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从铁皮集装箱里抬了出来。
不是拖，不是押，而是由两名亲卫小心翼翼地架着，送进了一间位于指挥区的临时办公室。这里虽简陋，却有风扇、干净的床铺，甚至桌上还放着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与之前那个闷热、霉味刺鼻的铁罐头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
但我没有丝毫放松。我知道，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奥马尔将军没有立刻审问我，也没有追问细节。他只是命令军医给我输液、喂食，并派专人看护。他要确保我活着，清醒着，能为他解开那个“死亡螺旋”的谜题。
而卡桑少校，则在当天夜里被秘密带走。没人告诉我他去了哪里，但我知道，他完了。不是因为贪污——在这片土地上，贪腐如同呼吸一样普遍——而是因为他触碰了奥马尔的底线：动摇军心，危及生存。
三天后，我的体力基本恢复。奥马尔终于召见了我。
他的办公室设在一座半埋入地下的混凝土掩体里，墙上挂着地图，桌上堆满情报简报。他坐在一张铁椅上，军装笔挺，眼神锐利如鹰。他没有寒暄，开门见山：
“告诉我，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深吸一口气，将那几天的分析过程简明扼要地复述了一遍。我没有提K线图，只说“从整体趋势判断异常”。我刻意淡化自己的金融背景，强调这是“基础的物资管理逻辑”。
奥马尔听完，沉默良久。然后，他缓缓点头：“你比我的整个后勤部都清醒。”
这句话，既是褒奖，也是杀机。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成了他手中的一把刀——锋利，但随时可能被折断。
“现在，”他盯着我，“告诉我，怎么解决？”
我早有准备。
“第一，立即冻结‘努尔贸易’的所有合同，停止一切付款。第二，突击清点四大战略物资的实际库存，必须由您亲自指派的、与后勤部无任何关联的军官执行。第三，调取过去三个月所有运输车队的GpS轨迹和签收记录，比对账本与实际到货量。”
奥马尔眉头紧锁：“如果‘努尔贸易’背后有其他势力呢？比如……北方的部落联盟，或是隔壁国的情报部门？”
“那就更不能付款。”我直视他的眼睛，“付款等于承认漏洞存在，等于向敌人暴露我们的虚弱。现在，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问题。”
他眼中闪过一丝赞许。随即，他拍案而起，下达了一连串命令。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基地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湖面，暗流汹涌。
一支由奥马尔亲信组成的突击队，在凌晨突袭了后勤仓库。结果令人震惊：账面显示还有八千升燃油，实际库存不足三千；粮食账面余量够支撑四十天，实则连十五天都撑不住。
与此同时，“努尔贸易”的老板——一个名叫阿卜杜勒的商人——在边境小镇被截获。他试图逃往邻国，却被早已布控的哨卡拦下。审讯中，他很快崩溃，供出卡桑少校不仅虚报采购价格，还与他合谋，将大量物资半路转卖给了敌对武装，换取现金和武器。
更可怕的是，那些“消失”的燃油和粮食，有一部分，竟流向了奥马尔最大的敌人——哈桑旅。
奥马尔暴怒。他亲手枪决了卡桑，尸体被吊在基地门口示众三天。而“努尔贸易”的所有资产被查封，相关经手人全部关押。
危机暂时解除，但隐患仍在。
一天深夜，奥马尔再次召见我。这一次，他没有坐在办公桌后，而是与我并肩站在地图前。
“你救了这支军队。”他说，语气罕见地平静，“但你知道，这还不够。”
我点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现在，我需要一个新系统。”他转过身，目光灼灼，“一个你设计的、只有你能掌控的后勤审计体系。我要每一分钱的去向，每一颗子弹的轨迹，都清晰可见。”
这是一个巨大的信任，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一旦我接手这个系统，我就不再是“顾问”，而是整个军队命脉的守门人。我的权力将极大，但也将成为所有既得利益者的靶心。卡桑只是第一个，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我别无选择。
“我可以做。”我说，“但有两个条件。”
奥马尔眯起眼：“说。”
“第一，所有审计数据必须直接向您本人汇报，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第二，我需要一支独立的核查小队，成员由我挑选，只对我负责。”
他盯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良久，他嘴角微微上扬：“你比我想的更聪明。”
三天后，我搬进了新的办公室——一间带独立卫浴的砖房，门口站着两名只听命于我的卫兵。我的镣铐被取下，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军装，肩章上没有军衔，只有一枚特制的徽记：一只眼睛，注视着天平。
我开始组建我的团队。我没有选军官，而是从俘虏营和后勤杂役中挑选了六个人：两个会读写的本地青年，一个曾是会计的战俘，一个懂基础电子设备的技工，还有一个沉默寡言但记忆力惊人的老文书。他们都是“无根之人”，没有派系，没有后台，唯一的依靠，就是我。
我们白天清点物资，晚上建立账目。我用最原始的复式记账法，结合时间戳和责任人签名，构建起一套“三重验证”机制：采购单、运输单、入库单，三者必须完全一致，否则自动冻结。
一个月后，新系统初见成效。物资损耗率下降了60%，采购成本压缩了近三成。更重要的是，奥马尔第一次真正掌握了自己军队的“血液流动”。
他开始频繁召见我，不仅谈后勤，还问战略、情报、甚至外交。他称我为“我的眼睛”。
但我知道，深渊从未远离。
一天傍晚，我在办公室整理文件，一名年轻士兵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着：
“小心你的水。”
我心头一凛。当晚，我让技工检查了办公室的饮水机，果然在滤芯中发现微量的慢性毒药——无色无味，长期服用会导致器官衰竭，死因会被误判为“水土不服”。
我没有声张，只是默默换了水源，并开始记录每一个进入我办公室的人。
几天后，我在例行巡查仓库时，“偶遇”了后勤部新任主任——一个叫拉希德的上尉。他热情地与我握手，言语恭敬，眼神却像毒蛇般阴冷。
“卡桑是个蠢货，”他笑着说，“但他至少知道，有些钱，不该碰。有些账，不该查。”
我回以微笑：“所以，你准备让我也变成蠢货？”
他笑容一滞，随即哈哈大笑：“不，先生。我只是提醒您——在这片土地上，活得太清醒的人，往往死得最快。”
那晚，我彻夜未眠。
我站在窗前，望着远处营地的篝火，想起秦若菲。她也曾以为自己能用理性改变混乱，结果却被混乱吞噬。我比她幸运，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在这里，真相不是武器，而是诱饵。
第二天，我主动向奥马尔提交了一份“风险评估报告”，其中隐晦指出，新系统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建议设立“反贪特别法庭”，由他直接掌控，以震慑宵小。
奥马尔欣然采纳。一周后，拉希德因“挪用军粮”被逮捕——证据确凿，人赃并获。没人知道，那份证据，是我让人悄悄塞进他床底的。
我知道，这很脏。但在这片土地上，干净的人活不长。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士兵们开始叫我“账房先生”，语气中带着敬畏。奥马尔甚至允许我旁听作战会议。我表面上冷静自持，内心却始终绷紧一根弦。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考验，还没到来。
直到那天，一封加密电报送到了奥马尔手中。他看完后，脸色铁青，立刻召我入内。
“北方防线告急，”他沉声道，“哈桑旅集结了五千人，正向我们的补给线推进。他们手里，有我们上个月‘丢失’的那批燃油和弹药。”
我心头一沉。敌人不仅拿到了物资，还精准掌握了我们的补给节奏。
“他们怎么知道的？”奥马尔盯着我。
我沉默片刻，缓缓开口：“除非……我们内部，还有人活着。”
奥马尔的眼神，瞬间变得如刀锋般锐利。
而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不再只是审计账目。
我必须开始审计人心。
在这片血与火交织的土地上，数字不会说谎，但人会。
而我要做的，就是在谎言织成的网中，找出那根致命的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