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知微心里一紧。周子昂是北电导演系的研究生，去年拿晚云工坊的基金拍了部短片《默河》，讲的是一个聋哑女孩在留守儿童村的故事，拿了几个国际学生奖，最近在筹备长片。
“周子昂怎么了？”
“新浪潮找过他，要投资他的长片，但要求改剧本——把聋哑女孩改成健全人，把留守儿童村改成新农村样板间。周子昂拒绝了。”李泽宇顿了顿，“然后，他的短片就被举报了。”
“举报什么？”
“说‘丑化农村形象’‘刻意夸大社会矛盾’。”李泽宇点开手机，给夏知微看微博，“你看，已经上热搜了。”
#默河短片被指丑化农村#的话题下，几个大V齐刷刷发文，配着从短片中截取的画面——破旧的校舍、沉默的老人、脏兮兮的孩子。评论里水军带节奏：“导演为了拿奖脸都不要了！”“外国人就爱看这种抹黑中国的片子！”
周子昂的微博被攻陷了。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慌了，给陆云打电话，声音都在抖：“陆总，我是不是...闯祸了？”
陆云正在开项目会，接到电话立刻让公关部处理，但已经晚了。举报信发到了电影局，周子昂的导师也收到“上面”的电话，暗示“管好你的学生”。
三天后，电影学院的领导找周子昂谈话，委婉地建议他“暂时休学，避避风头”。同时，几家原本有意向的投资方纷纷表示“再考虑考虑”。
周子昂崩溃了。他在晚云工坊的剪辑室里砸了键盘，对着秦朗哭喊：“我只是想拍真实！我奶奶就是聋哑人，我小时候就在那样的村子里长大！我错了吗？！”
秦朗按住他的肩膀：“你没错。但现在，你得学会活着才能拍电影。”
“怎么活？学都不让上了，谁还敢投我的片子？”
“晚云工坊投。”陆云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合同，“你的长片，我们投。但剧本要改。”
周子昂抬头，眼睛通红：“陆总，您也要我改？”
“不是改成样板戏，是改得更聪明。”陆云坐下，“聋哑女孩可以保留，但可以加一条线——有个年轻老师来支教，想帮她，但方法不对。留守儿童村也可以拍，但可以拍村里的老人怎么努力，拍国家政策怎么一点点落实。我们要拍的，不是‘这里有多惨’，是‘这里的人在怎么活’。”
周子昂愣了愣：“这...这不还是妥协吗？”
“这是策略。”夏知微走进来，手里拿着李泽宇给的文件袋，“你知道新浪潮为什么能一手遮天吗？因为他们懂规则，还会利用规则。我们也要懂规则，然后在规则里，找到说真话的缝隙。”
她翻开文件袋，抽出一份资料：“你看这个——新浪潮去年投的一部主旋律剧，收视率造假30%。还有这个，他们旗下艺人偷税的证据。我们要做的不是硬碰硬，是找到他们的软肋，让他们不敢随便动我们。”
秦朗看着夏知微，忽然觉得这姑娘长大了。从威尼斯回来，她身上那股不管不顾的劲儿还在，但多了层盔甲。
“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周子昂问。
“分三步，”夏知微在白板上写，“第一，周子昂的剧本，按陆总说的改，但要保留核心——聋哑女孩的困境是真实的，不能粉饰。第二，我去找媒体朋友，把《默河》被黑的真相写出来，但要讲究方法，不能硬刚。第三...”
她顿了顿：“我们要找到盟友。”
盟友很快就来了，但来的方式出人意料。
三天后，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女人出现在晚云工坊门口，说要见陆云。前台看她不像圈内人，本想打发走，但女人说：“我叫赵春梅，是周子昂短片里那个村的村支书。”
陆云亲自接待了她。赵春梅五十多岁，皮肤黝黑，手很粗糙，但说话条理清晰。
“陆总，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我们村坏话，很生气。”赵春梅掏出手机，点开《默河》的片段，“小周导演来我们村拍片子，住了半个月，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他拍的，都是真的。我们村是穷，校舍是旧，但我们没觉得丢人——因为我们在改。”
她从包里拿出一沓照片：“这是新的教学楼，上个月刚封顶。这是村里的图书室，是小周导演走后，我们拿他给的劳务费建的。还有这些，”她翻出孩子们写的信，“孩子们都想小周导演，问他什么时候再去。”
陆云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眼眶发热。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赵春梅说，“能不能让小周导演再去一趟？拍个续集，就拍我们村这半年的变化。让那些人看看，我们不是只会卖惨，我们在努力。”
周子昂听到这个消息时，哭得像个孩子。他当即收拾设备，第二天就跟着赵春梅回了村子。这次夏知微也去了，还带了一个小型拍摄团队。
他们在村里待了一周。拍新教室的落成仪式，拍图书室里孩子们读书的样子，拍老人们学用智能手机跟在外打工的子女视频。也拍依然存在的问题——年轻老师留不住，医疗条件还是差，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没人疏导。
素材传回北京，秦朗带着剪辑师连夜赶工。一周后，一部四十分钟的纪录片《默河·新生》上线了，免费发布在视频网站上。
片子开头就打出字幕：“回应所有质疑”。然后镜头从一年前的破败校舍，慢慢摇到如今的新教学楼。赵春梅对着镜头说：“我们不怕被人看见穷，怕的是被人看见了，却没人伸手。”
片子最后，那个聋哑女孩用手语说：“我想当老师，教像我一样的孩子。”字幕翻译出来时，很多观众哭了。
舆论反转了。之前骂周子昂的大V悄悄删了微博，几家官媒转发了纪录片，标题是：“记录真实，是为了改变真实”。
新浪潮那边暂时没了动静。但夏知微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果然，两周后，《哑光》续集的筹备会上，秦朗接了个电话，脸色变了。
“投资方撤了，”他放下手机，“说题材敏感，风险太大。”
“哪家？”陆云问。
“三家都撤了。理由都一样——‘政策风险’。”秦朗冷笑，“肯定是新浪潮打了招呼。”
《哑光》续集讲的是地下乐队成名后的故事，确实涉及行业黑幕、资本操控，比第一部更尖锐。没有投资，这片子就拍不成。
夏知微翻着李泽宇给的文件袋，忽然停在一页上：“秦导，如果我们换个思路呢？不找传统的影视投资，找品牌合作。”
“什么品牌会投这种片子？”
“独立音乐设备品牌、潮牌、甚至...酒品牌。”夏知微眼睛亮了，“《哑光》第一部在年轻人里口碑很好，续集可以做成‘青年文化品牌联名’。我们不卖版权，卖的是文化影响力。”
这个想法很冒险，但值得一试。夏知微开始四处拜访品牌方。大部分都婉拒了，直到她见到一个国产吉他品牌的老板。
老板姓方，四十多岁，曾经也是个摇滚青年，后来做实业发了家。他看完《哑光》，当场拍板：“我投！但有个条件——电影里用的吉他必须是我们品牌的。”
“还有，”方老板补充，“我要真实的植入。不要那种硬邦邦的广告，要剧情合理。比如主角的吉他坏了，修的时候特写我们的logo；比如他们穷得吃不起饭，但抱着吉他说‘这个不能卖’。”
夏知微笑了：“方总，您这比我们还懂电影。”
“因为我也穷过，”方老板点了根烟，“九十年代我在北京组乐队，最惨的时候一天吃一顿馒头。但我那把吉他，真没卖。现在我有钱了，就想支持还有这种傻劲儿的年轻人。”
靠着方老板的投资，再加上几个小众潮牌的赞助，《哑光》续集勉强凑够了启动资金。开机前夜，夏知微在微博发了张照片——剧本封面，上面写着：《哑光2：声嚣》。
配文：“也许声音很小，但总要有人喊出来。”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五万次。约翰·卡维尔在下面评论了一句英文：“Good luck.（祝你好运）” 看不出是真心还是嘲讽。
开机第三天，新浪潮的反击来了。
这次不是针对项目，是针对人。一组夏知微的“黑料”在网上流传——有她在酒吧演出的照片（配文：夜店驻唱出身，能有什么好货），有她大学时和男生勾肩搭背的合影（配文：私生活混乱），甚至还有伪造的聊天记录，显示她“收钱抹黑同行”。
最毒的一招是：有人扒出夏知微的父亲曾因经济问题入狱，在她十岁时病死在狱中。这个话题被刷上热搜：#夏知微父亲是罪犯#。
“这是要毁了你。”秦朗看着那些恶评，手在抖。
夏知微却很平静。她关掉手机，继续看监视器：“秦导，这条过了，准备下一条。”
“你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