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丁卯年）
春季，正月初一清晨，隋炀帝大规模展示礼仪文物。当时突厥的启民可汗来朝见，看到这些后非常羡慕，请求也穿戴隋朝的衣冠，隋炀帝没答应。第二天，启民可汗又率领他的下属上表，坚决请求，隋炀帝十分高兴，对牛弘等人说：“如今衣冠制度完备，使得单于（指启民可汗）都想改从我们的习俗，这是你们的功劳啊。”于是给众人赏赐了丰厚的布帛。
三月，辛亥日，隋炀帝回到长安。
癸丑日，隋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出海探寻不同风俗的地方，朱宽到了流求国后返回。
当初云定兴、阎毗因为讨好太子杨勇获罪，他们和妻子儿女都被没收为官奴婢。隋炀帝即位后，大兴土木，听说他俩心思灵巧，就把他们召来，让他们负责相关事务，并任命阎毗为朝请郎。当时宇文述掌权，云定兴用明珠装饰的帷帐贿赂宇文述，还通过奇特的服饰、新颖的音乐向宇文述献媚，宇文述非常高兴，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隋炀帝打算对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采取行动，大力制造兵器，宇文述推荐云定兴监督制造，隋炀帝同意了。宇文述对云定兴说：“兄长你制作的兵器，都很合皇上心意，但你却得不到官职，是因为长宁王兄弟还没死呢。”云定兴说：“这些人没什么用，为什么不劝皇上把他们杀了。”宇文述于是上奏说：“房陵王（杨勇）的几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现在皇上要兴兵征讨四方，如果让他们跟随皇上出行，很难看守掌控；要是把他们留在一个地方，又怕出问题。他们横竖都没什么用，请皇上早点处理。”
隋炀帝觉得有道理，就用毒酒杀了长宁王杨俨，把他的七个弟弟分别流放到岭南，还暗中派人在途中把他们全部杀害。襄城王杨恪的妃子柳氏自杀，以追随杨恪。
夏季四月庚辰日，隋炀帝下诏，打算安抚河北地区，巡视赵、魏等地。
牛弘等人制定的新律完成，一共有十八篇，称为《大业律》。甲申日，开始颁布施行。百姓早就厌烦了以前严峻苛刻的法律，对新律的宽松政策很是欢喜。但后来各种征役频繁兴起，百姓苦不堪言。有关部门为了应急，临时胁迫百姓做事，也就不再按律令执行了。旅骑尉刘炫参与了律令的修订，牛弘曾不经意地问刘炫：“《周礼》中士多而府史少，现在的令史数量比以前多了百倍，减少的话事情就办不成，这是为什么呢？”刘炫说：“古人做事是委任职责，要求完成任务，年终考核功绩，文案不需要反复校对，公文也不用繁琐详尽，府史的职责，只掌握关键要点就行了。
现在的公文簿册，总是担心被复查，如果推敲不严密，就要到万里之外去追查百年前的旧案。所以俗话说：‘老吏抱着公文死去。’事务繁杂，政治出现弊端，就是这个原因。”牛弘又问：“魏、齐时期，令史做事很从容，现在却忙得连安宁的时候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刘炫说：“以前州里只设置主要官员，郡里设置太守、郡丞，县里设置县令而已。其余的属官由长官自己征召，接到诏令就去赴任，每个州不过几十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由吏部任命，细微的事迹，都归考功部门管。精简官员不如减少事务，事务不减少却指望做事从容，怎么可能呢！”牛弘觉得他说得对，但却没有采纳。
壬辰日，隋炀帝把州改为郡；统一改变度量衡，都依照古代的样式。把上柱国以下的官职名称改为大夫；设置殿内省，与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合为五省；增设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合为三台；从太府寺分出少府监，与长秋监、国子监、将作监、都水监合为五监；又增加和改编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废除伯、子、男爵，只保留王、公、侯三等爵位。
丙寅日，隋炀帝车驾北巡；己亥日，在赤岸泽停留。
五月丁巳日，突厥启民可汗派他的儿子拓特勒来朝见。
戊午日，征调河北十几个郡的成年男子开凿太行山，修到并州，以此开通驰道。
丙寅日，启民可汗派他兄长的儿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见。
辛未日，启民可汗派使者请求亲自入塞迎接隋炀帝车驾，隋炀帝没答应。
当初，隋文帝受禅即位后，只设立了祭祀四代祖先的宗庙，同在一座殿里，只是分成不同的房间而已。隋炀帝即位后，让有关部门讨论设立七庙的制度。礼部侍郎兼摄太常少卿许善心等人上奏，请求为太祖、高祖各建一座殿，仿照周朝文王、武王的祧庙，加上始祖一共三座，其余的祖先都分室祭祀，遵循亲尽则毁的制度。到这时，有关部门请求按照之前的提议，在东京修建宗庙。隋炀帝对秘书监柳辩说：“现在始祖以及两座祧庙都已确定，那后世子孙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呢？”
六月丁亥日，隋炀帝下诏为高祖单独建一座庙，并恢复每月祭祀的礼仪。但不久后因为忙于巡游，最终没能建成。
隋炀帝经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进献的食物非常精美；到了马邑，马邑太守杨廓却什么都没献，隋炀帝很不高兴。于是让丘和担任博陵太守，还让杨廓到博陵去观摩丘和是怎么做的。从此，隋炀帝所到之处，地方官进献食物都竞相追求丰盛奢侈。
戊子日，隋炀帝车驾停留在榆林郡。隋炀帝想出塞炫耀兵力，取道突厥境内，直指涿郡，但又怕启民可汗惊恐，就先派武卫将军长孙晟去传达旨意。启民可汗接到诏令后，召集他所属的奚、霫、室韦等部落的酋长几十人都来集合。长孙晟看到启民可汗牙帐内杂草丛生，想让启民可汗亲自除草，给各部落看看，以显示隋朝的威严，于是指着帐前的草说：“这草的根非常香。”启民可汗赶紧闻了闻，说：“一点都不香啊。”长孙晟说：“天子出行所到之处，诸侯都要亲自洒水扫地，修整御道，以表达最恭敬的心意；现在牙帐内杂草丛生，我以为是特意留着的香草呢！”启民可汗这才明白过来，说：“这是我的罪过啊！我的身体发肤都是天子赐予的，能够为天子效力，怎么敢推辞。只是边境之人不懂规矩罢了，幸亏将军教导；这是将军的恩惠，也是我的幸运。”
于是拔出佩刀，亲自铲除帐前的杂草。他手下的贵族以及各部落酋长也争相效仿。于是从榆林北境，到启民可汗牙帐，向东一直到蓟州，修筑了一条长三千里、宽百步的道路，全国百姓都来服役，修成了一条御道。隋炀帝听说了长孙晟的计策，对他更加赞赏。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的记载，像一幅浓缩的时代切片，既暴露了隋末统治的深层矛盾，也暗含着王朝兴衰的密码。从现代视角看，其中的诸多细节值得深思：
“天朝上国”的虚荣与隐患
启民可汗入朝求“袭冠带”，隋炀帝视作“衣冠大备”的功绩，这种对“四夷归附”的刻意追求，本质上是对皇权合法性的炫耀。但这种炫耀背后，是对边疆关系的功利化处理——通过文化优越感强化统治权威，却忽视了平等互利的邦交基础。后来隋炀帝为“耀兵突厥”强征民力修三千里御道，更是将这种虚荣转化为实际负担，为边疆动荡和民力枯竭埋下伏笔。
权力斗争的残酷与法治的工具化
云定兴、宇文述为攀附权力，怂恿隋炀帝杀害废太子杨勇的儿子，暴露了专制皇权下“斩草除根”的冷酷逻辑。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业律》的命运：初期因“宽政”赢得民心，却因“征役繁兴”被弃用，“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这揭示了封建法治的本质——法律只是统治工具，当皇权与法律冲突时，后者必然让位于前者。刘炫对“令史百倍于前”“老吏抱案死”的吐槽，更是点出了官僚体系的膨胀与低效：机构冗余、流程繁琐，根源在于“官事不省”，而这背后，正是皇权对行政细节的过度控制与考核体系的形式化。
改革的表面化与统治的短视
隋炀帝的官制改革（改州为郡、增置五省三台五监等）看似在完善体系，实则更多是名称更迭与机构膨胀。刘炫一针见血地指出：“省官不如省事”，北魏北齐时“令史从容”，如今却“不遑宁处”，只因“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过度集权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这种“为改革而改革”的倾向，与他后来修大运河、征高句丽等举措一脉相承：只关注宏大叙事，忽视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本，最终陷入“劳民伤财”的恶性循环。
官场生态的异化与民本的缺失
雁门太守丘和因“献食甚精”升官，马邑太守杨廓因无献食遭贬，直接引发地方“竞为丰侈”的献食攀比。这看似小事，却折射出官场生态的扭曲：上级的个人喜好取代了治理实绩，形式主义压倒了民生关怀。当地方官将精力用于迎合皇帝而非体恤百姓时，“民不堪命”便成了必然。而隋炀帝对此的默许甚至鼓励，暴露了其统治中“民本”思想的彻底缺失——百姓只是供其驱使的资源，而非治理的根本。
结语
大业三年的这些事件，看似分散，实则共同指向了隋亡的核心原因：隋炀帝的统治建立在“皇权至上”的逻辑上，以虚荣代替务实，以集权代替效率，以暴力维护权威，以掠夺民力满足野心。所谓“宽政”只是权宜之计，所谓“改革”沦为权力游戏，所谓“四夷归附”不过是高压下的表面臣服。当这些矛盾积累到临界点，王朝的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这段历史也警示后世：任何忽视民生、背离法治、沉迷虚名的统治，终将被时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