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新来朝的王安石力主变法后，朝里的各种势力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开始蠢蠢欲动，与王安石展开了一次次的交锋，首先就是在中国法理发展史赫赫有名的“阿云案”上双方的冲突。这场法理之争也将掀起一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把王安石推到风口浪尖。
在当时山东登州的乡下，有个叫阿云的农家女，命很苦，幼年就丧了父，被母亲抚养长大，在治平四年（1067年），她的母亲也病逝了。就在阿云为母服丧期间，她的叔叔为了钱，将这个孤苦伶仃的阿云许配给了一个叫韦大的老光棍。这韦大不仅年龄大，而且相貌极为丑陋。
阿云虽然年龄小，但是性格异常刚烈，她根本不愿意和这样的人共度一生，便决定刺杀这个所谓的“未婚夫”韦大。
一天夜里，韦大正在自己家的瓜棚睡觉，阿云拎着把刀摸黑就冲了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他一连砍了十几刀，但这阿云毕竟是个小女孩，结果只是把韦大砍成了多处轻伤、断了一根手指头，却不致命。很快官府就追查到了阿云，把她抓到了衙门受审。
这小阿云做事是敢作敢当，当场就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地知县按照宋朝旧律，认为这是女子谋害亲夫，按律判处当斩，小阿云也是黯然接受了要被处斩的结果。
但是当卷宗交到上级登州知州许遵那里后，事情有了转机。这许遵是个新派人物，思想也很灵活，他很是同情这个命运凄惨的小阿云，觉得不能拘泥旧法，杀死一个本来就没什么大错的弱女子，于是下定决心要救下这个小女孩。这位法律界的\"北宋罗翔\"连夜翻查《宋刑统》，找到了另外一条“父母丧，勿可婚嫁”，于是他当夜洋洋洒洒写下万字辩护词，驳回了死刑判决，他认为，阿云在定亲时尚在守孝期，因此婚姻无效，“应以凡人论”，也就够不上“谋杀亲夫”的罪名，不应被判死刑。
但这样一来，州县两级的判决就大相径庭了，按例那就要上报中央的审刑院和大理寺裁决。经过研讨，这两个部门都支持知县的判决，认为阿云该杀。他们驳斥了许遵的意见，虽然阿云定婚不合法律，但也是既成事实了，只要定婚，那就是谋杀亲夫，所以他们给出了“绞刑”的判决。
恰好这个时候，作为王安石亲信的许遵被调任大理寺卿，作为大理寺的一把手，他又一次截停了这个裁决。他原先的理由已经被驳斥，就不能再用了，于是这位“法律专家”又找到了新的法条依据——按照大宋法律，阿云在审讯阶段能够主动承认犯罪，就该按自首算，可以减二等处罚，免死。
御史台听说这事后，就立即弹劾许遵利用职权袒护罪犯。许遵这边呢，赶紧找到了自己的老大王安石请求援助，这王安石端的是一张铁嘴配一副虎胆，根本不带怵的，就直接把案子拿到了朝廷上。
看着这么复杂的案情，皇帝也犯了难，于是就让大臣们公开辩论此案。大臣们有的支持判死刑，有的支持减刑，双方在朝堂上展开了激烈争论。
司马光等人认为，应该判阿云绞刑。断案依据是祖宗之法《宋刑统》：杀人时，“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阿云砍掉了韦大一根手指，即使没有把人杀死，也应该与杀人同罪，所以不能算作自首。
王安石等人支持许遵，他们回顾了祖宗之法的本意，认为先人的法意是永恒的，但具体的法条是需要因时修订的，“今律所不备，别以后敕从事者甚众，何独怪论也”。他们认为，如果谋杀的凶手没有将人致死，还主动自首，就可以从谋杀罪减刑二等论处，否则，就堵死了以后谋杀致伤者的自首道路，治安前景堪忧。
这实际上已经是法理之争，那就是在有谋杀主观的前提下，谋杀既遂和谋杀未遂到底该不该同罪，自首的适用范围边界在哪里。在这不得不说，司马光的头脑还是死板了些。
皇帝最后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于七月初三下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这一诏书并不只是对阿云案本身的判决，而多的是表明皇帝支持王安石灵活变通的变法思想，尝试弥补法律的矛盾之处。
阿云案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还对中国的法律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的长镜头下，阿云案成为中国古代司法从绝对法定刑向灵活量刑转变的关键节点，由此中国确立了“法律条文需兼顾道德伦理”的司法原则，平衡了“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
——月夜下那个举刀的村姑，无意间成了中国法制史上的\"蝴蝶少女\"，她翅膀扇动的风暴，至今仍在法学院的课堂回响。
但双方的争论并没有因此平息下来，反而愈演愈烈。虽然王安石这时还没有执掌大权，但山雨欲来风满楼，皇帝与王安石显然已达成变法的默契，一帮保守的士大夫也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地想要阻止变法，所以从各个方面反对王安石一党，这就是阿云案的背景。
紧接着，以王安石、司马光两人为代表的双方又展开了“郊赐之争”。如果说“阿云案”只是在双方理念分歧上进行辩驳，那么在熙宁元年八月间发生的“郊赐之争”，则是让理念不同的双方彻底划清了阵营。
按照宋朝惯例，每年在南郊祭祀之后，皇帝就要对群臣和将士进行赏赐，因为人数众多，这笔赏赐历来都是一笔较大的财政支出。而熙宁元年这一年的郊赐让皇帝非常犯难，发钱吧，国库没钱了，不发吧，下面马上就会怨声载道，于是赵顼就向大臣们征求意见。
大多数人认为，该咋发咋发，不能有伤皇帝尊严。而司马光却不以为然，他提议郊赐减半，如此既节省了费用，又体现了皇帝的仁爱之意，一举两得。
而王安石与司马光意见相左，两人在朝堂上展开了激辩。司马光说：“现在国用不足、多处旱灾，我们当节省冗费，减少郊赐数额，此乃立国之道！”
王安石不屑一顾地说：“国家富有四海，郊赐所费无几，吝啬几个小钱，搞得朝廷失了体面，绝对是得不偿失。”
司马光立即反问：“国家没钱，你从哪变出钱发郊赐呢？”
王安石自信地答道：“国用不足，那是未得善理财之人的缘故而已。”自此，他说出了一句震铄古今的豪言壮语——“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很不以为然地反驳：“这是纯纯的歪理邪说，世上的财富是一个固定数额，官府这就是在变相掠夺民间财富。”他认为，这就好比几个人分蛋糕，蛋糕就这么大，分给你的多了，那其他人能分到的就少了。
这俩人引发的后续争论延续了整个北宋，乃至现在。现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告诉我们，“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采取加快资本流通、扩大生产规模、刺激金融流转等等，但问题在于，处于一千年前宋朝的王安石会懂得宏观经济管理吗？
答案显而易见——他懂，在那天“郊赐之争”的朝堂上，王安石随之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的变法理论。他说了很多，也很复杂，后来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经对此做过一个较为通俗的总结：“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从后来实施的政策来看，王安石变法思想其实已经具备了现代凯恩斯经济学的雏形，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把国家经济这个“蛋糕”做大，同时也把刀伸到地主官僚的盘子里，切除掉富人阶层过多的资产。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一千年前的开封皇城里，皇帝听着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辩论，必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之前，整个朝廷解决财政困境的思路一直是“节流”，全国人民连着皇帝一起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至于节省到什么时候那是不知道的，什么时候能攒出军费去平西夏、收幽云那更是遥遥无期，现在突然有人告诉他，原来还可以这么经营管理国家，让他不禁拍手叫绝。
那一天，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延和殿争辩了大半天，各不相让，谁也无法说服谁。此时已然释解心中困惑的赵顼笑嘻嘻地打了个圆场：“司马光说得很有道理，但是这次如何以君主身份答复臣民的请辞郊赐札子，则采纳王安石的主张。”
这一次郊赐之争的胜利，代表着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彻底被皇帝接纳。我们年轻的天子燃了，他火热的眼神里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似乎已经站在了那遥远的狼居胥山之巅指点着万里河山。
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也就要拉开帷幕，如果说大宋是一艘海洋里的渔船，船舱里现在只有一堆昏昏欲死的沙丁鱼，那王安石就是一条健壮的鲶鱼，必将让大宋发生不一样的激荡和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