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抗体库”的建立，如同在无形的战场上部署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张帅帅和沈舟设计的AI追踪系统，像灵敏的雷达，持续扫描着信息空间，一旦捕捉到已知“毒株”的变异体或新的攻击模式，便会自动告警，并调用相应的“抗体”资源进行精准投放。
（一） 初战：拆解“效率牺牲论”
第一个实战考验很快到来。在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享平台上，一篇题为《从历史维度看必要牺牲与整体效率》的文章开始流传。文章没有直接提及银行大厅事件，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历史案例（其中部分案例的真实性存疑，源自“深渊回忆”的伪史数据库），论证在特定发展阶段，为了“更大的集体利益”和“系统效率”，部分个体或群体的权益被“暂时性、策略性忽略”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
文章笔法老练，充满了看似客观的数据和引证，其核心目的在于，为那种践踏个体尊严和规则的程序正义的行为，提供一种宏大的、历史哲学层面的辩护。如果这种论调被广泛接受，那么银行大厅事件中的危暐，甚至可以被曲解为某种“打破僵化秩序”的非典型先锋，而老赵的牺牲则成了“效率提升”过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代价。
AI系统识别出这篇文章与“认知抗体库”中编号A-07的“历史目的论陷阱”毒株高度相似，并触发了响应机制。
几乎在文章热度开始上升的同时，梁露团队制作的针对性短视频《“必要牺牲”？谁在定义“必要”？》便在多个平台分发。视频没有陷入复杂的历史争论，而是直指核心：
用动态图表展示历史上那些以“集体利益”为名行压迫之实的惨痛教训。
采访了一位社会学家，简洁有力地指出：“任何无法清晰界定牺牲边界、缺乏个体 consent（同意） 的‘整体效率’，最终都会滑向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
最后，画面回到银行大厅事件的静态照片（老赵的保安照和鲍玉佳挺身而出的瞬间），字幕打出：“守护每一个‘个体’的尊严与权利，才是最大的、最可持续的‘集体效率’。”
同时，曹荣荣组织合作的学者，在严肃媒体上发表了批驳文章，从学理上解构了“效率牺牲论”的逻辑漏洞和潜在危险。
这次快速响应取得了显着效果。那篇原文的传播很快受阻，评论区充满了基于“抗体”内容的理性批评，使其未能形成预期的舆论浪潮。
“首战告捷，”张帅帅看着数据报告，“但对手不会坐以待毙。”
（二） 变异：“共情”包装下的新毒株
果然，对手迅速改变了策略。几天后，一种新的叙事开始在一些情感社区和文艺青年聚集地浮现。这一次，它们不再谈论冷冰冰的“效率”和“牺牲”，而是打起了“共情”牌。
一系列以“理解复杂人性”为名的网文和短视频出现，它们将视角聚焦于“施害者的成长背景和心理困境”。其中一篇关于危暐的虚构心理剖析文章尤为典型，它以浪漫而悲悯的笔调，描绘了一个“在扭曲家庭环境中长大、内心孤独渴望认同、最终因失控而铸下大错的悲剧青年”，极力渲染其“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这种叙事的阴险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人们天然的同情心，试图通过将施害者“人性化”、“悲剧化”，来模糊其行为的罪恶本质，甚至将犯罪行为一定程度上“去罪化”。它暗示，社会应该更多地“理解”和“包容”这样的“迷途者”，而非一味地谴责和惩罚。
“他们在利用我们的善良！”孙鹏飞在团队会议上气愤地说，“这比直接宣扬暴力更可恶！这是在摧毁我们分辨善恶的情感基础。”
程俊杰在“新芽”计划的课堂上，也遇到了类似挑战。有学生受到这类文章影响，提出：“我们是否对危暐过于苛刻？他其实也是个受害者。”
AI系统最初未能有效识别这种披着“共情”外衣的新毒株。传统的逻辑分析和事实核查工具，在面对这种主打情感共鸣的叙事时，显得有些无力。
“抗体库需要升级，”沈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需要能识别和应对情感操纵的‘情感抗体’。”
（三） “情感抗体”与记忆的温度
鲍玉佳主动请缨，负责开发应对这种“伪共情”攻击的“情感抗体”。她没有选择用冰冷的理论去反驳，而是决定用更有温度的真实记忆来对抗虚假的浪漫化叙事。
她联络了老赵的女儿赵静，以及几位在“织网者”风波和“园丁”案中受害者的家属，共同录制了一段特别的访谈《伤疤的真实温度》。在访谈中，她没有引导他们控诉，而是让他们平静地讲述失去亲人的具体痛苦，以及这种痛苦如何永久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赵静谈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如何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家庭如何失去欢声笑语；另一位受害者家属谈到孩子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至今无法正常入睡……
当访谈者问及对那些“理解施害者”言论的看法时，赵静沉默了一下，然后看着镜头，眼中含泪却语气坚定：“我理解人们想要同情的心，但请你们也理解我们的痛苦。那个（危暐）他或许有他的不幸，但他的不幸，不能成为他伤害别人、夺走别人生命的理由。我们的痛苦是真实的，每一天都在继续。真正的共情，不应该是对罪恶的宽容，而是对受害者永不磨灭的伤痛保持清醒的记忆。”
这段访谈视频被精心剪辑后发布，标题为《真正的共情，是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没有激烈的言辞，只有真实的伤痛叙述，却产生了强大的情感净化力量。许多原本被“伪共情”叙事打动的观众，在观看了这段视频后，意识到了自己情感被利用，纷纷留言表达对受害者家属的支持和对试图混淆是非言论的警惕。
马强为这段访谈创作了一幅配图：一束阳光努力照亮一片深邃的伤疤，伤疤的纹理中，不是黑暗，而是无数细微的、代表着记忆与坚韧的光点。
（四） 深挖：菌丝连接“伪共情”
与此同时，张帅帅和沈舟加紧了对这种新毒株的溯源。他们发现，这些打着“理解人性”、“深度共情”旗号的内容，其最初的传播节点，竟然与几个表面上倡导“心理健康”和“社会和解”的公益组织有关。而这些组织的资金链，经过层层追溯，再次隐约指向了魏超一直在监控的“密拉贝尔信托”。
“他们不仅在扭曲历史和政治认知，”魏超在情报汇总时指出，“现在开始系统性地扭曲公众的道德情感和是非判断。他们在尝试制造一种普遍性的‘道德相对主义’和‘是非模糊化’氛围，这将从根本上瓦解社会共识和法治基础。”
陶成文神情严峻：“这意味着，我们的对手非常清楚，要控制一个社会，仅仅控制其历史叙述和政治观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控制其成员共享的道德情感和共情模式。这是一场针对人类心灵软件的全方位攻击。”
（五） 进化：动态更新的抗体库
面对对手不断变异的话术和攻击角度，“认知抗体库”必须保持动态进化。团队建立了一个跨领域的“抗体研发小组”，由曹荣荣（社科）、鲍玉佳（情感叙事）、张帅帅（技术）、孙鹏飞（教育实践）和梁露（传播）为核心，定期分析新出现的攻击模式，快速研发和部署新的“抗体”。
这个过程本身，也成了一场激烈的脑力交锋。他们需要比对手更快地识别其策略核心，更精准地预判其可能的影响，更有效地调动资源进行反击。
在一次小组讨论中，关于如何应对一种新兴的、将“批判性思维”本身扭曲为“怀疑一切权威”的论调时，曹荣荣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抗体’不能仅仅是防御性的。它最终应该引导人们走向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价值观认同，而不仅仅是对负面信息的免疫。比如，我们不仅要解构‘伪共情’，更要建构真正的、有边界的共情能力；不仅要批判‘反规则’，更要倡导基于公平和正义的规则之治。”
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新芽”计划随之调整，更加注重在青少年中培养基于同理心的道德勇气和基于理性的规则意识。
（六） 看不见的战线
第七百五十九章，展现了思想战场上的攻防升级。团队凭借“认知抗体库”取得了初步防御战的胜利，但对手迅速变异出利用“伪共情”的新毒株。通过开发“情感抗体”和持续进化防御体系，团队再次稳住了阵脚。然而，溯源工作揭示了对手更深远的图谋——操控社会道德情感。这场在认知和情感层面的“免疫系统”与“病毒”之间的军备竞赛，看不到硝烟，却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健康与未来。马强的画作悄然更新，在《地下生态》中，那些健康的根须表面，似乎开始分泌出某种晶莹的、能够抵御菌丝缠绕的保护性物质。战斗，在更微观的层面持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