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黄的麦浪刚刚褪去,寒风就裹挟着零星的枯叶掠过北大荒。在这个略显萧瑟的季节,大大家里住进来两位特殊的客人——省城下放的魏大夫和高大夫,他俩都是哈医大的高材生。
魏大夫第一次出现在大家视野里时,正站在卡车尾板上卸行李。他足有一米八五的个头,肩宽背厚,却在弯腰时被帆布箱磕了眼镜 —— 八百多度的镜片滑到鼻尖,露出一双有点变形的憨厚的眼睛。
妻子高延站在一旁,细高的身形裹在洗旧的蓝格布衫里,两条长辫子用浅褐色胶皮筋随意绑着,正踮着脚替丈夫扶正眼镜。
这对新婚夫妇的行李简单得可怜:两个柳条箱、一个行李卷,还有用麻绳捆着的十几本精装书。
文革初期,来马场安家落户知识青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勃利县的下乡青年,还有一类是省城下放的高级知识分子。
魏大夫高大魁梧,小麦色的皮肤透着东北汉子特有的硬朗,他性格爽朗,有啥说啥,给人一种踏实感。可架在鼻梁上那副八百多度的厚眼镜,一看就是个整天泡在实验室的书呆子。
高大夫却和他完全不同。她细高的个子,身材苗条,杨柳细腰,两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在后腰。略长秀巧的脸上,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总像藏着星辰大海。她见了人不说话,先抿嘴一笑,那股迷人的书香气随之便扑面而来。
高大夫叫高延,她的父母都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革命。因为她出生在延安,为了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父母就给她取名高延。
他们住过来的时侯,福元和德禄早已成家,孩子多了以后,大大盖的几间屋子早已经不够他们住了。福元调到了外地,家也搬走了。德禄在附近盖起了三间全连队最漂亮的新房子。
大院里空出来的两户,一户由英桂住着,另一户便借给了魏大夫他们两个人住,栀兰就是从那时候起,和他们做起了邻居。
栀兰看他们没有啥生活经验,又和英桂同龄,便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关照他们,大人孩子都和他们相处得特别融洽。
高大夫在卫生所做医生,魏大夫被分配到农工班,跟嘉濠他们一块去大地里劳动。高大夫笑他说,“你连韭菜和麦子都分不出来,咋去地里干活呀?”
他们读大一的时候去农村搞调研,望着路边一望无际的麦苗,魏大夫想了半天也没搞明白,认真地问老乡,“你们种这么多韭菜能吃完吗?”
见老乡和同学们都哈哈大笑,魏大夫瞪着眼睛说,“笑啥?种这么多韭菜,咋吃啊?又不能卖。”
老乡掐了一个麦苗放到他鼻子上,“你闻闻,有没有韭菜味?”
他疑惑地看着麦苗,用手使劲捻了两下,一点韭菜味也没有。
从那以后,他才知道,路边那一大片一大片碧绿的”韭菜“地,原来是小麦。
魏大夫到二队第一天,就赶上割黄豆。他穿着笔挺的黑呢子长裤,看着地上密密麻麻黄豆棵,站在那里看了半天,镰刀握在手里比划来比划去,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嘉濠割出去几十米了,回头一看,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子还站在地头上抓耳挠腮呢地比划呢。
成熟了的黄豆荚又尖又硬,把手刺得又疼又痒,他顾了左手顾不了右手,手上的镰刀怎么都不听使唤。没一会儿,黑呢子裤腿上割了好几道大口子。
“这样不行。” 嘉濠笑着走过来,“腰要往前伸,不能弯着,不然的话使不上劲不说,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你就疼得受不了啦。”嘉濠说着叉开两腿,先拉开架式,给他做着示范。
他左手扶住豆棵下边没有豆荚的地方,右手握住镰刀贴近豆棵的根部,右手往回拉,左手往前推,两个动作同时发力,趁碰着这个寸劲,豆棵“咔咔”地应声而倒,发出了清脆又悦耳的声音。
收工后回到家,高延正对着那条破裤子发愁。她同样也不会做家务,对着裤子上的破洞,束手无策。
看看实在缝不上了,干脆拿医用胶布直接给粘上了。黑裤子上歪歪扭扭地粘上一条白胶布,叫谁看上去都觉得有点不搭调,可是人家魏大夫一点也不嫌丑,就那那么大摇大摆地穿着。
从那以后,魏大夫的黑裤子上总是横一道竖一道,歪歪斜斜地粘着大白杠。头几天,工人们看到这奇怪的打扮,还会偷偷憋笑,可日子一长,大家见怪不怪,反倒觉得这的打扮才符合魏大夫的身份。
上午高大夫到场医院去领药,顺便买回一只大母鸡。栀兰带着孩子们在门前边玩边跟她聊着家常。
洗好的白条鸡躺在菜板上,旁边的小盆里还有一大把香菜。栀兰以为是要等魏大夫回来剁呢。
没想到高大夫竟然把整只都放到了锅里,然后又不慌不忙地一样一样往锅里放调料。她抓了一把盐放进锅里,紧接着又去抓了一把。
栀兰见状急忙喊道:“高大夫,我看你放完盐啦,再放就不能吃了。” 高大夫慢慢转过身,柔声细语地笑着说,“我再放点白糖。”
“啊?你说放点啥?”栀兰张着嘴,吃惊地不知道该说啥了,院子里看热闹的小孩也都瞪大了眼睛。
高延看到她们的表情,笑着说:“放点白糖能提味,跟我妈妈学的。” 她说话时,用手把长辫子揽到身后,蓝布衫领口露出细瘦的锁骨。
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冒着泡,飘出一股奇怪的混合香气。她用筷子扎了扎鸡肉,把香菜放了进去。
“你说高大夫是不是上学上傻了呀,炖鸡肉怎还能放白糖呀?这咸不咸、甜不甜的,得多难吃啊?最有意思的是,临出锅还放了一大把香菜……”回到家里。栀兰跟嘉濠小声说着这两个大学生的新鲜事儿。
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鸡肉最后会是什么味道,从小到大,在他们的认知里,炖小鸡就该放辣椒、放粉条或是放萝卜、放土豆什么的,高大夫这种奇怪的做法,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魏大夫是个热心肠,晚饭一过,他的小屋里就坐满了人,英桂、逸卿和筱媛他们每晚必到,大家都爱听魏大夫给他们讲的那些新奇又有趣的事。
在“靠边站”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东北人一年到头都是在炕上吃饭的。所以在东北,家家都有这种小炕桌。魏大夫每天晚上盘腿坐在炕上,桌子上放一个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的大白瓷缸子。
“你们知道吗?我们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有个女同学见到标本,当场就晕过去了,脑袋磕在墙上,‘咚’的一声 ——”
孩子们听得屏住呼吸,高延则在一旁补袜子,偶尔插一句:“老李头的实验室养过一只会开门的猴子,后来被送去做药物实验了……”
有时讲得正投入,魏大夫会突然放个屁,他好像自己不知道那个玩意出来了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地继续往下讲。
大人们没有任何反应,筱媛和表姐们也都像没听见一样,神态自然地往下听着。
逸卿可能是实在忍不住了,”嗤嗤“地笑出了声。魏大夫一本正经地说:“你这小子,放个屁有啥笑的?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你有屁不放不就憋坏了吗?”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他又接着继续讲着。
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像魏大夫和高大夫这样的年轻人来到了马场。
他们中间有的是城里的学生,有的是干部子女,都怀揣着懵懂与迷茫,走进这片陌生的土地。起初,人们对这些 “文化人” 既好奇又有些隔阂,可朝夕相处中,彼此的距离渐渐拉近。
知青们被充实到各个岗位上,给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新鲜事,他们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用书本里的知识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