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西窜、对外与列强谈判付出何等代价保持自己的地位时，对内并未放松镇压。
1901年1月10日晚6时许，香港中环结志街。
农历庚子年腊月初一的寒意笼罩着这座殖民城市，临近春节，街面上却并无多少喜庆气氛。结志街52号是一栋普通的三层骑楼，底层是商铺，二楼便是杨衢云的寓所兼“辅仁文社”的课室。
二楼临街的三个房间此时亮着煤油灯的光。外间是课室，兼作会客之用，杨衢云正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怀里抱着他四岁的幼子佐治（George）。孩子的母亲外出未归，他便一边照料孩子，一边与数名前来补习英文、准备次日革命活动讨论的香港本地青年学生交谈。气氛本是平和而充满希望的。
然而，危机已至。来自广东的侦缉帮办陈林，带着三名有黑帮背景、手持左轮手枪的凶徒，伪装成“送煤工”，将一辆装满煤炭的手推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52号的后巷。他们如同暗夜中的毒蛇，伺机而动。当杨宅女仆像往常一样开门外出倒垃圾时，凶徒迅速割断了缚在大门门环上用于防贼的麻绳，随即强行撞开大门，如狼似虎般冲上二楼。
课室的门被猛地撞开，凶神恶煞的身影骤然闯入，打破了室内的宁静。为首的凶徒脸上带着一道狰狞的刀疤，目光瞬间锁定了坐在椅上的杨衢云，举枪便射！
电光石火之间，杨衢云展现出为人父的本能与过人的机敏。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将怀中的幼子佐治迅速塞进坚实的书桌之下——那里有一道地板缝隙，或可藏身。同时，他顺手抄起桌上一本厚重如砖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堪堪挡在胸前。
“砰！”
枪声撕裂了夜晚的宁静。子弹穿透了厚实的字典，巨大的冲击力让字典猛地一震，子弹擦过杨衢云的前额，带出一溜血花，最终狠狠撞击在墙角的砖墙上，崩裂出几块碎片，四散飞溅。
凶徒并未因第一枪失准而停手，杀意已决。他们继续朝杨衢云连开三枪！子弹无情地钻入他的胸腹部，鲜血瞬间浸透了他的长衫。凶徒甚至调转枪口，向悬挂在墙上的煤油灯射击，灯罩破碎，灯油泼洒，意图纵火毁灭现场，制造混乱。
杨衢云身中数枪，剧痛几乎让他昏厥，但他并未立即倒下。他脸色惨白如纸，额上鲜血与冷汗混杂，却挣扎着向书桌下爬去，用最后的气力将吓呆了的佐治紧紧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躯为孩子构筑最后一道屏障，生怕流弹伤及幼子。他气息微弱，仍低声安抚着颤抖的孩子：“别怕……阿爹……没事……”
这悲壮的一幕给了幸存者生机。在凶徒射击油灯造成的短暂混乱和光线明灭中，机警的学生趁机拉起桌下的佐治，从后楼梯仓皇逃出。女仆也得以奔至街头，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救声。
杨衢云十六岁的长女杨锦霞闻讯从附近亲戚家拼命赶回，眼见父亲倒在血泊中，心如刀绞。她强忍悲痛，设法找来马车，将生命垂危的父亲送往此时香港最好的西医医院——香港养和医院。然而，子弹已经击穿了他的肝脏与肺部，伤势过重，回天乏术。次日凌晨3时许（1月11日），杨衢云在弥留之际，仍心系革命，用尽最后一丝气息叮嘱守在床前的长女锦霞：“告知……中山先生……勿因我死……而停革命……”
当王月生循例定期从遍布世界各地的“约柜”系统中收取各地代表的工作报告和情报时，来自香港陈启沅的这份加急报告，让他瞬间怔住，随即不禁大为惊讶，继而涌起一股深沉的无力感。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早已让陈启沅，以隐秘的方式、通过可靠的中间人，向杨衢云发出过警示，提醒他清廷刺客的威胁，让他务必加强防范，或暂时离港避祸。然而，不知道是那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历史惯性使然，还是杨衢云本人性格使然，对这种“藏头露尾”、“来历不明”的警告心存疑虑乃至轻视，他显然并未做出有效的提防。
一切，最终还是如同后世历史教科书上那冰冷的记载般，分毫不差地发生了。
王月生阖上陈启沅那份详述了事件经过与后续影响的报告，身体重重地向后靠在椅背上，仰面看着书房天花板上那盏来自后世、光线柔和的吊灯，长长地、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位在后世声名不显，但在真实历史轨迹中却占据着重要开篇位置的杨衢云，其生平在王月生脑中清晰浮现：
杨衢云，生于1861年，字肇春，广东东莞人，幼年移居香港。他接受了顶尖的英式教育，先后就读于圣保罗书院和香港皇仁学院，不仅精通英文，更深切理解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共和思想。他曾任教员、担任招商局书记长、新沙宣洋行副经理，视野开阔，人脉广泛。
他自幼习武，侠肝义胆，目睹清廷腐朽与外侮日亟，革命之志日益坚定。1892年，他与谢缵泰等人在香港创立“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研究新学”为名，实则密谋反清。这比孙中山的兴中会成立更早。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杨衢云的“辅仁文社”与之合并，社中骨干多数加入，极大增强了兴中会的实力。在推举首任会长（称“总办”或“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时，双方支持者争论激烈。最终，考虑到杨衢云在香港根基更深、人脉更广，更利于策划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的后勤工作（资金、武器、人员），他被推举为兴中会第一任会长。在1895至1900年间，他实际上是兴中会法定的最高领袖，地位在组织架构上高于孙中山。
1895年广州起义因事泄失败，流亡海外的杨衢云于1899年在日本主动辞去会长职务，推举孙中山接任，以避免党内分裂，顾全革命大局。即便不再是会长，他依然坚定革命，1900年参与策划惠州起义，负责在香港接应。起义失败后，同志皆劝其出洋避祸，他却慨然言道：“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毅然返港任教，最终喋血课室。
王月生知道，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廷对海外革命党的镇压更为残酷。香港作为革命党的重要基地，清廷通过驻港英领事馆与本地密探勾结，多次策划暗杀。据载，清廷曾悬赏五千两白银取其首级，陈林等凶徒，便是受雇的职业杀手。
历史的后续，也如同他知晓的那样无力地展开：
香港警方虽锁定凶徒，但在清廷驻港领事的干预下，主犯陈林仅被判处十五年监禁（后竟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其余同伙大多逃脱。清廷方面矢口否认关联，试图掩盖真相。
杨衢云之死，震动香江。孙中山从日本发来唁电，痛彻心扉，誓言继承遗志。兴中会香港分会为其举行公祭，数千市民自发前往致哀。最终，杨衢云被安葬于香港薄扶林华人基督教坟场，墓碑上刻着“革命先驱杨衢云先生之墓”。
王月生闭上眼，指尖揉着发胀的太阳穴。一种深深的忧虑萦绕心头——历史的惯性若真的如此顽固，自己在这前世殚精竭虑的所有布局、所有谋划，会不会在某个关键节点，因为某一件无法预料的小事，就像这次未能阻止的刺杀一样，导致自己也身死神消，让一切努力都归于虚无，重新被那既定的、沉重的历史轨道所吞没？
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敬畏与一丝恐惧，在此刻，变得无比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