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三年（公元315年，乙亥年）
春天正月，徐馥把吴兴太守袁琇给杀了，聚集了几千人，想拥戴周札当老大。周札听说后，吓了一跳，赶紧告诉义兴太守孔侃。周勰知道周札跟自己想法不一样，就不敢轻举妄动。徐馥的手下害怕了，反过来攻打徐馥，把他给杀了，孙弼也死翘翘了。周札的儿子周续也聚众响应徐馥，左丞相司马睿就商量着派兵去讨伐。王导说：“现在少发兵根本搞不定这些反贼，多发兵呢，咱老巢又空虚。周续同族的弟弟、黄门侍郎周莚，这人忠诚果敢又有谋略，就让他一个人去，肯定能把周续干掉。”司马睿觉得有道理，就听了他的。
周莚日夜赶路，到了郡里，正要进去，在门口碰到周续，就跟周续说：“咱一起去孔府君那儿，有点事儿商量。”周续不想去，周莚硬拉着他一起。坐下后，周莚对孔侃说：“府君咋能让贼人坐这儿呢？”周续衣服里一直藏着刀，立马拔刀威胁周莚，周莚大声命令郡里负责传令的吴曾把周续给杀了。周莚还想顺便把周勰也收拾了，周札不同意，最后把事儿都推到堂兄周邵身上，把周邵给杀了。周莚连家都没回，也没去看望老妈，直接就走了，他老妈急急忙忙在后面追。司马睿就让周札当了吴兴太守，周莚做太子右卫率。因为周氏在吴地那是豪门望族，很有声望，所以司马睿也没深究，还是像以前一样安抚周勰。
朝廷下诏让平东将军宋哲驻扎在华阴。
成国的国主李雄立任氏为皇后。
二月丙子日，朝廷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总管内外军事，南阳王司马保为相国，荀组为太尉，兼任豫州牧，刘琨为司空，都督并州、冀州、幽州三州军事。刘琨推辞，不接受司空这个职位。
南阳王司马模兵败后，都尉陈安跑到秦州投奔司马模的世子司马保，司马保让陈安带一千多人去讨伐反叛的羌人，对他特别好。司马保的手下张春嫉妒陈安，就在司马保面前说陈安的坏话，说陈安有不轨之心，让司马保除掉他，司马保没答应。张春就私自派刺客去刺杀陈安。陈安受伤后，赶紧骑马跑回陇城，还派人给司马保送东西，一直没断过。
朝廷下诏，给拓跋猗卢升官，封为代王，允许他设置官府和属官，管辖代郡、常山二郡。拓跋猗卢向刘琨要并州从事、雁门人莫含，刘琨就把莫含派过去了。莫含不想去，刘琨就劝他：“咱并州又弱，我又没啥本事，能在胡人、羯人中间生存下来，全靠代王帮忙。我不惜一切，把大儿子送去当人质来侍奉他，就盼着能给朝廷洗刷耻辱。你要是想当忠臣，咋能只看重咱俩共事这点小情分，却忘了为国家牺牲的大节呢？你去侍奉代王，做他的心腹，这可是整个并州的依靠啊。”莫含听了，就去了。拓跋猗卢特别看重他，经常和他商量大事。
拓跋猗卢执法特别严，要是有人犯了法，有时候整个部落都得跟着被杀。老老少少手牵手一起走，有人问：“干啥去呀？”回答说：“去送死。”居然没有一个人敢逃跑躲藏的。
王敦派陶侃、甘卓等人去讨伐杜弢，前前后后打了几十仗，杜弢的将士死了不少，他就向丞相司马睿请求投降，司马睿没答应。杜弢给南平太守应詹写了封信，说以前他俩一起讨伐乐乡，那可是同甘共苦的交情。后来在湘中，自己是怕死才求生，所以聚集了些人。要是看在以前交情的份上，能帮他说句公道话，让他能向盟主诚心归降，加入正义之师，说不定往北能平定中原，往西能拿下李雄，以此来赎以前的罪过，那他就算死了，也跟活着没啥两样！应詹就把这封信呈给司马睿，还说杜弢是益州的秀才，一直名声挺好，是被乡亲们逼的。现在他悔悟了，愿意改邪归正，应该派人去接纳他，好让江、湘一带的百姓能消停点。司马睿就派前南海太守王运去接受杜弢投降，赦免他造反的罪过，让他当巴东监军。杜弢接受任命后，那些将领还是不停地攻打他。杜弢气得不行，就把王运杀了，又反了，还派手下将领杜弘、张彦把临川内史谢擒给杀了，接着拿下了豫章。三月，周访攻打张彦，把张彦给斩了，杜弘逃到临贺。
汉国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元。
汉国东宫延明殿突然下起“血雨”，太弟司马乂心里膈应，就问太傅崔玮、太保许遐咋回事。崔玮和许遐就劝司马乂：“皇上以前立您为太弟，就是为了安抚人心罢了，他早就想立晋王了，王公大臣们也都顺着他的意思，纷纷归附晋王。现在又让晋王当相国，那排场和威风，比东宫还厉害，啥事儿都得经过他，各个王爷也都有自己的军队，就跟晋王穿一条裤子似的。您这形势可不妙啊，别说当皇帝了，说不定哪天就有性命之忧，不如早点想办法。现在东宫四卫的精兵不少于五千人，晋王这人轻浮，派个刺客就能解决他。大将军天天往外跑，他的军营可以趁机偷袭拿下；其他王爷都还小，要搞定他们也不难。只要您有这个想法，两万精兵分分钟就能到手，大摇大摆地打进云龙门，那些负责保卫皇宫的士兵，谁不反戈一击来迎接您啊！大司马也不用担心他会捣乱。”司马乂没听他们的。东宫舍人荀裕跑去告发崔玮、许遐劝司马乂谋反，汉主刘聪就把崔玮、许遐关进诏狱，找了个别的借口把他们杀了。还派冠威将军卜抽带兵监视东宫，不许司马乂参加朝会。司马乂又担心又害怕，不知道咋办，就上表请求当个老百姓，还请求把儿子们的封号都撤了，一个劲儿夸晋王，说让晋王当继承人挺好。卜抽把这表压下，没给刘聪看。
汉国青州刺史曹嶷占了齐、鲁一带所有郡县，自己坐镇临菑，手下有十多万人马，还在黄河边设置了防御工事。石勒上奏说：“曹嶷有独占东方的野心，我请求去收拾他。”汉主刘聪怕石勒灭了曹嶷后，自己就管不住石勒了，没答应。
刘聪把中护军靳准的两个女儿靳月光、靳月华纳为妃子，还立靳月光为上皇后，刘贵妃为左皇后，靳月华为右皇后。左司隶陈元达极力劝阻，说：“一下子立三个皇后，这不符合礼法啊。”刘聪不高兴，就封陈元达为右光禄大夫，表面上很尊崇他，实际上是把他权力给夺了。太尉范隆等人一看，都请求把自己的职位让给陈元达，刘聪没办法，又让陈元达当御史大夫、仪同三司。后来靳月光行为不检点，陈元达就上奏告发她，刘聪没办法，只能把靳月光废了，靳月光又羞又气，自杀了，刘聪心里可恨陈元达了。
夏天四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六月，有人盗墓，把汉国的霸陵、杜陵还有薄太后陵都给挖了，挖出好多金银财宝。朝廷因为缺钱花，就下诏把剩下的财宝都收归内府。
辛巳日，又一次大赦天下。
【内核解读】
公元315年，正值西晋王朝分崩离析、南北政权割据对峙的动荡时期。这一年的历史记载，如同打开了一幅乱世画卷，政治权谋、军事冲突、人性挣扎在字里行间交织，为我们观察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变迁提供了生动切片。
南方士族的权力博弈：周氏家族的命运起伏
吴兴周氏的叛乱风波，堪称东晋建立前夕士族政治的典型缩影。徐馥起兵欲奉周札为主，折射出当时地方豪强在中央权威崩塌后的政治野心。而周札的反应——从“大惊告官”到最终接受吴兴太守任命，展现了士族阶层在乱世中“既想自保又想获利”的矛盾心态。
王导建议派周莚平叛的决策，尽显门阀政治的运作逻辑。他精准把握了周氏家族内部的权力关系，用“以周制周”的策略避免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既平定了叛乱，又维护了士族集团的整体利益。周莚“昼夜兼行”“杀续不反顾”的果决，与其“不归家省母”的冷酷形成对比，揭示了乱世中个体在家族责任与政治忠诚间的艰难抉择。
东晋政权对周氏的“不穷治”政策，更凸显了门阀政治的本质——皇权对地方豪族的妥协。这种“抚勰如旧”的处理方式，虽暂时稳定了局势，却也为日后士族专权埋下伏笔，成为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早期预演。
北方政权的生存困境：从刘琨到拓跋猗卢的挣扎
北方战场的记载，呈现了西晋残余势力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复杂博弈。刘琨对拓跋猗卢的倚重，反映了中原汉族政权在胡羯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他“倾身竭赀，以长子为质”的举措，既是生存策略，也是民族矛盾激化的见证。而莫含的犹豫与最终成行，暗示了当时士人在“忠君”与“务实”间的价值摇摆。
拓跋猗卢“用法严”的统治特点，展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的治理探索。“举部就诛无敢逃匿”的记载，虽可能带有夸张色彩，但也反映出游牧民族部落联盟向官僚集权制转型期的严苛特征。这种统治方式虽能短期内凝聚力量，却也为其政权的不稳定埋下隐患。
陈安与南阳王保的恩怨，则揭示了北方残余势力内部的分裂。张春的嫉妒构陷、陈安的“被创仍贡献不绝”，展现了乱世中个体命运的脆弱与权力斗争的残酷。这种内耗加速了西晋残余势力的衰落，为石勒等胡族政权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成汉与前赵的内部危机：权力结构的致命缺陷
成汉与前赵（汉）的内部事务记载，暴露了少数民族政权在政权建设中的共性问题。李雄立任氏为后，标志着成汉政权向传统帝制的转型；而刘聪的“三后并立”，则体现了皇权膨胀与礼制传统的冲突。
陈元达的谏言与命运，成为观察前赵政治生态的窗口。他从“极谏被夺权”到“众官力保复职”的转折，反映了官僚集团对皇权的有限制约；而月光皇后因“秽行”被废自杀事件，不仅展现了后宫干政的风险，更揭示了刘聪统治的情绪化特征——因私怨“恨元达”的记载，暴露了专制皇权下个人情感对政治决策的致命影响。
前赵“盗发汉陵充内府”的行为，极具象征意义。当一个政权需要靠挖掘祖宗陵墓来维持财政时，其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已荡然无存。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更摧毁了政权最后的道德根基。
制度崩坏中的人性百态：乱世生存法则的集中体现
通读这段历史，最引人深思的是乱世对人性的扭曲与重塑。周莚杀族弟、王敦讨杜弢反复无常、靳准献女固宠等事件，展现了生存压力下道德底线的不断后退。杜弢从“益州秀才”到“反叛首领”的转变，再到“降而复反”的挣扎，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身份焦虑与生存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混乱的时期，仍有制度惯性在维系着社会运转。从“大赦天下”的频繁颁布，到官职任免的正常进行，再到对“清望”“忠果”等价值的认可，说明传统政治文化的生命力并未完全断绝。这些制度残留成为日后社会重建的基础，也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保障。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权力逻辑与文明韧性
建兴三年的历史片段，揭示了一个深刻规律：在中央权威崩塌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往往依赖于地方势力与新兴力量的博弈均衡。无论是南方士族的妥协共治，还是北方胡汉政权的相互渗透，都在不自觉地探索新的统治模式。
这段历史也警示我们：权力缺乏制约必然导致腐败与混乱（如刘聪的荒淫）；内部团结是政权生存的关键（如西晋残余势力的内耗加速灭亡）；文化认同在民族融合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拓跋猗卢对汉族人才的重用）。
在今天看来，公元315年的动荡与转型，既是中华文明的危机时刻，也是文明重塑的契机。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中，传统政治制度不断调试，民族文化持续融合，为隋唐盛世的到来积蓄着历史能量。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韧性，往往在最艰难的时刻展现得最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