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溪激战后，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下，红六军团主力迂回转战于石阡、余庆、施秉、镇远一带，经过10多天的艰苦奋战，于10月19日到达石阡、江口边界的板桥山，与尾追之敌激战后进入江口县境。经平寨、油麻坪、大洞坝至沙坪、黑塘一带宿营。驻守铜仁的蒋丕绪部探知肖克部向江口方向移动，急电江口县长郑铸成率队堵截。红六军团前哨部队在罗江拱桥边与郑铸成带领的团队2千余众隔河对峙一夜。20日凌晨，红军经烂店子、燕子洞、沙岭、茅坪、板溪、石家寨、茶寨、格佑寨到德旺宿营。由于部队极度疲劳，伤病员多，行动迟缓。红军通过江口时，非战斗减员30多名，大都因病、伤掉队后被地方团队、乡丁、歹徒杀害。
10月21日，红六军团经甘沟、漆树坪、阴家槽越过苗王坡，到达印江县缠溪宿营。23日，经大坳寺、枫香坪、官寨、慕龙，宿落坳一带。24日，红三军主力先期到达印江木黄，在木黄水府宫墙上书写了“热烈欢迎胜利西征而来的战友！”的大幅标语。是日上午11时许，红六军团主力经落坳、三甲抵达木黄，与在此迎候的贺龙、关向应所率部队胜利会师。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与红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肖克、王震在水府宫亲切相见。
红六军团经过近3个月的远征苦战，部队受到很大削弱，官兵极度疲劳，非常需要休息与支援。同样，红三军长期受着“左”倾错误的危害，又与中央失去联系，单独坚持战斗，在政治上、军事上也非常需要帮助。因此，两军会师，双方领导人会见时，紧握双手，百感交集，相致慰问，语重心长。由于形势紧迫，加之木黄地处崇山峡谷之中，地形不利，不可久留。随即，任弼时、肖克向中革军委发出红二、六军团已胜利会师的电报，两军领导人任弼时、肖克、王震和贺龙、关向应在水府宫召开了紧急会议。贺龙介绍了黔东地形、敌情和根据地建设的情况；肖克介绍了红六军团艰难的征战经历。会上，两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已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困难，需要各路红军的支持，而处于重要战略侧翼的红军主力，只有红二、六军团。两军团会师后，应自觉地共同承担直接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一历史任务。会议围绕是巩固地建立以梵净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黔、川、湘开展斗争，还是往湖南永顺方向发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初步定下了会师后的发展方向这一重大问题。同时，为便于指挥和行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会后，两军团迅速转移，红二军团一部于木黄外线防堵敌人，两军主力向松桃石梁场进发。红六军团经岩溪口、鸟巢、新民进入石梁；红二军团另一部则由芙蓉坝、锅厂以及良天坡、木桶、枫坳、岩溪口、鸟巢、平洞口、棋盘渡等地进入石梁。黔东独立师及特区保卫队日夜兼程赶到石梁作好迎接准备。红二军团及黔东独立师政治部在张家祠堂、简家祠堂墙上刷写了“打倒国民党!”“庆祝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合!”等大幅标语。石梁一带的人民群众自觉组织起来，同迎候在这里的红二军团一部设立茶水站，组织作坊加工大米。仅刘其富一户就加工军米3000多斤。红二军团警卫营政委王立忠奉命率警卫人员、游击队员，警戒于石梁关隘。先行到达的贺龙、关向应率队在石梁场口凉桥边迎接红六军团。随即，红二军团在简家大田举行了热烈盛大的欢迎仪式。两军团的指战员相互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久久不愿分开。鉴于六军团的处境，贺龙指示二军团要尽一切可能照顾、保障好六军团，并要求六军团抓紧三件事：第一是睡觉和吃饭；第二是洗澡、理发和洗衣；第三是打草鞋，好好地恢复体力，整理组织，继续战斗。1 根据贺龙指示，红二军团为红六军团营以上干部配置了马匹，为全体指战员装备6天以上的粮食和每人送给草鞋两双，表达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此时，“两军指战员政治情绪及阶级友爱提高到了极点”。
1934年10月24日的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木黄胜利会师，无论是军事上或是政治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一，木黄会师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迫切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后，在近80多天的艰苦转战中，行程5千余里，与优势敌军顽强奋战，战胜了湘、粤、桂、黔敌军的围追堵截，历尽艰难险阻，付出重大牺牲，但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并完成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交付的战略任务，“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然而，红六军团因长途跋涉，部队极度疲劳，减员很大，处境艰难，特别是经历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迫切需要休整。木黄会师为红六军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休整机会和场所。在红二军团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负责人执行“左”倾错误方针，导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丢失，红军无根据地依托，干部损失也大，特别是夏曦在红三军内部进行多次“肃反”，取消了各级政治机关，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政工干部缺乏。虽然通过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使党和红军的工作有了正确的转变，但尚未得到彻底转变。会师后，使红二军团与中央中断两年的联系得到恢复。同时，木黄会师，为进一步解决红二军团沉积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党的领导问题、思想建设问题等创造了条件。两军都希望会师。两军会师后，彻底摆脱了各自的困境，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二，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发展湘鄂川黔边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受挫、部队减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与红二军团会师，而按中革军委的电令，单独地向湖南凤凰、乾城一带前进，将受到湘敌的猛击，既无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整个部队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会师后两军团若分开行动，也难以很好地完成这一重任。因此，两个军团不能分开也不同意分开。两军指战员不仅思想上、感情上倾近、向往、依存，而且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强烈愿望，因此，“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三，木黄会师使两军团形成一个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会师后，两军在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和创建新根据地的紧急形势和任务面前，有着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目标，组成一个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两军领导人把加强革命团结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看作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两军在各方面进行了相互支援。六军团着重从政治上给二军团以巨大支援，抽调一批政治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到二军团工作，充实了政治工作力量；而二军团则抽调了一批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到六军团工作，使两军团的力量得到很好的整合。红二军团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给六军团筹粮、送盐、配马、补充武器弹药，给予尽可能的保障。两军团领导人成为团结的模范，为各级干部和整个部队作出了表率，两支队伍，八千子弟，会师后在艰苦独立作战的困难环境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在执行创造新苏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并肩战斗，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从木黄会师到以后长征胜利，都没发生重大原则分歧，“团结得象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正是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7月，在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受命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在人民军队征战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四，木黄会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已无胜利可能的情况下，中央准备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7月，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中央派红六军团西征，主要是达到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的目的；是年10月中旬，当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时，红六军团的这次奉命西进就带有探路的性质，中央红军长征最初即是按照原定计划，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实际上起到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木黄会师，或者会师后两军团单独而不是集中统一行动，都不能完成这一重任。两军团会师后，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军团主力主动地发起湘西攻势，打乱敌军部署，成功地将“追剿”中央红军的敌军重兵吸引到自己身上，并迅速地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牵制敌人的新的战略支撑，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后的危急关头，得以及时地转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从而使中国革命揭开新的一页。
第五，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坚持和发扬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积累了在党领导下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有益经验。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在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下，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反对削弱党的领导和解散政治机关等“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教育，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两个军团之间不仅互相交流干部，相互补充武器弹药，而且交流革命斗争经验，使两个地区成长的部队，很快形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团。并发扬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播下革命火种。以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部队的政治领导、思想工作以及军事工作更加健全，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开展，成功地粉碎十数倍于己之敌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两军会师后士气大振，军纪严明，团结友爱，群情鼎沸，部队面貌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新的变化。这次会师，客观上为完成新的战斗任务，为更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保证。
总之，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是团结的会师，胜利的会师，开拓进取的会师，是模范的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