的手机，听筒里只有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她起初以为母亲忙，直到三天后，她按照母亲留下的地址找到吉林市船营区的一栋老楼，敲开302室的门时，那个叫张舒红的男人，正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脸上挂着她从未见过的温和笑容。
保姆市场四起失踪案
吉林市的保姆市场藏在火车站旁的巷子里，每天天不亮就挤满了找活的农村妇女。
她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手里攥着写着“做饭、保洁、照顾老人”的纸牌，眼神里满是期待。
2010年7月底，第一个报警电话打到昌邑区刑警队时，值班民警李建军以为只是又一起普通的失联。
“警官，我妈不见了！”电话那头的刘伟声音发颤，他是桦甸市夹皮沟镇人，在吉林市一家机械厂打工，母亲刘桂兰44岁，年初来城里做保姆。
“上周她说从之前那家辞职，要去保姆市场找新活，之后就没消息了。我周末回家没见着人，去市场问了好几天，有人说见过她，可这几天连影子都没了。”
李建军在笔录本上记下信息：刘桂兰，身高1米65，体态偏胖，圆脸，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镀金戒指——那是刘伟去年发工资给母亲买的，值三百多块。
“会不会是找到雇主，没来得及跟你说？”他问。保姆这行特殊，很多雇主急着用人，保姆往往跟着就走，农村老家通讯不便，几天不联系是常事。
刘伟急得提高了嗓门：“不可能！我妈再忙，睡前也会给我打个电话。现在都一个多星期了，手机一直关机，她身上就带了几百块零花钱，能去哪啊？”
这起失踪案暂时被归为“待查”，直到8月初，第二起报警电话打来。
报案人是55岁的庞淑琴的儿子，说母亲从7月28日去保姆市场后就没回家。庞淑琴是吉林市昌邑区人，丧偶多年，儿子在外地工作，她做保姆只是想给自己挣点养老钱。
“55岁的老太太，谁会拐她？”李建军拿着两份笔录，心里第一次泛起嘀咕。刘桂兰44岁，或许还有被拐卖的可能，可庞淑琴年过半百，身体不算硬朗，既无财也无色，怎么会突然消失？
没等他理出头绪，8月10日和12日，又有两起失踪案报案：52岁的皮秀兰和48岁的孟凡珍，都是离异或丧偶的保姆，都在保姆市场找活时失联，都没通过中介登记。
四起失踪案，四个共同点：中年女性、保姆身份、离异或丧偶、未登记中介。吉林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队长王海涛看着墙上的照片，手指在四个名字上划过：“这不是巧合，有人在专门找这类保姆。”
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去保姆市场走访，另一路排查失踪者的社会关系。在保姆市场摆摊的王大姐，给警方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
“你们说的这几个人，我好像见过。有个瘸子，五六十岁，拄着拐杖，身边跟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是他妹妹，最近老来市场找保姆，专挑年纪大的，还说要照顾家里的老人。”
“那瘸子看着挺斯文的，说话客客气气的，还给我递过烟。”另一个保姆补充道，“他说家里老人挑，之前找的几个保姆都不合心意，所以老来。我还劝过皮秀兰，说跟着这样的雇主放心，谁知道……”
警方根据描述，画出了瘸子的模拟画像：身高1米6左右，微胖，戴一副黑框眼镜，右腿残疾，走路拄着单拐，穿深色中山装。可吉林市这么大，仅凭画像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转机出现在皮秀兰的女儿林晓雅身上。她告诉警方，母亲失踪前曾给她送过身份证，还提到雇主叫张舒红，开着一辆红色残疾人三轮车，家住船营区某小区302室。
“我妈还给我写了地址，说怕我找不到她。”林晓雅掏出一张纸条，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清晰地写着详细住址。
“信佛的善人”
8月15日，专案组民警来到张舒红家楼下。这是一栋上世纪90年代的老楼，墙皮斑驳，楼道里堆着杂物。302室的门紧闭着，民警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谁啊？”
门开后，出现在眼前的男人，和模拟画像分毫不差：黑框眼镜，中山装，右腿微跛，手里拄着拐杖。他看到穿警服的人，眼神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恢复平静：“警官同志，有事吗？”
“我们找张舒红。”民警亮出证件。
“我就是。”张舒红侧身让他们进屋，屋里收拾得异常干净，客厅的桌上摆着一个佛龛，香炉里插着三根未燃尽的香，空气中飘着檀香的味道。“我信佛，每天都要上香，图个清净。”他解释道。
民警环顾四周，没看到女性生活用品，也没看到老人的痕迹。“你最近是不是雇佣过一个叫皮秀兰的保姆？”
张舒红端茶的手顿了一下，随即笑道：“哦，你说她啊。她来了一天，说我家老人不好照顾，第二天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
“她走的时候，没带行李吗？”
“没带多少东西，就一个小背包，说是先回去拿换洗衣物，之后就没联系了。”张舒红说得滴水不漏，眼神始终保持着温和，甚至还主动提起：“要是你们找到她，麻烦帮我跟她说一声，工资我还没给她结呢。”
走访邻居时，民警听到的全是对张舒红的好评。“张大哥是个好人，平时帮我们修个表、修个电器，分文不取。”楼下的王阿姨说，“他腿脚不方便，还经常帮独居的李奶奶买米买油。”
“他信佛，常年吃斋，家里的佛龛天天擦得锃亮。”另一个邻居补充道，“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他也来凑凑热闹，输赢就几块钱，从不赖账。你说他杀人？不可能，他连鸡都不敢杀，上次我家杀鸡，他路过都绕着走。”
更让民警疑惑的是，张舒红的身体状况。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脏病，爬两层楼都要歇三次，走路全靠拐杖，体重只有110斤左右。
而失踪的皮秀兰，常年做家务，力气比一般男人还大。“他这样的身体，怎么可能制服一个中年妇女？”李建军忍不住质疑。
专案组陷入僵局，直到他们找到张舒红的第一任妻子张兴。
借种、失踪的女儿与消失的保姆
张兴住在吉林市郊区的一个老小区，见到民警时，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终于来找我了，我就知道他会出事。”
这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左腿也有残疾，说起张舒红，眼神里满是恐惧。“他不是人，是恶魔。”她坐在沙发上，手指紧紧攥着衣角，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噩梦般的年代。
张兴和张舒红是1982年结婚的，两人都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在别人的介绍下相识。“那时候觉得他老实，对我也好，就嫁了。”
张兴说，婚后两人开了一家小吃店，生意不错，可一直没孩子。1986年，张兴去医院检查，身体没问题，她让张舒红也去查，可他始终推脱。
直到有一天，张兴收拾房间时，发现了一张被藏在书柜最底层的化验单——张舒红的精子活力为零，几乎没有生育能力。“我当时就懵了，问他为什么瞒着我，他说怕我嫌弃他。”
1987年，张舒红的大哥找到张兴，带来了一个荒唐的提议：“借种。”“他说全家商量好了，让我跟他生孩子，这样既能给张舒红留个后，也能保住这个家。”
张兴当时就拒绝了，可张舒红跪在她面前，哭着求她：“我就想要个孩子，等我老了，有人给我端碗水就行。”
看着丈夫的眼泪，想着自己的残疾，张兴最终妥协了。1988年，女儿张欣出生，张舒红对这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
“他给孩子买最好的奶粉，买最贵的玩具，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抱孩子。”张兴说，“那时候我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
可随着张欣长大，事情开始变味。女儿五六岁时，突然不愿意跟张舒红亲近，甚至宁愿走路去幼儿园，也不坐他的电动车。
“后来我才知道，是邻居嘴碎，跟孩子说她不是张舒红亲生的。”张兴说，从那以后，张舒红变了，不再对女儿笑，回家就躲在房间里喝酒，对她也越来越冷淡。
“他开始嫌弃我，说我跟他大哥不清不楚，说我脏。”张兴的声音开始颤抖，“我跟他吵，他就动手打我。有一次，他把我按在床上掐我脖子，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摸到床头的开水杯，砸在他头上，才逃出来。”
1997年，两人离婚，女儿判给张兴，张舒红拒绝支付抚养费。为了生计，张兴去张舒红家找他商量，却发现家里雇佣的18岁保姆李春花不见了。
“我问他，他说李春花辞职了，去外地打工了。”张兴当时没在意，直到1998年，女儿张欣失踪。
“那天是周末，女儿说去爸爸家拿玩具，之后就没回来。”张兴说，她去找张舒红，他说女儿早就走了。直到五天后，女儿的舞蹈老师打电话说孩子没上课，她才慌了神。“我们到处贴寻人启事，登报纸，张舒红也跟着找，可我总觉得他不对劲。”
更让张兴恐惧的是，女儿失踪后，张舒红开始跟踪她。“他每天跟在我后面，包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有一次，张兴在工厂门口看到他，让保安搜他的包，结果搜出一把匕首。“他说防身用，可我知道，他是想杀我。”
张兴卖掉房子，搬到郊区，从此再也没见过张舒红。直到民警找到她，她才说出另一个秘密：
“李春花失踪后，她家里收到过两封信，说是被拐卖了，让家里寄钱。可李春花的字写得很丑，那信上的字却很漂亮，而且还把她家巷子的名字写错了。”
专案组立即调取1997年李春花失踪案的卷宗，果然发现了张兴所说的两封信。信上的汇款账号，开户人是张舒红。
2000年，警方曾传唤过张舒红，他说账号是帮李春花开的，至于信，他一无所知。因没有证据，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他连自己的女儿都能杀，杀几个保姆算什么？”张兴的话，像一把锤子，敲醒了专案组的民警。
厨房的血迹：恶魔的供词
8月19日中午，专案组决定对张舒红实施抓捕。民警敲开302室的门时，张舒红正在佛龛前上香，看到手铐，他没有反抗，只是淡淡地说：“该来的，总会来。”
在张舒红的出租屋里，民警抓获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李艳秋。
这个50岁的女人，面对警方的询问，只有一句话：“我就是陪他去雇保姆，其他的我不知道。”她甚至在被带走前，还仔细地给狗添满了食盆：“别让它饿着。”
审讯室里，张舒红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带着一丝傲慢。“你们没有证据，不能抓我。”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敲击着桌面，“我懂法律，全世界的法律我都懂，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皮秀兰的金手链，为什么会埋在你家院子里？”民警拿出从院子里搜出的首饰，那是林晓雅辨认过的，确实是她母亲的。
张舒红的脸色变了一下，随即又笑了：“那是她送给我的，我怕丢了，就埋起来了。”
“一个打工的保姆，会把自己唯一的金手链送给你？”民警追问。
张舒红沉默了，过了很久才说：“我把她卖了，卖到丰满区，卖了2000块。”
“买主是谁？53岁的老太太，谁会买她？”民警步步紧逼。
张舒红答不上来，开始胡言乱语，一会儿说把皮秀兰推到松花江里了，一会儿说她自己跑了。
与此同时，勘察现场的民警在张舒红家的厨房角落，发现了几滴喷溅状的血迹。经过dNA比对，血迹属于失踪的孟凡珍。
当民警把血迹鉴定报告放在张舒红面前时，他终于垮了。这个信佛的“善人”，脸上的温和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的兴奋。
“没错，她们都是我杀的。”张舒红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诡异的平静，“从1997年开始，一共15个。”
第一个受害者，是18岁的李春花。1997年，张舒红和张兴闹离婚，邻居的议论让他心里憋满了火气。
“那天我父亲住院，家里就我和李春花。她把豆腐忘了放冰箱，臭了，我骂她，她还敢顶嘴。”
张舒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狠厉，“我一把把她按在床上，掐住她的脖子，她挣扎的时候，我更生气了，就用了全力。等我松手的时候，她已经没气了。”
他用斧头和菜刀把尸体肢解，装在两个麻袋里，趁天黑扔到了松花江。“我跟别人说她辞职了，她家里人不知道她在我这工作，所以没人找我。”
1998年，张舒红杀了女儿张欣。“她知道自己不是我亲生的，跟我不亲，以后也不会给我养老。”
他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我给她喝了加了安眠药的饮料，本来下不了手，可一想到邻居的议论，想到张兴跟我大哥的事，我就恨。我用刀捅了她，然后把她扔到了哈龙桥底下。”
2009年，张舒红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靠低保金度日，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我给自己算命，说活不到2012年。”他笑了笑，“我这辈子这么惨，凭什么别人过得好？我就想杀人，杀到被你们抓住为止。”
他在报纸上登广告，说自己会算命，骗来24岁的李亮亮。“我让他说出银行卡密码，然后勒死了他。
没想到他身上只有20块钱，银行卡里也没钱。”张舒红的语气里满是不屑，“后来我又写信让他家里寄钱，他们也不寄。”
2010年，张舒红和李艳秋假离婚，让她装作自己的妹妹，去保姆市场骗保姆。“年轻的保姆不敢来，我就找年纪大的，离异或丧偶的，这样她们的亲人不会很快报警。”
他一共骗了5个保姆，最小的44岁，最大的55岁。“我让她们说出银行卡密码，然后给她们喝安眠药，勒死她们，再碎尸扔到江里。有几个没昏迷的，我就先强奸，再杀。”
“你信佛，吃斋，都是装的？”民警问。
“吃斋是因为糖尿病，不能吃荤。”张舒红嗤笑一声，“念佛？我才不信那个，不过是让人觉得我是好人罢了。”
“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张舒红看着民警，眼神里满是冷漠，“她们倒霉，碰到了我。
我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凭什么要让她们好好活着？”张舒红的手指在审讯桌上轻轻划着，眼神里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带着一种报复后的快意。
“那个孟凡珍，刚来的时候还跟我讨价还价，说工资太低，要涨到1500。我笑着答应了，转身就在她的水里加了安眠药。她醒了之后还骂我，我就用绳子勒住她的脖子，看着她断气。”
民警追问李艳秋的角色，张舒红终于松了口：“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我们假离婚就是为了方便作案，她装作我妹妹，帮我骗那些保姆，让她们放下戒心。
每次我杀了人，她就帮我收拾现场，把她们的银行卡、身份证藏起来。那些钱，我们一起花了，她没少拿。”
而此时的另一间审讯室，李艳秋在证据面前，终于崩溃了。这个始终冷静的女人，捂着脸哭了起来：“是他逼我的！他说要是我不帮他，就杀了我！”
可她的辩解很快被戳穿。民警查出，李艳秋不仅参与了骗雇保姆，还主动帮张舒红提取受害者银行卡里的钱，甚至在孟凡珍反抗时，用枕头捂住了她的嘴。
“我也是没办法，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知道他心狠手辣。”李艳秋的哭声越来越小，“那些保姆的金首饰，我还留了一个戒指，现在还在我抽屉里……”
专案组根据张舒红的供述，立即组织警力前往松花江江湾大桥、哈龙桥等地打捞尸体。
八月的松花江水流湍急，水面上漂浮着水草和垃圾，民警们乘着冲锋舟，拿着捞钩，一点点在江里搜寻。
“太难了，江水太急，尸体早就被冲散了，能找到的只有零星的碎骨和衣物。”
参与打捞的民警赵刚回忆道，“我们连续打捞了半个月，只找到几块人类骨骼，还有一件蓝色的外套——后来经孟凡珍的家人辨认，那是她失踪前穿的衣服。”
最让人心碎的是皮秀兰的女儿林晓雅。当民警把从张舒红家搜出的、沾着血迹的围裙交给她时，这个19岁的姑娘当场跪了下来，眼泪砸在围裙上：“这是我妈亲手缝的围裙，她每次做饭都穿……”
张舒红供述的15名受害者，最终只确认了6人：18岁的保姆李春花、11岁的女儿张欣、24岁的李亮亮，以及2010年失踪的刘桂兰、庞淑琴、皮秀兰、孟凡珍（后四人中，孟凡珍的骨骼被确认，其余三人仅能通过物证和供述认定）。
剩下的9人，因为时间太久、江水流逝，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痕迹。
“有一次，水上公安局在江里捞到一个人头，当时没查明身份，就存档了。”王海涛队长说，“张舒红供述的时间和地点，跟那次存档的信息完全吻合，可那个人头早就因为无人认领，按规定处理了，现在没办法比对dNA。”
受害者李亮亮的父母，直到在电视上看到张舒红落网的新闻，才知道儿子早已遇害。
“我们找了他整整一年，去吉林市的每个旅社、每个工地问，派出所报了案，可他们说成年人失踪不算案件。”
李亮亮的母亲坐在儿子的遗像前，手里攥着他生前穿的校服，“要是当时能早点立案，是不是我儿子就不会死？”
而刘桂兰的儿子刘伟，在得知母亲遇害后，整整三天没说话。他把母亲的那枚镀金戒指戴在自己手上，每天下班都去松花江边上坐一会儿：“妈，我找到凶手了，你可以瞑目了。”
恶魔的落幕
2013年12月26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舒红、李艳秋案作出一审判决：张舒红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艳秋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接到死刑裁定书的那天，张舒红穿着蓝色的囚服，坐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当民警告诉他，18小时后将执行枪决时，他没有丝毫恐惧，反而笑了：“终于要结束了，我早就活够了。”
他向看守所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吃一碗素面。“我吃了这么多年素，最后一餐也得吃素。”
面端上来后，他慢慢吃着，甚至还跟看守民警聊起了天：“我这辈子，就是个笑话。小时候被人欺负，长大了没本事，连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临刑前，武警押着张舒红走出看守所。他的左腿因为残疾，走得很慢，却始终抬着头，脸上带着一种诡异的灿烂笑容。
“看了这么多死刑犯，没见过笑得这么轻松的。”押解的武警后来回忆，“他好像不是去赴死，而是去解脱。”
李艳秋的缓期执行，让受害者家属们难以接受。“她也是凶手，为什么不判死刑？”林晓雅在法院门口举着母亲的照片，声音嘶哑，“我妈死得那么惨，她凭什么活着？”
可法律终究有它的尺度，李艳秋虽参与作案，但并非主谋，且有认罪悔罪情节，最终被判处死缓。而张舒红的死刑，终于给了受害者家属一个迟来的交代。
案件结束后，吉林市的保姆市场变得冷清了许多。那些曾经在巷子里找活的农村妇女，大多回了老家，或者通过正规中介找工作，再也不敢跟陌生人走。
“张舒红这个名字，成了保姆市场的禁忌，没人敢提。”王大姐说，“现在只要看到拄拐杖的男人，大家都躲得远远的。”
受害者的家人们，也永远活在了阴影里。林晓雅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在吉林市找了一份工作，一边赚钱，一边照顾年迈的外公外婆。
“我妈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上大学，可我现在没心思读书了，我得撑起这个家。”
刘伟辞去了机械厂的工作，回了桦甸老家，开了一家小超市。“我不想待在吉林市，走到哪里都能想起我妈。”
他的超市里，始终摆着一张母亲的照片，“我想让她看着我好好过日子，让她放心。”
而张兴，在得知张舒红被执行死刑后，独自去了松花江边上。她站在江风里，哭了很久：“女儿，凶手伏法了，你可以安息了。”
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觉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可女儿的笑容，却永远留在了1998年的那个夏天。
松花江的水，依旧日夜流淌，仿佛在诉说着这个发生在江畔的悲惨故事。
而张舒红这个名字，也成了吉林市人心中一段不愿提及的噩梦，提醒着人们：有时候，恶魔往往藏在温和的面具之下，而善良，需要带着一丝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