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五十七，从公元206年（丙戌年）到公元208年（戊子年），共三年。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丙戌年）
春天，正月，有彗星出现在北斗星附近。
曹操亲自带兵去攻打高干，留下他的世子曹丕镇守邺城，还让别驾从事崔琰辅佐曹丕。曹操包围了壶关，到三月，壶关投降。高干自己跑到匈奴去求救，可单于不答应。高干没办法，只能带着几个骑兵逃走，打算往南投奔荆州，结果在上洛被都尉王琰抓住杀了，并州就此全部平定。
曹操让陈郡的梁习以别部司马的身份兼任并州刺史。当时刚经历战乱，匈奴、羯族等势力强盛，很多官吏和百姓逃亡，加入他们的部落，一些地方豪强也聚众为寇，到处搞破坏。梁习到任后，通过诱导、晓喻、招抚等手段，以礼相待那些部落首领和地方豪强，还逐渐推荐他们到曹操的幕府任职。等豪强都被调走后，接着征发那些丁强的人，让他们组成“义从”；又趁着大军出征，让将领们挑选他们充当勇力之士。等这些吏兵离开后，梁习又逐渐把他们的家属迁到邺城，前后送去了好几万口人。对于那些不听从命令的，就出兵讨伐，杀了上千人，投降归附的数以万计。匈奴单于变得恭顺，各部落有名的首领都来叩拜，像普通编户一样为朝廷效力。边境安定下来，百姓在田野里辛勤劳作，梁习鼓励大家发展农桑，做到令行禁止。当地的老人都称赞他，说自己听说和见识过的刺史，没有一个比得上梁习。
梁习还向朝廷推荐当地名士，像在并州避难的河内人常林、杨俊、王象、荀纬以及太原的王凌等人，曹操把他们都任命为县长，后来这些人在世上都很有名。
当初，山阳的仲长统到并州游学，拜访高干，高干对他很好，还向他请教天下大事。仲长统对高干说：“您有远大志向，但缺乏雄才大略，喜欢招揽士人却不会选人，这一点您可要特别注意。”高干向来自负，听了仲长统的话很不高兴，仲长统就离开了。高干死后，荀彧举荐仲长统担任尚书郎。仲长统写了《昌言》，里面谈到国家治乱的观点，大概意思是：那些顺应天命的豪杰，一开始并没有拥有天下的名分，正因为没有名分，所以各路争雄的人纷纷兴起。斗智的人智谋穷尽，斗力的人也失败了，各方势力疲惫不堪，再也无力争斗，这才乖乖归顺，听从强者的指挥。等到继承君位的时候，豪杰们争夺天下的心思已经断绝，士人和百姓的志向也已安定，富贵有了固定的家族，尊位集中在一人身上。在这个时候，就算是才智低下的人坐在君位上，也能让自己的恩德如同天地般广大，威严如同鬼神般莫测，周公、孔子这样的圣贤数千人也无法与之比拼圣明，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数百万也无法再施展他们的勇猛。那些后世的愚蠢君主，看到天下没人敢违抗自己，就以为自己像天地一样不会灭亡。于是放纵自己的私欲，肆意胡为，君臣一起荒淫无度，上下都作恶，荒废各种政务，不关心人才。所信任亲近的，全是那些阿谀奉承、花言巧语的人；所宠爱尊崇的，都是后妃姬妾的家族。以至于榨干天下百姓的财富，敲骨吸髓，百姓怨恨到极点，祸乱纷纷而起，中原地区动荡不安，四方少数民族入侵反叛，国家土崩瓦解，一下子就衰败了。过去那些像子孙一样受我养育的人，如今都成了喝我鲜血的仇敌。直到大势已去，还不醒悟，这难道不是富贵滋生了不仁，沉溺享乐导致了愚蠢吗？国家的存亡就这样交替，治乱也如此循环，这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啊。
秋天，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了雍州刺史邯郸商，州里的军队前去讨伐，把张猛杀了。张猛是张奂的儿子。
八月，曹操往东去讨伐海贼管承，到了淳于，派将领乐进、李典把管承打败，管承逃到海岛上。
昌豨又反叛了，曹操派于禁去讨伐，把昌豨杀了。
这一年，封已故琅邪王刘容的儿子刘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阴、平原这八个封国，都被废除。
乌桓趁着天下大乱，掳掠了汉朝百姓十多万户。袁绍把他们的首领都封为单于，还把自己家的女子认作女儿，嫁给他们。辽西乌桓的蹋顿势力尤其强大，袁绍对他也很好，所以袁尚兄弟就去投奔他。蹋顿多次带兵进入边塞劫掠，还想帮袁尚恢复以前的领地。曹操准备攻打乌桓，就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以便运输粮草。
孙权攻打山贼占据的麻屯和保屯，把这两个地方平定了。
评论
建安十一年，是东汉末年乱世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北方的政治格局在刀光剑影中悄然重塑，曹操集团通过军事征伐与制度革新，逐步夯实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而隐藏在胜利背后的治理智慧与社会矛盾，更值得后人深思。
在军事层面，曹操亲自率军平定并州高干之乱，标志着其对北方袁绍残余势力的肃清进入收尾阶段。高干作为袁绍外甥，凭借并州地理优势负隅顽抗，最终在匈奴拒援、南奔无门的绝境中被斩杀，这一战役不仅消除了曹操西侧的军事威胁，更打通了中原与北方边境的战略通道。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军事胜利后并未简单依赖武力管控，而是选择梁习担任并州刺史，这一人事安排展现了其 “以文治武” 的治理思路 —— 用文官的柔性治理巩固军事征服的成果，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成为曹魏政权扩张中的典型模式。
梁习治理并州的实践，堪称乱世中的治世典范。面对 “胡狄雄张、吏民亡叛” 的混乱局面，他采取了层次分明的治理策略：先是以礼相待招纳地方豪强，通过荐举入仕将其纳入幕府体系，瓦解潜在的反抗力量；继而征发丁壮编入军队，削弱地方武装基础；最终通过迁徙家眷至邺城的方式，彻底消除割据隐患。这种 “胡萝卜加大棒” 的策略成效显着，不仅使单于恭顺、名王臣服，更实现了 “边境肃清、百姓布野” 的安定局面。尤为可贵的是，梁习在恢复生产的同时，注重发掘人才，将常林、王凌等避乱名士荐举为官，这种 “乱世重才” 的眼光，为曹魏政权储备了大量治世人才，体现了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
与梁习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干的失败，而仲长统对高干 “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 的评价，恰是乱世群雄兴衰的精准注解。仲长统在《昌言》中提出的治乱循环论，更深刻揭示了封建王朝兴衰的本质规律：创业之君在战乱中凭借实力赢得天下，继位者却往往因富贵而滋生腐败，最终导致 “君臣宣淫、上下同恶” 的败亡结局。这种对权力异化的警惕，不仅是对高干之流的批判，更预言了后世王朝更迭的历史宿命。曹操将仲长统举荐为尚书郎，既体现了其对人才的重视，也暗示了曹魏政权对治乱规律的深刻认知。
在边疆治理方面，梁习的举措打破了传统 “华夷之防” 的僵化思维。他通过 “送家眷至邺” 的移民政策削弱胡狄部落的人口基础，以 “兴兵致讨” 的强硬手段震慑反抗势力，最终实现 “单于恭顺、名王稽颡” 的治理效果。这种将少数民族纳入编户齐民体系的做法，既保障了边境安全，又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后世王朝的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而曹操集团在并州推行的 “勤劝农桑、令行禁止” 政策，则通过恢复农业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使战乱后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正是曹魏政权能够获得民心支持的关键所在。
建安十一年发生的另两件事同样值得关注：武威太守张猛杀雍州刺史的叛乱迅速被平定，显示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增强；曹操东讨海贼管承、斩杀复叛的昌豨，则体现了其对地方割据势力的零容忍态度。这些军事行动与并州治理形成呼应，共同构建了曹操集团 “南拒孙刘、北定边疆” 的战略格局。而琅邪王的册立与八国的废除，更标志着曹魏政权在政治体制上逐步摆脱东汉旧制的束缚，为后续的代汉自立埋下伏笔。
纵观建安十一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乱世中秩序重建的艰难轨迹：军事征服为治理提供前提，人才选拔为制度注入活力，民族融合为边疆带来稳定，而对治乱规律的认知则为政权延续提供了思想基础。梁习治并州的成功与仲长统《昌言》的警示，共同构成了曹操集团治理智慧的一体两面 —— 既要有务实的治理手段，也要有清醒的危机意识。正是这种在乱世中坚持的理性与远见，使得曹魏政权能够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变革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