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顺着伞沿滴落，在脚边溅起小小的水花。我站在街口，手里攥着那张从便利店捡来的传单，纸面已经被湿气浸得有些发软。刚才那辆黑色轿车已经不见了，可我心里还是绷着一根线，不敢放松。
我低头看了眼包里的记事本，翻开最后一页，上面写着：“红砖楼，白花，母亲曾住此处。”还有一句——“她不是汪璇”。字迹有点歪，是我蹲在便利店高脚凳上匆匆写下的。我知道，不能再等了。昨天夜里听到的那个老人说，那个女人总在院子里种一种晚上开花、特别香的植物。我在照片背景里见过那种叶子，宽大厚实，像极了夜来香。
我沿着老街往前走，两旁的房子低矮陈旧，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灰黑的砖块。有些门面改成了小店，挂着褪色的招牌。我一边走一边看，想找一个能问话的地方。这种事，光靠查档案不一定行。活人的记忆，有时候比纸上的记录更清楚。
走了没多久，我看见一家叫“旧时光”的咖啡店。木门老旧但干净，门口摆着两盆绿植，其中一盆的叶子很像我在红砖楼院子里看到的那种。我推开门，铃铛轻响了一声。
店里人不多，几个中老年人坐在角落聊天，声音很低。吧台后面坐着个男人，年纪大概六十岁左右，头发花白，围裙洗得发白但很整洁。他正低头翻一本相册，听见声音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又落到我抱着的包上，没说话，只轻轻说了句：“坐吧，外面雨还没停。”
我点点头，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桌上放着一个铜制的老式台灯，灯罩边缘有些锈迹。我没急着开口，先点了一杯热咖啡。他端过来的时候动作很稳，杯子放在垫子上几乎没有声响。
“你不是本地人。”他说。
我摇头。“我是来找人的。”
他没再问，只是擦着手里的杯子，等着我说下去。
我深吸一口气，从包里拿出复印件，小心地放在桌上。“您看看这个人……您有没有见过她？”
他放下抹布，戴上老花镜，把照片拿近了些。他的手指粗糙，指腹轻轻滑过照片边缘，像是在感受纸的质地。他看了很久，眉头慢慢皱起来，又缓缓松开。
“这女人……”他低声说，“不简单。”
我的心跳快了一下。
“我记得她。”他继续说，“以前常来这条街，不是买菜，也不是串门。她穿旗袍，走路很直，眼神也不乱看。有一次下雨，她站在我门口避雨，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道谢，声音很好听，像电台里的播音员。”
我屏住呼吸。“那她……是做什么的？”
他摇摇头。“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歌手，但她身边的人，都是搞音乐的。有人提着录音带，有人背着吉他。她去过城东的老艺术中心，八九十年代，那里是歌手录样带的地方。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太太。”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
“您说……她跟音乐圈有关系？”
“不止是关系。”他抬眼看我，“她是那种站在台上的人。气质不一样。哪怕不说话，也能让人注意到她。”
我盯着照片里那个女人的脸。她的嘴角微微上扬，怀里抱着小时候的我。那时候我还不会认字，只记得她的香水味，淡淡的，带着一点冷意。
“她后来……搬走了吗？”
老板没立刻回答。他把照片推回来，摘下眼镜，用布慢慢擦拭镜片。“很多年前的事了。她女儿送人了，她受不了，整个人垮了。有人说她疯了，天天在院子里念名字。再后来，房子拆了一半，她也不见了。”
我喉咙发紧。“她念的是什么名字？”
“记不清了。”他顿了顿，“好像是两个字，开头是‘美’。”
我的手指猛地蜷了一下。
“那你现在找她，是为了什么？”他忽然问。
我沉默了几秒。“她是我的母亲。”
他看着我，眼神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温和的观察，而是带着一点沉重的确认。
“那你得想清楚。”他说，“有些人，找到了，未必是好事。过去的事，知道太多，未必是福。”
“可那是我的母亲。”我说，“我有权知道她是谁，去过哪里，为什么不要我。”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把那张复印件折好，递还给我。
我接过照片，放进包里。临走前，我把咖啡钱放在桌上，多留了十块钱。他没拦我，也没说话，只是重新翻开那本相册，低头看着里面泛黄的照片。
我起身往外走。推开门时，风把屋檐下的风铃吹响了一声。我回头看了一眼，他正用打火机点燃一张纸。火苗窜起来，照着他半边脸。那张纸是复印件的另一份。他在烧它。
我没有停下，也没有喊。我知道他是在帮我。
走出店外，雨小了很多，街道湿亮，像铺了一层油。我打开手机，地图上标出了城东老艺术中心的位置。那里现在是一片旧建筑群，听说早就没人用了，但档案馆还在附近。
我翻出记事本，在新的一页写下：“旧艺术中心，歌坛关联，曾接触音乐圈。”笔尖压得很重，每一个字都像刻进去的。
合上本子时，我心里的迷雾散开了一角。那个女人不是汪璇。她和音乐有关。她曾经站在舞台上，或者至少，离舞台很近。
我抬头看了看天。云层裂开一道缝，透出一点灰白的光。我迈步往前走，脚步比来时快了许多。
公交站就在前面。我站在站牌下等车，手一直按着包。车来了，我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景色慢慢后退，老街区被甩在身后。
车子经过一个路口时，我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车窗贴了膜，看不清里面。它没有动，也没有跟上来。
我转回头，望着前方。
车子启动，驶向下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