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终于停了。
我站在原地，耳边还有回声在响。台下有人喊我的名字，声音不大，但确实存在。灯光亮得刺眼，我能感觉到脸上的汗往下流，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贴在皮肤上。我没有动，也不敢动，怕一动就会倒下去。
右肩的痛比刚才更清楚了。每一次呼吸都牵着那块地方，像是有东西卡在里面出不来。我抬起左手轻轻碰了一下，指尖碰到的是紧绷的肌肉和滚烫的皮肤。
就在这时，我看见侧台那边有人影快速走动。键盘手离开了座位，直接往调音台方向去了。鼓手和贝斯手低头说着什么，两人眼神很稳，没有看观众，也没有看评委，只盯着彼此的手势。吉他手坐在角落，手指还在琴弦上滑了一下，试了个音。
他们没有说话，动作也不张扬，但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是在等演出结束，而是在确认——刚才那一段乱流里，我们有没有真正撑住。
我慢慢走下舞台台阶，脚踩在地上的一瞬间有点发软。刚走到后台入口，贝斯手迎上来扶住我的手臂。他的手掌很宽，力气不小。
“你没断拍。”他说，“我们都跟上了。”
我抬头看他，喉咙有点堵。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鼓手也走了过来，站在我另一边。“是你稳住了我们。”他说完这句话就转身去检查设备了，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可我知道这不一样。
刚才在台上，我不是一个人唱完的。音响杂音不断，节奏随时可能崩掉，如果乐队没有及时调整速度，哪怕我咬牙坚持到最后，这场表演也会被记作失控现场。可他们没有让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在混乱中找到了新的节拍，在我最需要支撑的时候，把音乐重新接了回来。
我松开贝斯手的手臂，往前走了两步。键盘手正从调音台那边回来，耳机还挂在脖子上。我张开双臂抱住了他。他愣了一下，随即抬手拍了拍我的背。
“下次别让他们把灯调成那样。”他低声说，“太晃眼。”
我笑了下，没放开。接着是吉他手，他也站起来让我抱了一下，然后小声说：“下半场我要加一段solo，你准备好了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点头。
我知道他们在用他们的方式告诉我：你还不是一个人扛着走的。
工作人员走过来通知第一轮表演结束，第二轮将在十五分钟后开始。我点点头，接过递来的水杯。水是温的，喝下去的时候暖到胃里。我靠墙站着，闭上眼睛想把刚才那首歌再过一遍，却发现脑子里全是乐队刚才的动作。
键盘手离座时的脚步很快，但他没有慌。鼓手打手势的时候手指很稳。贝斯手换和弦时多留了半拍，正好帮我压住了换气的空隙。这些细节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他们早就练出来的默契。
我睁开眼，看见吉他手正低头调试琴弦。他换了根新弦，手指来回拨了几下，试音准。贝斯手坐在我旁边，伸手按住我左肩，轻轻揉了几下。
“别让它僵住。”他说，“一会儿还要上台。”
我嗯了一声，没拒绝。肩膀确实越来越紧，如果不早点松开，待会儿连抬手都会困难。
键盘手走过来蹲在我面前，忽然哼起下一首歌的前奏。声音很轻，但旋律很清楚。我听着听着，不自觉跟着默念歌词。他哼完一段停下来看我：“记得住吗？”
“记得。”我说。
他点点头，站起身拍拍我的肩膀：“那就没问题。”
我低头喝水，又喝了大半杯。手还是有点抖，但我能控制住。心跳也没那么快了。刚才那种快要撑不住的感觉慢慢退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踏实感。
我不是一个人在台上。
这个念头第一次这么清晰地出现在我心里。
以前比赛也好，演出也好，我一直觉得只要自己唱得好就够了。关毅教我发声技巧，制作人帮我选歌，化妆师给我造型，乐队负责伴奏——我们都各司其职，像一条流水线上的不同环节。可刚才那一刻，我不再觉得他们是背景，而是真的站在我身边的人。
他们听见了我的声音，也看见了我的挣扎。但他们没有退开，而是主动靠了过来，把节奏拉回正轨。
这种感觉不像被保护，更像是被信任。
我放下水杯，活动了下手腕。右肩还是疼，但还能忍。我站起来做了个深呼吸，胸口不再发闷。吉他手抬头看我，问：“准备好了？”
“差不多了。”我说。
贝斯手也站起来，把贝斯背好。鼓手从后台拿来了自己的鼓棒，一根一根检查。键盘手最后看了眼设备清单，对我们说：“位置都确认过了，这次不会再出问题。”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准备好，心里突然有了底。
第二轮要唱的歌难度更高，情绪跨度更大。如果只有我自己，我可能会担心哪里出错。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知道他们会跟着我，哪怕我慢一点、重一点，他们也能接住。
我走到他们中间，轻声说：“我们一起，把剩下的唱完。”
没有人说话，但他们全都看向我，点了头。
吉他手把手伸出来，掌心朝下。我立刻明白他在做什么，把自己的手放上去。接着是贝斯手、鼓手、键盘手，一只接一只叠上来。
五个人的手叠在一起，停了两秒。
然后大家一起松开，转身走向各自的乐器区。
我最后看了眼镜子。脸上还有汗，妆花了点，但眼神是清醒的。我拿起话筒，试了下音量。声音传出来很稳，没有杂音。
工作人员提示还有三分钟登台。
我站在候场区，听着前方场馆逐渐安静下来的声音。我能感觉到心跳又开始加快，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知道有人会和我一起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