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六，从公元301年（辛酉年）到公元302年（壬戌年），共二年。
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辛酉年）
春天正月，朝廷任命散骑常侍安定人张轨为凉州刺史。张轨觉得当时天下大乱，心里早就有了占据河西地区自保的想法，所以主动请求去凉州任职。那时候，凉州境内盗贼横行，鲜卑人也时不时来侵扰。张轨到任后，把宋配、汜瑗当成主要谋士，带着人把那些盗贼和鲜卑人打得落花流水，在西部地区威名远扬。
相国司马伦和孙秀指使牙门赵奉假传晋宣帝司马懿的神灵旨意，说：“司马伦应该早点进入西宫当皇帝。”散骑常侍义阳王司马威，是司马望的孙子，一直以来都爱巴结司马伦。司马伦就让司马威兼任侍中，派他去威逼皇帝，抢走皇帝的玉玺印绶，还伪造了一份禅让诏书。又让尚书令满奋拿着符节，捧着玉玺印绶，把皇位禅让给司马伦。左卫将军王舆、前军将军司马雅等人率领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宫殿，向负责宫廷警卫的三部司马说明情况，还拿威势和奖赏吓唬利诱他们，没人敢违抗。张林等人则在各个宫门屯兵把守。正月初二，司马伦坐着皇帝专用的车驾进入皇宫，正式登基称帝，还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始。原来的皇帝从华林园西门出来，搬到金墉城居住，司马伦派张衡带兵看守他。
正月初三，司马伦尊原来的皇帝为太上皇，把金墉城改名为永昌宫，把皇太孙贬为濮阳王。立自己的大儿子司马荂为皇太子，封儿子司马馥为京兆王，司马虔为广平王，司马诩为霸城王，这几个儿子都担任侍中并掌管兵权。任命梁王司马肜为宰衡，何劭为太宰，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还给予他和三司同等的礼仪待遇，义阳王司马威为中书令，张林为卫将军。其他跟着他们一起搞事的党羽，都当上了卿、将等高官，越级提拔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就连奴仆和士兵，也都被封了爵位。每次上朝的时候，满座都是头戴貂蝉冠的官员，当时的人为此编了个谚语说：“貂尾不够用，狗尾来凑数。”这一年，天下推举上来的贤良、秀才、孝廉都不用经过考试，各郡国上报的计吏以及十六岁以上的太学生都直接任命为官吏；在大赦当天在职的郡守县令都被封侯；各郡的主要属官都被推举为孝廉，各县的主要属官都被推举为廉吏。国家仓库里储存的东西，都不够用来赏赐这些人。要封侯的人太多，铸造印章都来不及，有的就用白板写上封号来代替。
当初，平南将军孙旗的儿子孙弼、侄子孙髦、孙辅、孙琰都去攀附孙秀，还和孙秀认作同族，短短一个月时间就都当上了高官，声名显赫。等到司马伦称帝，这四个人都被封为将军，还封了郡侯，孙旗也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并且开府设置僚属。孙旗觉得孙弼他们接受司马伦的官爵太过分了，肯定会给家里招来灾祸，就派小儿子孙回去责备他们，可孙弼等人根本不听。孙旗没办法，只能痛哭流涕。
正月初十，司马伦杀了濮阳哀王司马臧。孙秀独揽朝政大权，司马伦发出的诏令，孙秀经常擅自更改、决定取舍，甚至自己用青纸写诏书，有时候早上刚发布的诏令，晚上就改了，朝廷百官像流水一样频繁更换。张林一直和孙秀合不来，又因为自己没被允许开府而心怀怨恨，就偷偷给太子司马荂写了封信，说：“孙秀独揽大权，不得人心，而且那些所谓的功臣都是些小人，把朝廷搅得乱七八糟，可以把他们都杀了。”司马荂把这封信拿给司马伦看，司马伦又给孙秀看。孙秀劝司马伦把张林抓起来杀了，还灭了他三族。孙秀对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这几个人很忌惮，因为他们各自手握重兵，占据一方。于是孙秀就把自己的亲信党羽都派去给这三位王爷当参佐，还封司马冏为镇东大将军，司马颖为征北大将军，都给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想以此来安抚他们。
李庠这人既勇猛又很得人心，赵廞心里渐渐开始猜忌他，但没表现出来。长史蜀郡人杜淑、张粲就劝赵廞说：“将军您才刚起兵，就把重兵交给李庠在外掌管，他毕竟不是咱们自己人，难保不会有异心。这就好比把武器交到别人手里，回头人家可能就反打咱们，您得早点想办法。”正好这时候李庠劝赵廞称帝，杜淑、张粲就趁机跟赵廞说李庠大逆不道，于是赵廞就把李庠拉出去斩了，还连带杀了他十几个子侄。当时李特、李流都带兵在外，赵廞派人去安抚他们说：“李庠说了不该说的话，按罪当死。但兄弟之间的罪过不相互牵连。”又任命李特、李流为督将。李特、李流心里怨恨赵廞，就带兵回到绵竹。
赵廞的牙门将涪陵人许弇请求当巴东监军，杜淑、张粲坚决不同意，许弇一怒之下，在赵廞办公的阁楼下亲手杀了杜淑和张粲，杜淑、张粲的手下又把许弇杀了。这三个人可都是赵廞的心腹，经此一事，赵廞的势力就开始衰落了。
赵廞派长史犍为人费远、蜀郡太守李苾、督护常俊率领一万多人截断北面的道路，驻扎在绵竹的石亭。李特秘密集结了七千多人的兵力，趁夜偷袭费远等人的军营，还放火烧营，费远的军队八九成都被烧死了，李特接着就进攻成都。费远、李苾以及军祭酒张微，趁着夜色砍开城门逃走，赵廞手下的文武官员也都跑光了。赵廞只能带着妻子儿女坐着小船逃跑，到了广都，被他的随从杀了。李特进入成都后，纵容士兵大肆抢掠，还派使者到洛阳，向朝廷陈述赵廞的罪状。
当初，梁州刺史罗尚听说赵廞造反，就上表说：“赵廞向来没什么雄才大略，蜀地的人也不拥护他，他的败亡指日可待。”朝廷下诏任命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让他率领牙门王敦、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七千多人进入蜀地。李特等人听说罗尚要来，心里特别害怕，就派李特的弟弟李骧在路上迎接，还献上各种珍贵的玩物。罗尚很高兴，任命李骧为骑督。李特、李流又带着牛肉和酒到绵竹犒劳罗尚，王敦、辛冉就劝罗尚说：“李特这些人就是一伙盗贼，应该趁着这次聚会把他们都杀了；不然的话，肯定会后患无穷。”罗尚没听他们的。辛冉和李特以前就认识，他对李特说：“老朋友见面，不是好事就是坏事啊。”李特听了这话，心里更加猜疑恐惧。三月，罗尚到达成都。汶山的羌人造反，罗尚派王敦去讨伐，结果王敦被羌人杀了。
齐王司马冏打算讨伐赵王司马伦，但还没行动，正好离狐人王盛、颍川人处穆在浊泽聚众起事，老百姓纷纷响应，每天都有上万人加入。司马伦派他的将领管袭担任齐王军司，去讨伐王盛、处穆，把他们杀了。司马冏趁机抓住管袭，也把他杀了，然后和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人一起起兵，还派使者去告诉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常山王司马乂以及南中郎将新野公司马歆，并且向各地的征、镇、州、郡、封国发布檄文，宣称：“逆臣孙秀迷惑赵王，我们要一起出兵讨伐。有不服从命令的，就灭他三族。”
使者到了邺城，成都王司马颖召集邺县令卢志一起商量对策。卢志说：“赵王篡位叛逆，人神共愤，殿下您要是能招揽天下英才，顺应民心，凭借正义去讨伐他，老百姓肯定不用召唤就自己来了，都会撸起袖子争着往前冲，肯定能成功！”司马颖听从了他的建议，任命卢志为谘议参军，还让他补任左长史。卢志是卢毓的孙子。司马颖任命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护赵骧、石超等人作为前锋，各地纷纷响应。等部队到了朝歌，人数已经达到二十多万。石超是石苞的孙子。常山王司马乂在他的封国，和太原内史刘暾各自率领人马作为司马颖的后续部队。
新野公司马歆收到司马冏的檄文，不知道该站哪边。他的宠臣王绥说：“赵王和您关系亲近而且势力强大，齐王和您关系疏远又势力弱小，您应该跟着赵王。”参军孙洵却大声对众人说：“赵王凶狠叛逆，天下人都该一起讨伐他，还管什么关系亲疏、势力强弱！”司马歆听了这话，就决定跟随司马冏。
【内核解读】
永宁元年（公元301年）的这段历史，如同一幕浓缩的权力悲剧，将西晋末年的政治混乱、人性挣扎与社会危机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边疆格局的悄然变动到中央权力的血腥博弈，从地方势力的崛起覆灭到宗室诸王的兵戎相见，这段记载揭示了专制皇权下权力游戏的残酷逻辑，也为西晋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边疆自保：乱世中的生存智慧
张轨主动求任凉州刺史的举动，在西晋末年的乱世中颇具战略眼光。当时“州境盗贼纵横，鲜卑为寇”，凉州并非安稳之地，但张轨却“阴在保据河西之志”，这一决策背后是对中原局势的清醒判断——中央政权已无力掌控全局，边疆地区将成为乱世中的生存孤岛。他到任后“以宋配、汜瑗为谋主，悉讨破之”，迅速稳定河西局势，既展现了卓越的治理能力，也开启了后来前凉政权的雏形。这种“乱世避地”的选择，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与地方豪强的常见生存策略，反映了中央权威衰落时边疆势力崛起的必然趋势。
权力闹剧：篡位者的短暂狂欢
赵王司马伦与孙秀的篡位闹剧，堪称西晋政治荒诞性的集中体现。从“诈传宣帝神语”的迷信操作，到威逼夺玺、伪造禅诏的程式化表演，再到称帝后的疯狂封赏，每一步都暴露了权力欲的失控。“貂不足，狗尾续”的谚语生动描绘了这场封赏闹剧的荒谬——“下至奴卒，亦加爵位”“守令赦日在职者皆封侯”，甚至出现“铸印不给，或以白板封之”的窘境。这种无底线的权力变现，不仅耗尽了府库储备，更彻底摧毁了西晋的官僚体系公信力。
孙秀专权后的“朝行夕改”，则揭示了非正统政权的致命缺陷：缺乏稳定的权力基础，只能靠不断洗牌维持统治。张林与孙秀的内斗、孙秀对三王的猜忌，证明这个靠阴谋上位的政权从诞生起就充满了分裂基因。杀濮阳王臧的举动，更是突破了宗室斗争的最后底线，彻底撕下了“禅让”的虚伪面纱，为后来的诸王讨逆提供了道义依据。
地方裂变：巴蜀之乱的连锁反应
赵廞与李特的巴蜀之争，是西晋地方失控的典型案例。赵廞对李庠的“浸忌”到最终诛杀，反映了外来势力与本土豪强的不可调和矛盾。杜淑、张粲的挑唆与许弇的复仇，则展现了地方政权内部的脆弱性——核心集团的分裂足以瞬间摧毁整个统治架构。李特从依附赵廞到起兵反戈，既是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也预示着流民势力在乱世中的崛起。
罗尚入蜀后的局势发展更具戏剧性。王敦、辛冉“因会斩之”的建议被拒，反映了中央派与地方势力的博弈；而李特“深自猜惧”的心态，预示着双方信任的彻底破裂。王敦讨羌被杀的细节，看似偶然，实则暴露了西晋军事体系的腐朽——连地方少数民族叛乱都无力平定，更遑论应对大规模流民起义。巴蜀地区的持续动荡，成为西晋末年全国性混乱的缩影，也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先声。
宗室内战：八王之乱的升级号角
齐王冏的起兵讨逆，标志着“八王之乱”进入白热化阶段。从政治策略看，冏的檄文精准击中了司马伦政权的合法性软肋——“逆臣孙秀，迷误赵王”的定性，既将矛头指向权臣，又为宗室内部留有余地，体现了政治斗争的话术技巧。成都王颖采纳卢志“收英俊以从人望，杖大顺以讨之”的建议，则显示出部分宗室仍懂得借助民意与道义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各方势力的选择：新野公歆在“亲强疏弱”与“天下共诛”之间的摇摆，反映了地方藩王的投机心态；常山王乂与刘暾的后继响应，显示出宗室内部反对篡位的共识已初步形成；成都王颖“众二十馀万”的号召力，则暴露了司马伦政权的孤立无援。这场以“讨逆”为名的战争，本质上仍是宗室权力的重新分配，但它打破了西晋立国以来的政治平衡，使军事力量成为决定权力归属的唯一标准，为后来更大规模的战乱埋下伏笔。
历史启示：乱世逻辑的集中爆发
这段历史集中展现了西晋灭亡的三大根源：
一是皇权合法性的崩塌，从“禅让”闹剧到宗室相残，传统礼法秩序被彻底破坏；
二是权力结构的碎片化，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边疆、宗室、流民等多元势力各自为政；
三是统治集团的腐朽化，从孙秀的朝令夕改到赵廞的内部失和，掌权者缺乏基本的政治理性与治理能力。
在这场权力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司马伦篡位仅数月便身死族灭，李特虽一时得势却为后来的覆灭埋下隐患，起兵讨逆的诸王最终也将陷入自相残杀的循环。永宁元年的乱局，如同一个失控的多米诺骨牌，推倒了西晋王朝的第一块基石，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专制皇权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当权力失去制约，野心便会吞噬一切，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段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警示：合法性的构建、权力的制衡与治理的理性，永远是政权存续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