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与荆州的往事
建安十四年 三月初 春寒料峭 心情：忆往昔，忽悠对象的多样性
连着几日阴雨，今日总算放晴。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案上，将竹简的纹理照得清晰可见。我正翻阅着来自荆州和江东的线报，眉头微蹙。刘备已据有荆州大部，声势日隆；孙权稳坐江东，虎视眈眈。这天下之势，是越来越错综复杂了。
奉孝裹着一身春寒进来，将一份密报放在我案头：“公达，看看吧，刘玄德又在荆州招揽名士，邀买人心。孙仲谋则大造舰船，操练水军。这两位，可都没闲着。”
我放下手中的文书，揉了揉眉心：“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这两位，一位是仁德布于四海，一位是年少万兜鍪，都不是易与之辈。”
奉孝自顾自地倒了杯热茶，暖着手，笑道：“说起来，公达你可曾与这两位打过交道？我听闻，你早年游历四方时，似乎也……”
他这话倒是勾起了我的回忆。阳光暖融融的，让人不禁有些慵懒，思绪也飘回了那些年。说起来，在我专职“忽悠”曹公之前，这“顺势而为”的本事，倒也曾在另两位豪杰身上小试牛刀，只是境遇和方式，与在曹营中大不相同。
那还是中平六年，董卓乱政之时，我弃官归乡，曾辗转各地。在江东，我有幸（或者说是不幸）见过时任怀义校尉的孙伯符，以及他身边那个当时还略显青涩的弟弟——孙权孙仲谋。
那时孙策刚刚起步，锐气正盛，欲攻刘繇。但粮草不继，军心略有浮动。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上，年轻的孙权（他当时大概也就十五六岁）向他兄长进言，认为应当暂缓进军，先稳固后方。
孙策性格刚烈，颇不以为然：“用兵当如烈火，岂可畏首畏尾！”
眼看兄弟二人要起争执，我那时也是年轻气盛，加之客居此地，想卖个人情，便开口道：“孙将军、仲谋公子，二位所言，皆有理也。”
孙策看向我这个外来的“名士”，目光炯炯：“哦？荀先生有何高见？”
我学着当年在袁绍帐下的架势，从容道：“伯符将军所言烈火之势，乃取胜之道；仲谋公子所虑后方之稳，乃立足之本。依攸之见，可双管齐下。将军亲率精锐，继续进军，以雷霆之势震慑刘繇；同时，遣一得力之人，持将军信物，安抚后方诸县，征集粮草，稳扎稳打。前方似急实缓，后方似缓实急，如此，进退有据，可保万全。”
我这番话，本质上是和稀泥，把“急进”和“缓行”揉在一起，听起来好像都照顾到了。孙策听了，觉得既肯定了他的勇猛，又补充了稳妥，脸色稍霁。而孙权，当时虽然没再多说，但那双碧眼却深深看了我一眼，似乎洞察了我这话语中的“平衡术”，眼神中并无多少感激，反而带着一丝审慎和衡量。
后来孙策是否完全按我说的做，我不得而知，但那次进言，确实让我对孙权这个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像他兄长那样容易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打动，他更冷静，甚至有些多疑，想要“忽悠”他，需要更扎实的筹码和更精密的逻辑。在江东，我那套“顺势而为”的功夫，似乎没那么好用，因为孙权自己就是个极其擅长“顺势”和“权衡”的高手。
至于刘备刘玄德，那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那是在建安初年，刘备时任豫州牧，屯兵小沛，正处于人生低谷，依附于吕布，又时刻担心被吕布所害。我因事路过小沛，曾与他有一面之缘。那时的刘备，虽然颠沛流离，但“仁德”之名已显，待人接物，令人如沐春风。
他设宴款待，席间言谈，无不流露出忧国忧民之心，对汉室的担忧，对百姓的怜悯，情真意切，让人动容。他甚至对我这个当时并无名气的士人，也执礼甚恭，频频请教“安邦定国之策”。
我当时虽知他处境艰难，但也被他的诚意所感，加之看出吕布非善类，便委婉提醒他：“玄德公，攸观吕奉先，勇则勇矣，然骄矜反复，非可久依之人。公乃汉室宗亲，天下仰望，当早作打算，寻一稳固根基之地。”
我记得刘备当时握着我的手，眼圈微红：“备飘零半生，终见汉室倾颓，却力有未逮，每念及此，痛彻心扉！先生之言，真乃金玉良言！只恨备兵微将寡，如之奈何？”
他这话说得恳切，几乎让我觉得，他下一刻就要向我问计如何夺取天下了。我那时也是书生意气，便顺着他的“仁德”人设，进言道：“公既以信义着于四海，何不广施恩泽，收拢流民，抚恤士族？民心所向，便是根基。待时而动，必有天命所归之日。”
这番话，放在当时刘备的处境，其实有些空泛，甚至有点“何不食肉糜”的味道。但刘备听了，却显得十分受用，连连称谢，仿佛我给他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他需要这种符合他“人设”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鼓励，哪怕短期内并无实际用处。与忽悠曹操需要提供“可行性方案”、忽悠孙权需要“利害分析”不同，忽悠刘备，你需要肯定他的“理想”和“人设”，让他觉得你是他的“知音”。
现在回想起来，面对这三位雄主，我的“忽悠”策略竟是截然不同：
对曹操，是“顺势引导”，将他的奇思妙想包装成“深谋远虑”，重在“可行”与“利处”。
对孙权，是“精密权衡”，需提供扎实的利弊分析，让他觉得“划算”，重在“利害”与“稳妥”。
对刘备，则是“理想共鸣”，需紧扣“仁德”、“汉室”等大义名分，让他感到“认同”与“希望”，重在“道义”与“人心”。
奉孝听我大致说完，忍不住哈哈大笑：“公达啊公达，依我看，你不是谋士，你是个郎中，专治各位主公的‘心结’！曹公的‘奇思妙想’，孙权的‘多疑权衡’，刘备的‘理想焦虑’，到你这里，都能开出对症的‘方子’！”
我啜了口茶，苦笑道：“奉孝休要取笑。此乃乱世存身之道耳。与这些雄主打交道，若一味直言强谏，恐如田丰、沮授，徒惹杀身之祸。若阿谀奉承，又失士人本色。唯有洞察其心，顺势而为，方能既全其身，又稍济于事。”
“只是，”我放下茶杯，叹道，“与刘备、孙权，那都是多年前的短暂交集，是‘客卿’式的建议。如今各为其主，乃至敌对，他日若在战场或邦交上再见，怕是再无‘忽悠’的余地，唯有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阳光渐渐西斜，将窗棂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知道，关于荆州和江东的谋略，不能再停留在回忆里。我铺开新的竹简，提笔蘸墨。
“奉孝，来，我们商议一下，如何能让刘玄德‘自愿’让出部分荆州之地，又如何能让孙仲谋觉得，与我们联合抗刘，比与刘备联合抗曹，更‘划算’一些。”
这一次，不再是客卿式的建议，而是谋士间的筹算。这“忽悠”的功力，得用在更宏大、也更危险的棋盘上了。只是不知道，面对如今已是一方雄主的刘备和孙权，我这点道行，还够不够用？
或许，下次再见孙权，该跟他聊聊他当年那双审慎的碧眼？还是该跟刘备回忆一下小沛时他把酒言欢的“知遇之恩”？
算了，这些陈年旧事，只怕他们早已不记得。还是着眼于当下，想想如何为曹公，也为自己，在这乱世中，谋一个更好的未来吧。
这忽悠之路，道阻且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