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丙寅日，北魏皇帝跑去阴山溜达。
臧质到了寻阳，把官府房子一把火烧了，带着歌姬小妾往西跑。他让宠爱的何文敬带着剩下的兵在前面开路，到了西阳。西阳太守鲁方平忽悠何文敬说：“上头诏书只抓主犯，其他人一概不追究，你不如赶紧跑。”何文敬就把大伙扔下自己溜了。臧质之前安排妹夫羊冲当武昌郡守，他就想去投靠妹夫。结果羊冲已经被郡丞胡庇之给杀了，臧质没地儿去，只好逃到南湖。在那摘莲子吃，追兵一来，他就拿荷叶盖着头，把自己沉到水里，只露出个鼻子。戊辰日，一个叫郑俱儿的军官瞧见了，一箭射过去，正中臧质，大伙一拥而上，臧质被砍得肠子都挂在水草上，脑袋被砍下来送到建康。他的子孙也都被拉去砍头，他的党羽豫章太守乐安人任荟之、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太守杜仲儒也都被杀。杜仲儒是杜骥哥哥的儿子。功臣柳元景等人则按功劳大小得到不同封赏。
丞相义宣逃到江夏，听说巴陵有军队，又掉头往江陵跑，人都快散光了，就剩下身边十来个人，走着走着脚疼得走不动，就雇了辆没篷的车，一路要饭。到了江陵城外，派人去通知竺超民，竺超民带着仪仗队和士兵来迎接。当时荆州还有一万多带甲的士兵，身边的翟灵宝提醒义宣要安抚将领们，说“臧质不听指挥，才导致失败。现在我们整顿军队，修理战甲，再做以后的打算。以前汉高祖打了一百次败仗，最后不也成就大业了嘛！”结果义宣一紧张，把话记错了，说成“项羽打了一千次败仗”，大伙都忍不住偷笑。鲁秀、竺超民等人还想收拢残兵再拼一把，可义宣已经没了斗志，整个人都懵圈了，躲在屋里不出来，身边的心腹也慢慢跑光了。鲁秀往北跑，义宣自己没主意，想跟着鲁秀走，就带着儿子刘慆和五个宠爱的小妾，换上男装跟着跑。城里一下子乱套了，刀光剑影的，义宣害怕，从马上摔下来，只好步行。竺超民把他送到城外，又给了他一匹马，自己回城坚守。义宣没追上鲁秀，身边的人也都跑光了，夜里又回到南郡的空衙门。第二天，竺超民把他抓起来交给执法官。义宣坐在牢房里叹气说：“臧质这个老东西坑死我了！”五个小妾很快被送走，义宣大哭，对狱吏说：“平常日子不觉得苦，今天和她们分开才是真苦啊！”鲁秀的人都跑光了，他跑不掉，又往江陵跑，城上的人射箭，鲁秀投水死了，尸体被捞上来砍了头。
皇帝下诏让右仆射刘延孙去荆、江二州，分辨谁对谁错，就地进行奖惩，还打算分割这两个州的地盘，讨论设置新州。
当初晋朝南迁，把扬州当成京城附近的重要地区，粮食布帛啥的都靠这儿供应；荆、江二州是军事重镇，兵力都集中在这儿，一般都派大将镇守。这三个州的人口占了江南的一半，皇帝觉得它们势力太大，心里不踏实，就想拆分。癸未日，把扬州东边五个郡划出来设置东扬州，州府设在会稽；把荆、湘、江、豫州的八个郡划出来设置郢州，州府设在江夏；撤销南蛮校尉，把营地迁到建康。太傅义恭建议把郢州州府设在巴陵，尚书令何尚之说：“夏口在荆、江二州中间，正对着沔口，和雍、梁二州相通，是交通要道。这里一直是军事重镇，根基深厚，现成的城池，港口又大，能停很多船，还是设在这里方便。”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荆、扬二州因为拆分元气大伤，何尚之请求再把二州合并，皇帝没答应。
戊子日，撤销录尚书事这个职位。皇帝忌惮宗室势力太强，不想权力落在大臣手里，太傅义恭猜到了皇帝的心思，就主动提议撤销这个职位。
皇帝让王公大臣和八座官员给荆州刺史朱修之写信，让丞相义宣自己看着办。信还没送到，庚寅日，朱修之就进了江陵，把义宣杀了，还杀了他十六个儿子，以及同党竺超民、从事中郎蔡超、咨议参军颜乐之等人。竺超民的兄弟按规定也该杀，何尚之进言说：“叛贼都已经逃跑了，随便一个人就能抓住。要是竺超民反复无常贪图利益，早就该把他抓了，这样不仅能免罪，还能得个大义灭亲的奖赏。可竺超民根本没这个想法，从这点看他还算有点良心。而且他为官府保全了城池，守好了仓库，老老实实等着被抓。现在要是连他兄弟都杀，那就跟其他叛党没区别了，这事还是慎重考虑。”皇帝就赦免了竺超民的兄弟。
秋，七月丙申初一，发生日食。
庚子日，北魏皇子拓跋弘出生；辛丑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兴光。
丙辰日，又大赦天下。
八月甲戌日，北魏赵王拓跋深去世。
乙亥日，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冬天，十一月戊戌日，北魏皇帝去中山，接着又去信都；十二月丙子日，往回走，到灵丘，又到温泉宫；庚辰日，回到平城。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节选自《资治通鉴》，记录了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与刘义宣、臧质等宗室叛乱势力的最终对决，以及战后宋廷为削弱地方势力、强化中央集权所做的一系列调整。从现代视角来看，这段历史折射出权力斗争的残酷性、统治阶层的政治智慧，以及制度变革背后的深层逻辑，值得从多个维度解读：
权力博弈中的人性百态：从叛乱者的溃败看政治素养的重要性
--臧质的“末路狂奔”：野心与能力的失衡。臧质作为叛乱核心人物，败逃时仍携妓妾、焚府舍，暴露了其格局的狭隘——既无战略撤退的规划，也无收拢人心的手段。最终靠莲实果腹、荷叶片身，却因鼻子露出水面被射杀，结局充满荒诞感。这印证了“野心需以能力为基”：他能煽动叛乱却无法掌控全局，逃亡中连基本的生存智慧都匮乏，失败具有必然性。
--刘义宣的“闹剧式垮台”：资质平庸者的权力悲剧。 刘义宣作为叛乱名义上的领袖，堪称“政治低能儿”的典型：关键时刻记错翟灵宝的劝慰之词，将“汉高百败”说成“项羽千败”，瞬间瓦解军心——可见其既无历史素养，也无临场应变能力；兵败后沉溺于与妾室的“分别之苦”，对核心权力斗争毫无感知，暴露出其对“权力本质”的认知错位。他的悲剧在于：被臧质裹挟登上权力赌桌，却缺乏与之匹配的心智与决断力，最终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鲁秀、竺超民的“挣扎与妥协”：乱世中的生存选择。 鲁秀试图收拢残兵再战，竺超民则在送走刘义宣后坚守城池，二者代表了叛乱阵营中“尚有理性”的群体：他们并非彻底的投机者，却困于阵营选择的错误。鲁秀投水而死、竺超民被特赦，结局的差异也暗示了——在权力清算中，“姿态”与“实际行为”比单纯的“立场”更重要（竺超民保全城池、等待收编的行为，被何尚之解读为“观过知仁”）。
宋文帝的“集权术”：以制度重构削弱地方势力
刘义宣叛乱的本质，是东晋以来“荆、江强，中央弱”的格局延续。宋文帝的战后操作，堪称古代版“削藩”教科书：
--分割强州，瓦解根基：将扬州浙东五郡划出设“东扬州”，荆、江等八郡设“郢州”，直接分割了传统强州的版图与资源；选择夏口（而非巴陵）作为郢州治所，利用其“通接雍、梁”的地理优势，强化中央对长江中游的控制——体现了“以地理制衡地缘”的智慧。
--废除“录尚书事”，收归相权：录尚书事本是宰相级职位，总揽朝政。宋文帝借刘义恭“主动请废”之机取消该职，实质是削弱宗室与大臣的权力集中度，将决策核心收归皇帝手中。这一操作既避免了“削权”的正面冲突，又达到了集权目的，堪称“政治手腕的典范”。
--“旌别枉直”的清算逻辑：恩威并施的统治术：对叛乱者的清算并非“一刀切”。刘义宣父子、核心党羽被诛杀，体现“威”；竺超民兄弟因“保全城池”被特赦，体现“恩”。这种“区别对待”既震慑了潜在的反对者，又为动摇分子留出“悔改空间”，本质是通过塑造“规则预期”来巩固统治。
历史镜鉴：从这段叛乱看南朝政治的结构性矛盾
--宗室与皇权的永恒张力：宋文帝既依赖宗室镇守地方（如刘义宣为荆州刺史），又恐惧其尾大不掉，这种“依赖与猜忌”的悖论，贯穿南朝始终。叛乱平定后，文帝进一步削弱宗室权力，却也为日后“宗室内斗”埋下伏笔——过度集权与制度性信任缺失，始终是南朝短命的根源之一。
--地方与中央的资源争夺：东晋南迁后，荆、江二州掌控了江南一半的户口与甲兵，形成“经济靠扬州，军事靠荆江”的格局。文帝分割二州，虽强化了中央权威，却导致“荆、扬因此虚耗”——可见制度变革若只算“政治账”而忽视“民生账”，往往会引发新的问题（何尚之请求“复合二州”被拒，也反映了文帝“宁伤国力，不纵地方”的强硬态度）。
结语：权力游戏的“永恒法则”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权力的本质是“平衡的艺术”。臧质、刘义宣的失败，源于对权力的贪婪与对平衡的无视；宋文帝的集权成功，却也因过度倾斜于“控制”而埋下隐患。从叛乱者的荒诞结局到统治者的制度重构，最终都指向一个规律：任何忽视“实力匹配”与“结构平衡”的权力行为，终将被历史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