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领导推翻满清过程中，在南方策划和发动的起义有十次。
分别是：
1. 1895年广州起义（首次起义，未发动即失败）。
2. 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一度击溃清军，后因外援断绝失败）。
3. 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
4. 1907年惠州七女湖起义。
5. 1907年钦州防城起义。
6. 1907年镇南关起义（黄明堂指挥，孙中山亲临前线）。
7. 1908年钦州马笃山起义（黄兴指挥）。
8.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黄明堂任总指挥）。
9.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倪映典领导）。
10. 1911年黄花岗起义（黄兴率敢死队发动，影响深远）。
“……”
下面咱就聊聊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马来西亚槟榔屿，一处隐蔽的华侨会馆内。
孙中山正与黄兴、赵声、胡汉民围坐桌前。
煤油灯的光晕，映着四人凝重却坚定的面容。
孙中山急切说道，“同志们，自广州前两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力量亟待重整，
此次密会，便是要为新的起义定下方向。”
“前两次失利，症结在准备不足、联络松散。”黄兴率先开口，用手弹了弹衣角。
“广州乃清庭南方重镇，若能一举攻克，必能震动全国。今日请诸位来，便是要敲定具体方略。”孙中山一脸严肃说道。
“孙先生。广州城防严密，单打独斗绝无胜算。
我提议，在城内布下38个秘密站点——”
胡汉民说这话，铺开简易地图，在茶楼、店铺、民居等标记处画圈，
“让这些站点各有分工：有的负责囤积军火，有的专司联络新军，有的作为敢死队集合点。
站点之间互不统属，仅由核心成员单线联络，即便一处暴露，也能保全全局。”
赵声曾在新军任职，对此深以为然：
“新军是关键。我在军中尚有旧部，可通过秘密站点渗透，发展同情革命的士兵反水。
届时里应外合，打开城门便不成问题。”
他顿了顿补充，“但新军纪律森严，需格外谨慎，每个站点发展的人数不能超过5人，以防走漏风声。”
胡汉民则关注力量扩充：“光靠新军不够，必须组建敢死队。
华侨与留学生向来是革命的中坚，可通过南洋的会馆募集资金、召集人手。
他们熟悉西方战术，又有一腔热血，编入敢死队冲锋在前，定能撕开清军防线。”
孙中山听后颔首：“38个站点、策反新军、组建敢死队——三者相辅相成。”
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南洋的星空，“经费由我去筹措，人员由汉民联络，黄兴与赵声负责站点布防与新军策反。
三个月内，务必让一切就绪。”
四人伸手交叠，掌心的温度仿佛点燃了燎原的火种。
这场槟榔屿的密会，最终化作广州起义的蓝图。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城的雨丝里裹着海里咸丝丝的味道。
黄兴站在小东营5号的门槛上，把半截烟蒂摁灭在砚台里——原定十路兵马齐发的计划，
因枪械迟迟未到，只剩他手里这百十来号“先锋队”了。
原来起义定于四月一日，谁知广州州城出现了情况，同盟会成员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发生，
紧接着同盟会从香港偷运的一批武器，被清军海上巡逻队查获，
两件事前后发生，让广州清军警卫司令十分紧张，随后加大了巡视力度，此时起义变得相当危险和不适宜。
怎么办？摆在黄兴面前两条路，要么强行起义，要么解散队伍隐蔽下来，等以后再说。
黄兴考虑再三，决定取消起义，他自己带一百多人去刺杀水师提督李准，
是李准，把南洋侨民捐献的资金买来的武器扣留，不报此仇非君子也！
恰在此时，情况突变，清廷将对散去的同盟会员进行追捕，
此时革命党人陈炯明传话，说他的部下可参加起义。
黄兴为吸引掩护散去的队伍，马上改变决定，于4月27日发动起义。
彼时，黄兴怒道：“弟兄们，”他扯开马褂，露出缠在腰间的炸弹，“今日之事，成则直捣黄龙，败则为华夏留种！”
话音未落，有人把写着“先锋”二字的白布缠在胳膊上，有人往嘴里灌了口烈酒，
随后，酒壶砸在地上的脆响，“砰砰砰”三声起义信号传出，黄花岗起义终于爆发了。
黄兴带着一百二十人，像把淬了火的锥子，直扎两广总督署。
很不幸，香港筹备总部制止起义。说好配合作战的陈炯明服从总部指挥，所以没有按时起义。
开弓没有回头箭，黄兴咬咬牙，一马当先向总督府杀去。
子弹擦着耳边飞过，他抬手就是一枪，把守门的哨兵打了个对穿。
冲进署内时，总督张鸣岐早从后墙翻了出去，只留下一桌没吃完的鱼翅宴。
黄兴一脚踹翻圆桌，吼了声“烧！——”，
火苗舔着梁木的瞬间，外面的枪声已经像爆豆般响了起来。
接下来是巷战。
朱执信抡着大刀，一通猛砍，清兵脑袋滚出老远。他自己胳膊不知什么时候被子弹打穿，鲜血淋漓。
喻培伦背着满筐炸弹，高呼，“狗日的，你们向我招呼！”导火索被点燃。
“轰！”与清军同归于尽。
还有个叫林觉民的，前一夜给妻子写绝笔信时，墨迹洇透了信纸，
此刻他靠在墙根，胸口的血，把“为天下人谋永福”的信纸染得滚烫。
这场仗打得惨烈。清军像潮水般涌来，先锋队被分割成小块，在街巷里各自为战。
黄兴的右手被打烂了，手指蜷曲着握不住枪，他就用左手扔炸弹，
黄兴部看到部下全被打散，他独自避入一家洋货店。在店中伙计的帮助下，
易装改服，走出大南门，进入同党徐宗汉所在的河南机关，于4月30日返回香港。
巷子里的灯笼被流弹点燃，飘在空中像个火团，照亮了那些倒下的身影——
有的才二十出头，怀里还揣着没寄出去的家信。
有的留着辫子，却是假的，他们心中早把大清从心中剔除。
“……”
三天后，收尸人在乱葬岗里抬出七十二具遗骸。
同盟会员潘达微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才换得一块地，将这些尸骨葬在黄花岗。
下葬那天天下着小雨，新立的木牌上，多数名字后面，只刻着“籍贯不详”。
没人想到，这七十二座坟茔会成了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半年后，武昌城的新军打响第一枪时，很多人想起了广州的那个春天——
想起那些胳膊缠白布的身影，想起火光照亮的总督署，想起那句“事成不必有我，事败必有我”的誓言。
后来，有人在黄花岗的石碑上刻了一行字：“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